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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戴诗成 《史记》据说是一部大书。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是，史家司马迁以其超拔于一世的独特史观，赋予了众多历史人物应有的地位与评价，诸如把项羽、吕后写入“本纪”，孔子、陈胜写入“世家”，都体现了这一观点。 然而，再高明的史家毕竟也未能完全免俗，特别是在其思想学养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时代（据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书中考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均为司马迁早年作品），著述当中自然不无缺憾。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是否也有其可议之处？  一、刘项问题为什么重要 笼统的说，司马迁可以认为是生活在汉朝初年的人物，再具体一点，他出生在西汉王朝的第五代领导人即汉武帝时期，距离汉初立国大约七十余年。在这个时间点上，重新回顾与解读当年楚汉之间的那场殊死较量，具有不可否认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一个“折戟沉沙铁未销”的时代，部分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仍然健在，关于那场战争的街谈巷议仍然在口耳相传。即如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而周游列国，采访遗闻轶事，即被近代以来胡适派的史学家认为是开了中国口述历史之先河。 其次，这又是一个有着较为充分的时间距离，可以让史学家具备更多后见之明的时代。尽管当政者汉武帝仍然是开国者汉高祖之苗裔，但短短七十余年间，汉王朝治国理政的方针已经几度变化，从与民休息、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时代不仅允许、甚至需要司马迁对刘项的历史作出重新评价。 复次，很少被注意到但却最为重要的是，对刘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与当前汉王朝的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刘邦为什么胜利，项羽因何而失败？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关系汉王朝当局统治之合法性来源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史学家，对此无法回避。  二、司马迁如何写刘项 通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一个显而易见并且被大多数文史学者认为是司马迁伟大之处的特点是，他几乎是以“扬项抑刘”为主基调。 历朝历代吹捧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学者一般认为，司马迁对刘邦、项羽的人物形象刻画足可看出他对两位历史人物的爱憎分明。刘邦不事生产，好酒及色，到处混饭吃，临到危急关头可以抛妻弃子，甚至不顾父亲的性命，活脱脱的市井无赖形象。项羽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又从小就树立了“为万人敌”的远大志向，打起仗来“未尝败北”，大概正是司马迁所景仰的人物形象。这些都为历来学者所共见，兹不赘述。 但笔者认为，人物性格的刻画毕竟只是历史撰述中的细枝末节，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司马迁存在“扬项抑刘”的倾向，未免失之武断，而且无法回答以下两种质疑。 其一，司马迁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隐瞒了什么？从楚汉分立到天下统一，中间隔着一场内战。这场内战是谁挑起的呢？对此问题司马迁不会不关心，也不会不了解。事实上，楚汉之间曾实现过两次和平，第一次撕毁和平条约从汉中主动出击三秦的正是刘邦，第二次撕毁停战协议突破“楚河汉界”的还是刘邦！对此，司马迁都没有明白指出，而只是将交战经过一笔带过，如果他真要“扬项抑刘”，又怎能放过这两个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 其二，司马迁在历史必然性方面想要强调什么？尽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最后用一段“太史公曰”否定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似乎是否定了刘项之间的胜负存在某种必然性。但细读刘项二纪之下，笔者发现司马迁似乎处处在强调一种历史必然。 不同于项羽的俗骨凡胎，刘邦从一开始就“上常有龙”“上常有云气”，他和吕后也被不知名的算命先生称为“贵不可言”和“天下贵人”，甚至秦始皇都看出了“东南有天子气”。  特别是，司马迁还把赤帝斩白蛇的传说郑重写出，以与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相配合。他也许不完全赞同“天亡项羽”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刘邦为天命所寄是毫无疑问的，从而汉王朝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容挑战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迁虽为吾国具有独立思想的史学大家，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他固然更加青睐或者同情项羽，但他基本上还是认为刘邦的胜利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也仍然回护刘邦。 三、结论 重读刘项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司马迁“伟大”光环之下的某些阴影，他意欲“藏诸名山”的不朽巨著，对于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如刘邦，应当不无“小骂大帮忙”的意味。 笔者认为，对司马迁史学的剖析，同时也不失为对史学本身的反思以及对我们自身历史观念的检讨。 如果我们总是冀图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来证明当下的某种合理性、必然性，就势必要泯灭原本分明的大是大非，并且陷入近乎独断的理论困境。这种尝试不仅是对史学家人格的自我降维，也终将危及史学本身的独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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