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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省出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现称之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当时称之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由于“非典”并不是新医学名词，尤其对呼吸内科医师“非典”又不是新的疾病，我本人作为一名呼吸内科医师，知道“非典”早在1938年就有了，现在为什么“非典”会造成人们的恐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医生们实在不解其意，但已经感到了“非典”的冲击波，当时抢购“板兰根”的浪潮已波及北京。然而对许多医师来说，最为关心的是“非典”的病原体，当时联想到国际上的恐怖事件，有人曾想到“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炭疽”、“鼠疫”、“禽流感”等等……？各种猜测风起云涌。 2003年2月7日李龙芸教授首次参加了卫生部及CDC召集的北京专家会议，首先听取了广东的疫情详细报告，继后讨论了“非典”的病因等，当时多数专家认为是病毒感染可能性最大，急切希望尽快揭开此病之谜。 北京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沈悌教授等也已经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指令呼吸内科在大查房时向全体内科医生讲述一下“非典型肺炎”。讲课任务落实在留永健医师身上。2月12日内科大查房时，留永健医师按照教科书和相关文献资料论述了“非典型肺炎”。由于当初并不清楚广东省发生的“非典”是一种什么疾病？其严重程度如何？有无传染性？呼吸内科医师们只能从当时披露的新闻中得到一些信息，大家均在推测病原体究竟是“支原体”、“衣原体”还是“军团菌”。那时“非典”也没有列入法定传染病，也不认识广东的那种“非典”实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疾病。 2月14日～2月17日，我和呼吸内科许文兵、徐凌医师赴海南参加“哮喘——健康呼吸”学术活动。参加会议的呼吸内科医师们都指望国内哮喘诊治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能参加会议，大家倒不是希望他能在哮喘诊治方面讲点新东西，而是希望他能在会议上讲述一下广东省“非典”流行的内幕和发病实质情况。但是很失望，钟院士没有到会，只是在小会上作了电话发言。他在讲话中提及，他已经忙于“非典”的诊治，对此哮喘会议已顾不上了。在座的呼吸内科医师当初并没有意识到钟院士已从“哮喘”改行，领军抗击“非典”了。不过，大家从他的发言中已经领悟到“非典”的严重性，可能这是一种不明原因的病毒感染所造成的急性肺炎。会议虽然在讨论哮喘的诊治，但是在这些呼吸内科教授的谈论中，不时吐出“非典”的字眼。“非典型肺炎的中国典型表现”等新闻也在会上流传。“非典”是什么病？“病原体”是什么？那时对于国内众多的呼吸内科医师简直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帐，想了解“非典”的实情也无从而知，真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2月21日到2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亚洲地区慢阻肺研讨会上，我和朱元珏教授与会。这也是一次国内呼吸学术界的群英会。钟南山院士终于露面了，他的到来无疑给会议打了一针兴奋剂，大家从他消瘦的面上意识到广东抗击“非典”的严重形势，许多临床医师想从钟院士那里多得到一些“非典”的信息，但是钟院士不知是繁忙还是另有任务，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大家只知道有许多“非典”危重病人等待他去抢救治疗，且“非典”的病原体不明。不过钟院士指出，2月18日新闻报道的“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原体”尚不好肯定，不排除病毒的可能性。 呼吸内科2月底得知，3月初召开的“两会”需要派一名呼吸内科医师当保健医师。根据以往的经验，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医师经常担当此重任，这次保健任务却落到了呼吸内科医师身上，未免觉得“受宠若惊”。毫无疑问，这与广东省流行“非典”有关。