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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王安石和苏轼两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俩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人物，而且都以词赋闻名于世，都获得过欧阳修的赞赏（当时欧阳修是作为大家是俩人的前辈），按理来说俩人应该是惺惺相惜才对，但是面对帝王政权，文学词赋已不能成为较为知己的元素。 
不只是在政权上，其实在词赋文学上边俩人也是不同的学派，苏轼代表的是古文运动，而王安石代表的是临川文学，所以说俩人不能说是死对头，但是也不会成为好友。 
说到苏轼和王安石的“仇”还得从北宋政权上说起，当时的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新政，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而当时的苏轼回家守孝三年回朝正赶到变法，而当时的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仕途生涯，直至“乌台诗案”又遭变故，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所以说苏轼和王安石两位大家从词友变为了政敌，也算是一种“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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