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之一。王羲之的书法艺术高超，融通古今，兼擅各体，成就辉煌。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取得，除了因为自身天赋极高、刻苦钻研外，还与其所沐浴、滋养的琅琊王氏家风有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琊王氏，因拥有累世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数量众多的文化名人，被后人誉为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之一。沈约曾对其称赞道：“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世之盛者。”侍中王僧虔曾自诩道：“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王氏家风醇厚绵长，尊礼重教，在王羲之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并因其而发扬光大。 淡泊名利 随遇而安 按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规定，出自名门望族的王羲之，本可以凭借宗族的庇荫平步青云，纵横官场，安享荣华富贵。但生性豁达的他，却能够超脱世俗的局限，看淡权势，向往山水田园的生活，喜欢在纵情山水之间追求生命个体的超越与自由。早在年轻时，王羲之便能对望族郗氏的登门选婿之举不以为意，不学其他同宗子弟着意整饬，只是随性坦腹而卧于东床之上，没想到却也因此得到郗氏族人的青睐，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东床快婿”的佳话。其自由洒脱、率性而为的天性由此可见一斑。 及年长入仕后，王羲之也没有将高官厚禄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反而更喜欢在从政之余与友人衔杯引满，兴言高咏，在山水之间以文会友。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兰亭之会”。是年的上巳日（阴历三月初三），王羲之在山阴兰亭召集诸东土名流、属官等40余人，曲水流觞，赋诗饮酒，纵情欢乐，并在席间即兴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 公元355年，素与王羲之“不协”的骠骑将军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并对其挟私报复。王羲之无奈之下，只好称病辞官。并为此专写誓文一篇，宣读于父母墓前，以示从此彻底脱离仕途。 但赋闲归家的王羲之并未因此自怨自艾、意志消沉，却转而与友人结伴，“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更与道士许迈“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直到去世的前一年，王羲之还打算远游四川，一睹蜀地风物。 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充分说明不为官累、恣意田园一直都是王羲之内心深处的理想追求。而这份不以权力为进退的豁达，也间接成就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和艺术成就。 勤政爱民 廉洁奉公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士大夫普遍谈玄论佛、不思进取。但王羲之自年轻时即深受先辈家风的影响，秉承儒家积极入世、修齐治平的理想，时刻以国家、民生为重。他一面公开批评清谈之士“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一面积极关心时政，力求匡复社稷。 自公元325年至公元355年间，王羲之先后担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在从政的30年间，爱国忧民、匡扶救世，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念始终贯穿着他的仕宦生涯。王羲之出任江州临川郡太守后，为造福民众，全力清理积弊，使当地政务大有起色。在任护军将军后，鉴于兵营中兵员不足、军事装备陈旧、战马瘦弱不堪的现状，王羲之发布《临护军教》，全力予以改变。在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还多次上疏朝廷，针砭时弊，救民于水火，有效改善了会稽的社会现状。 总体看来，王羲之为政之时，多次为民请命，力陈弊政，敢于得罪当朝权贵，尽职尽责，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对待权力，不角逐、不滥用、不谋一己之私利，却能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其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为政思想，足可垂范后世子孙。 精益求精 臻于至善 作为“书圣”，王羲之在楷、草、行等书体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所作的《兰亭集序》，运笔矫健清宛，风骨爽峻，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无论文字内容上，还是书法艺术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但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王羲之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琅琊王氏世代精通书法。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擅写隶书和行书，叔父王廙曾是当时成就最高的书画家，号称“江左第一”。在此家学熏陶下，王羲之自幼即研习书法，16岁时，书法和绘画已能看一眼即可临摹，所谓“书画过目便能”。 但王羲之对自己的成绩从不自满，每日坚持临帖练字，以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据传，王羲之早年刻苦练字，经常到池中洗刷砚台，以至把池水染成墨色。此外，王羲之在会稽时曾痴迷于鹅，且不惜手书《道德经》与道士换鹅。他通过细心观察鹅的体态姿势，“悟入鹅群行水势”，竟于鹅的姿势情态中悟得书法执笔运势之妙，从而使书技更加精进。 王羲之这种沉迷艺术、追求极致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子孙。史载其幼子王献之五六岁起，便在父亲的影响下研习书法。并在父亲的亲自教导下，苦练书技，10多岁时便已颇有成绩，并最终成为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位书法名家。二人既为父子，又为师徒，“二王”在后世亦成为书法典范的代名词。 勤学崇礼 孝悌立身 对子弟及家庭成员的教育和训诫，一直是琅琊王氏家族一贯重视的传统。王羲之在自己5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一方面，恪守先祖遗训，遵奉儒家礼教，勤于治学，精于练字，勉于为政。另一方面，在治学从政的过程中，王羲之还利用各种场合，以儒家礼法教诲子弟，身体力行地影响家人，并劝导子嗣明经守礼，有所作为，恪守并延续王氏家风。 在屡被后人称道的“兰亭之会”中，参与者除了时贤名流外，王羲之还携带自己的几个儿子前往，共享盛会。在晚年辞官誓墓、赋闲归家后，王羲之更是携带第六子王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同时，大力“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之礼。 通过这种方式，王羲之向后辈子孙传达了自己“率性旷达”的真性情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从而以言传身教的形式传达自己的优良家风，以期影响和改变后人的处世准则和人生态度。 受王羲之良好家风的影响，其诸子之间感情和睦，谨守孝悌之礼。第五子王徽之和第七子王献之感情深厚。 王羲之利用自己50余年的人生履历所诠释、体悟、传承的家风家训，是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济世救民、匡扶社会的儒学情怀，追求天性、恣意山水的玄学理想，以及淡泊名利、不尊权贵的洒脱气质，不仅对当时的王氏后人影响深远，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原创 李秀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