呼吸内科当时医师奇缺（这与北京协和医院西院开设新病房以及连续有3位呼吸内科医师出国有关），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在保证完成日常医疗任务的情况下，再派人参加保健任务，但是想到当时的严峻形势和政治任务，决定把正在管四段九病房的留永健医师派去参加两会保健工作。因为留永健医师已经对“非典”文献有所研究，可能较为合适。当时科里人员紧张，四段九病房的查房和管理工作只能落到我这个当主任头上，于是我走进病房，当起了一名代理主治医师，在徐凌研究生的协助下，当主治医师管病房一个月。说实在，这就是迎战“非典”的序曲。但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非典”是何物，只是字面上理解“非典”。实际上，如果那时大家只要有一些来自“非典”始发地的真实信息，就会感到很满足。 正当大家对“非典”进行万般猜测之时，“非典”这一瘟神已经把魔爪偷偷伸进了北京，人不知鬼不觉地突如其来。2003年3月5日第一例病例祸从天降，出现在301医院。在3月8日在西安举行的“抗生素研讨会”上，301医院呼吸内科刘又宁主任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在抗生素研讨会上提到了这例病例，与会者不约而同的把话题由“抗生素”转到了“非典”。很是巧合，当晚在收看CNN电视节目时，CNN新闻广播中打断新闻报告次序，首先以“Break News”的形式播报了香港“非典”流行的新闻，同时展示了一张“非典”患者的胸部X线片。看到这张胸片，众多教授一下子恍然大悟，如同大梦初醒，顷刻之间觉察到“非典”的严重性和致命性。“非典”的胸片如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一样，我当时在会上发言时这样如实地说。得到这些“非典”信息对当时的呼吸内科医师多么重要！如同“久旱逢甘雨”。此“非典”并不是一般医学教科书所指的“非典”，病原体也绝非是“衣原体”。 有人说，现代化战争是信息战、电子战等等。当初正逢美国向伊拉克开战前夕，两场战争正向人类逼近，一场是有硝烟的战争，有一条明确战线，一场是无硝烟的战争，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这场战争中的“备战阶段”，号称白衣战士的我们消息闭塞，信息不灵通，情报不正确，这与以后“非典”斗争的初期，国内其他医院内有那么多白衣战士在一线倒下和遇难密切相关，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已很难令人理解。 西安抗生素会议一结束，我回到北京，在3月12日早晨8时在四段九病房交班会上，我第一次向全体病房医师、护士发出了“非典”的严厉警告，告诉大家“非典”已到了京城，“兵临城下”，而且“非典”已在香港大爆发，香港一个病房内已有大批医务人员感染“非典”后到下。要求密切注意“非典”动向，把好病房的大门，千万不要让“非典”病例混入病房，感染我们病房的患者和医务人员。 3月13日，李学旺院长召集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主任紧急会议，紧急通知大家“非典”病例已出现在301医院，要求大家“内紧外松”，并商量对策。经研究，目前主要是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提高警惕，紧急采购1000个加厚口罩（12层以上），发给一线医护人员，尤其是呼吸内科和感染内科、急诊室的医师。就这样3月中旬呼吸内科和感染内科医师已戴上口罩出门诊，在当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月14日(周五)早晨一上班，根据当时的形势，我马上通知大内科总住院医，凡是“肺炎合并高热”的患者一律不能收住普通呼吸内科RICU及四段九病房。同日又立即赶往住院处察看呼吸内科住院证，将“肺炎和高热”患者的住院证立即从住院处撤出，并通知患者先门诊就医治疗，使用抗生素治疗观察，暂缓住院。从这天开始呼吸内科已经采取一切措施，坚决将“非典”病例阻挡于普通病房之外。避免发生“非典”疫情在医院普通病房内蔓延的悲剧，因为我已得知香港A8病房由于收治了一例“非典”病例，同一病房几十名医护人员及其他患者均不幸染上“非典”，整个病房被迫关闭、隔离。这一惨痛教训，已是前车之鉴，后车之履，应该充分给予注意。 与此同时，我还通知呼吸治疗中心，如果“非典”病例出现在北京协和医院，那么呼吸治疗中心的呼吸机将派上大用处，希望早日作好准备。并告诫呼吸治疗中心，“非典”是一种极强的传染病，需加强防范，做到未雨绸缪，要求呼吸治疗中心为这场战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既要有足够的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机，还要准备好一批一次性使用的导管，并设法解决呼吸机的消毒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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