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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惠济民生，利通华夏，创医学之盛事，繁华纷纷，常言不识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汉代后加《伤寒杂病论》，为之四世，不识四世者，不服其药，为医学之宗。医以医理治未病之病，行以药性而煎制，医理不到，纵有良药而无能，药草半无，使良医难治。药草经良医阴阳五行之医理，以君臣佐使之策，行四性五味七情和合之理，病无不治矣。医家于是以医理治其病，行其药治于病，为中国文化下医学之本原，医家之根底。 自上世纪以来，受西学东渐之风气影响，加国人受理学儒教之毒害，不察中国文化之发展历史，以儒教尽毁中国文化，于是受一叶障目之短视，放弃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于不顾，盲目仿效西方，建立现代社会体系，西方现代药剂学，遂行中国。现代药剂学以科学仪器为依据，剖析药物机理为本原，为药而治病；中国药学，以阴阳五行为源，四性五味为本原，治未病之病，理不同，路不同，何必舍我而他求。 中国药学始创于《神农本草经》，相传起源于神农氏，再经伊尹制汤，口传心授而流传，到东汉时期，由于造纸术的诞生，有医学家集结整理成书，这是中国药学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神农本草经》本于阴阳五行，共收录了365种药物，合于一年365日，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这是阴阳五行之直接运用；《神农本草经》依据药物的性能功用，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称为“三品分类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药物配伍以君臣佐使为原则，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原则，结合药物之间七种关系，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情和合”的配伍策略；同时《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乃至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都有涉及，这是中国药学知识体系的独到之处，单凭这一点，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朽，从而成为后世医学家用药之本。 《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无论《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皆仿效而作。早期传有《胎胪药录》留世而不存；三国华陀弟子吴普作《吴普本草》，为前代药物药性研究之汇总，独论药性五味；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名医别录》为别于《神农本草经》，故为别录，同时又辑入新的365种药物，仍然使用三品分类法，而用朱墨分书是进步，同时附有方剂的体例，这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唐本草》是唐代苏敬等23人奉敕撰写，又叫《新修本草》，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载药850种，此书以《本草经集注》为基础，增补注文与新药；唐代陈藏器撰《本草拾遗》，又名《陈藏器本草》，《本草拾遗》惑于《新修本草》之体制，以此为起点对药物进行整理编辑，陈氏提出方剂学的“十剂”之说，根据病理在实践中确定药物作用，实践医学大道医药互证的理论，并以此来进行分类的办法，为后世医学界广为应用；五代孟昶命韩保升等作《重广英公本草》，又叫《蜀本草》，该书将《新修本草》增补注释，对药物图形的解说，是鉴别药物的一大进步；宋太祖诏命刘翰、马志等人修订《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称《开宝本草》，本书载药983种，同时制定了严谨的体例，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开宝本草》的体式范例，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令人称道；《嘉祐补注本草》是宋代掌禹锡等奉诏编纂成书，体例沿用《开宝本草》，并收录当时诸家本草所记的新药和医家所习用的药补入书中，又将当时诸家本草所记的新内容，采掇为书中注文，从而保存了很多失传本草的资料；宋代苏颂编著《本草图经》，本书搜集全国各郡县的草药图，参考各家学说整理而成，该书继承了前代以来的古代医药学遗产，补充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发现，绘制了大量的药物图形，加以文字说明，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性质、用途、采集季节、炼制方法、鉴别方法与配伍、禁忌等，图文并茂，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药学巨著；宋唐慎微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又称《证类本草》，本书系将《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两书合一，予以扩充调整编成，共载药1748种，药物分类大体沿袭《新修本草》旧例，以药附方，药图对照，但该书开启后世中国药学歧路，遂背离药学以阴阳五行为本原之路，后世药学以增加药物为虚名，不察药物四性五味之体用，药学诸家本草著作纷出，惑于药学传承，因此对后世本草发展影响深远，《本草纲目》即以此书为蓝本；元代王好古编《汤液本草》，载药280余种，阐述药性的气味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以及用药之法，并论述各药的药性与主治，为临床医家实用；明代李时珍惑于历代所著述的本草，庞杂众多，遂集成众多本草于一书，以《证类本草》作蓝本，编成《本草纲目》，该书最大价值是按照自然属性进行分类，暗合生物分类学的法则，把各种植物进行比较系统、明晰的分类，在分类学上是一大进步。 清代有黄元御作《长沙药解》，以药名为纲，结合方药证治，论述各药药性、功用、主治及用法，亦为临床不可多得的典籍；《本草纲目》后，虽然有多家本草著作，然无医家独到之处，不予登录。 中国药学源远流长，正其本自始于阴阳五行，药物于天生地造，秉天之六气，成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甘、辛、咸之味，医家通过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辨证施治的用药策略，方不负药学之千年传承；而北宋理学儒教诞生，《资治通鉴》开增其好之长，补恶其恶之短之风气，好其名利之虚名，不察文化用之本原，国人遂坠入理学穷巷。《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此等著作，妄自徒加药物之广博，忘却药学五味治病之本原，更加徒增所谓名医之术，用药动以滋阴补阳，而回人之本，少以数十位药物而续其命，究其本，皆误人子弟，图财害命；设若医者用心悟医学大道，救世人之余命，发展药物性味，挽他人以水火，桂枝，麻黄辈行经络之营卫，纵然药物千万种，终不可替，药物多有何用，更加有庸医者毁中国医家大道，增中国药学之无知，任无辜之人妄送性命。 中国药学是以《神农本草经》为本原，药物以四性五味七情，汇通于医家医理，而治未病之病为起点。观北宋历来所谓传世名医，医理不通于阴阳五行，只合于理学歧路，用药少则十几味，多则数十种，殊不知药如一国之君，只一王一后，多者国必乱，臣佐使辈多者定然乱其事务，用药之理也是如此；药物其性必明，君之令，事务通达，臣佐使应用不惰，则药物尽其性，医理统其病。若然使药物数十种之多，药物药性必然混乱于七情，君令为不明，臣佐使为拖沓，何以药治其病，此为后世医者所惑，实则不通达于阴阳五行，不明晰于本草五味，医理不通，难行五行生化之理，病不得治之本也。中国药学，不同于现代药剂学，必须以阴阳五行为本原，回医家本原之医理，察药物本草酸、苦、甘、辛、咸之不同，明升降浮沉之运化，通脏腑经络之定位，方可通达药物七情配伍；自古至今，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药物之味统纳之于五味，以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经于脏腑，显达君臣佐世之力，病何愁不治，天下则无无辜之人罔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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