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今名石简谱（十）——文房名印石

△ 印章石集萃

印章作为凭信之物，始于先秦。学者罗福颐编著的《古玺汇编》，收录了3800枚战国姓名印，可以看出先秦印鉴的普遍使用，但大多只是私印，以铜为质。

汉印艺为宗

篆刻艺术家奚冈曾于印边款识：“印之宗汉，为诗之宗唐，字之宗晋。”汉印在中国印学史上，是一座不可迄及的高峰，它的大气、古拙,两千年来为印界仰止。这与汉代官员的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汉《说文解字·序》说：“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认字多、书法好，才能作秘书官，这为汉印制作打下基础。治印艺术，讲究书法、章法、刀法三法俱佳，相辅相成。明甘旸《印章集说·章法》说：“布置成文曰章法。欲臻其妙，务准绳古印……那让取巧，当本乎正。使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串而不悖，始尽其善。”汉印章法，整体均衡协调、朱白兼顾、气息贯通，技艺高深。汉印的刀法也十分精湛，不仅印面线条流畅，印底也光洁工整，突显功力。

魏晋唐宋印艺不足取

中国的印章篆艺从魏晋开始走下坡，至唐宋至谷底。但收藏鉴赏印的使用，却是对印学的极大推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明跋尾印记，乃书画之本业耳。”把印章艺术提高到与书画同等的地位。甘旸《印章集说》：“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的书画，被宋代皇帝掠去，书画上大都钤有“建业文房之印”。金人缴获宋徽宗、欣宗两帝玉宝28方，各种收藏、吉语等印35枚，可见当时书画钤印已经普遍。宋米芾在《书史》中说：“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尽更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篆皆无法。”米芾指出了宋印滥用的弊病。苏轼《东坡尺牍》中有给米芾的信：“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印却纳。”从信中可以看出，米芾也为东坡治印，两人对印之积弊，皆有同感。

△ 青田黑白石

元明清文人印学兴起

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在《印史》中批评不合古意的流俗，提出复兴汉印古雅、质朴的风尚。元末刘绩《霏雪录》记：“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山农为煮石山农的简称，是元代画家王冕的号，花药石即叶腊石，图书乃印章别称。赵孟頫、王冕在印章中的贡献，为明清印学起到推动作用。

明清以来，随着文人学者大力治印，论著增多。尤其是印章边款的创作和软质印石的使用，使我国印学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达到继两汉后的又一个艺术巅峰。

明代周应愿在《印说》中写道：“文也，诗也，书也，画也，与印一也。”这种“印与文诗书画一体说”，将印提升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明代金光先《印章论》说：“夫刀法贵明笔意，盖运刃如运笔。”明文学巨子王世贞讲：“论印不于刀而于书，犹论字不以锋而以骨力，非无妙然。必胸中先有书法，用能迎刃而解。”明朱筒《印经》说：“印先字，字先章，章则具意，字则具笔。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刀法浑融，无迹可寻，神品也；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有别趣者，逸品也；有刀锋而似锯牙癕股者，外道也；无刀锋而似铁线墨猪者，庸工也。”以上大家“笔意说”的精妙理论，使治印进入了更高的艺术殿堂。

△ 巴林鸡油黄印

明苏宣在《苏氏印略序》中说：“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不法钟王，而非复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清初学者周亮工在《书陆汉标印谱前》中说：“陆汉标以予言为是，故任印能运己意。能运己意而复妙得古人意，此汉标之所以传也。”苏宣与周亮工提出的“入古出新”和“运己意说”，是对明代治印，出现一味刻意模仿，而失去自我的警示。为治印一道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晚清印学大师赵之谦在其《苦兼室论印》中说：“刻印以汉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象，迄于山水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印以内为规矩，印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赵之谦“印外求印说”，是讲治印功力在印外，功力所至，触类旁通。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印学宝库。

印学的流派与四大名印石的形成

由于印学的成熟、软质印料的普遍使用、书画诗文与印章结合得越发紧密、文人学者操刀治印成为时尚。经过明清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高手，形成艺术流派，主要有吴门派（代表人物：文彭）、皖派（代表人物：何震）、浙派（西泠四家：丁敬、奚冈等），后四家陈鸿寿（号曼生）等，以及赵之谦、吴俊卿（字昌硕）等。这些著名大师，共同缔造了印学的辉煌。

中国文房原为三大名印石，有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至清代始成形。20世纪70年代巴林石被重新发现，列入文房名石中，中国文人四大名印石遂成定论。

来源：《中国盆景赏石》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