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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孟浪作品的意识表现风格说起 《一个孩子在天上》是孟浪正式出版的第三本诗集，虽然只有几十首短诗，却几乎揽括了孟浪1996年以后公开发表的诗作，而且大都是客居美国的作品。2004年5月8日，“波士顿论坛”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公共报告厅举办了《一个孩子在天上》的专场研讨会，主题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开阔地带”。*1在我看来，这个主题表述容易导致对孟浪作品的误读。会上引言人有一种暗示，孟浪的作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横跨，即兼具这样两个功能。引言人还特别强调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诗人和政治家两种身份可以兼容。我想引言人应该是说诗人与政治异议者可以兼容。我不否定孟浪有的作品直接针对了某些政治话题，而且我也承认凡是诗人都有政治异议性。但我觉得当孟浪的诗歌涉及到对政治事件的回应时，恰恰是孟浪作为诗人向下的一面、坠落的一面，不能代表孟浪诗人最本性的方面。 这部新诗集和孟浪以前的正式出版的两本诗集保持了某种一致性，尤其与第二本即在台湾出版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在意识表现风格上一脉相承，这表明孟浪已经成熟到足够标志一种诗歌范畴。诗人麦芒先生谓孟浪二十年步伐依旧，既是指他的外形，也是指他的诗歌气质，这很对。在这本诗集，诗人并没有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汇集流亡岁月的素材或表达某种流亡生存状态，相反，仍然取材于十分抽象的思维空间，沉迷于正在悬置中的精神意识世界。取材抽象，并不等于说孟浪空洞，也不是说他固执（尽管这方面都是有些的），而是暗示着孟浪本质上是诗人而非旅人。时间在动、空间在换，但他的心依旧沉溺在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自觉出入的意念世界――“在抽象气质的诗人那里，外面的世界早就死了，人世间的代际早就消亡了。”*2 孟浪的大多数作品都显见了生活具像的缺席，而成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个人观念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北岛的爱恨情结，没有江河、杨炼的历史图腾，没有韩东、于坚的日常关切，更没有周伦佑的语言欲望。他以抽象意识浓缩了全部时空，一切现实的过程都成为他思想里静止的事物――从时间上说，是“今年，我五年前就回忆过了/五年前，大家都聚集在了今年”（《当灵感咆哮起来了》），或者从空间上说，是“家的硬壳/贡献撩人的纹理和质地//当然还有茧，或者痂/从粘连到脱落//哦，终于被剥离/孩子们涌出，就像热血”（《家的硬壳》）。通过意识的某种提升，或者某种程度上使日常生活放血的方式、苍白的方式，孟浪使自己获得了汉语现代诗人的骨架。请读《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 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 而我可能是，也还优秀。 大地被时间裁成课本 鹰偶尔才翻动它 我终生在读。 新娘在空中飞来非去 他裁取了鹰的翅膀。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理解艺术观念和具体生活的关系时，对于抽象的个人观念表现具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偏爱，并由此阐发现代性的内涵和现代意义创作者的存在性。他说，“现代已经把人，个人，我思，变为一切的基础。这个新的世界观念同时也导致新的艺术作品观念。它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独特表现。现代的个人主义正是在艺术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找到它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认可，自己的光荣，自己的纪念碑。”*3在我看来，孟浪正是持有这种内涵的现代诗人，他并不为生活所存在而是为自己的一切所存在，作为诗人他在进行着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精神旅程，从而摈弃了作为生活的并不完全属于个人体验的具体（具体生活场景对于我们来说往往只是一种社会关系群构成的社会网络）。对于孟浪来说，他虽然有具体生活的一面，在俗世的生活层面体会到某种所谓责任，但是多数时间，或者说在写诗的时候，他总是立即转向一个观念化了的世界，上浮到一个更飘忽的地方，在那里藉助抽象的个性诗思，挣扎着重审或挂念着所谓的俗世。 二、孟浪的诗人定位：从这里到那里不是问题的现代联姻 每个诗人之为诗人，都有个不可复制的诗人定位的问题。诗人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相似，皆以具备批判的素质为内在条件，从这方面说，诗人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诗人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经营的是知识，即传播和再造知识，而诗人的经营则是特定的产品――“诗歌”。只有反抗、没有诗歌，即没有所谓诗人。诗人都是从对现实的反抗开始的，但是最后都须诗人定位来成就自己的诗名。 北岛便是一个极具反抗气质的诗人。他首先是以政治以及文化的异议者面目向中国诗坛扔出巨石，从而引起了巨大的注意。“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4，多么刺激，又多么令人心酸！其次，他激活了一种久已隐没的中国诗歌传统的忧思品质以及诗言朦胧的美学观――这样，虽然是传统的但在当下却是绝对新鲜的，独特的，这是一种复活的传统。北岛的“朦胧诗”是一种中国抽象诗歌文化的时间具像。北岛因此成功担当了文革一代的诗歌代言人，当北岛写出他的“朦胧”诗句时，这样的文体、题材、意识在当下便已经永远属于北岛的了，永久地烙上北岛“所有”的印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诗人来说，它们便已经成为他有。我们的传统诗学衰朽了，但北岛的却永远栩栩如生。 对于在北岛盛名之下写诗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能够使自己获得一种诗人身份（诗人定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往往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前人有诗题上头”的感叹。孟浪却是一个幸运的突围者。凡是诗人都是反叛的，孟浪也不例外。孟浪没有北岛一代独特的生活历史，在开始写诗时只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而已――我们这一代人一开始写诗时都如此。然而，我们天生不缺反叛的欲望，由于独特的教育体制，我们这些“大学生诗人”虽然还没有走出校园经历生活磨砺，对于体制的窒息却都并不乏丰富的经验――而后来我们遭遇的各种历史事件不过是验证而已。当80年代孟浪完全以异类的外表而现世时，当他骚动不安到处走动时，他的反叛从此便无休无止。安定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了，除非他要结束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这种反叛还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式的异议。首先，孟浪反叛的不只是这样那样的政治，他反对一切政治；其次，孟浪反对的不只是政治，他反对一切定格了的世俗，反对一切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反叛所有的既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反对一切滋生现实政治的根源与条件、一切与现实政治生活配合、互动的事物、一切与政治妥协有关的精神状态――所以，他喊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然而，到此为止，政治反抗者也罢，文化异议者也罢，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也罢，还都不是孟浪的诗人定位，而只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出发点。 在PASS北岛的口号中，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朦胧后的中国诗学发生了转向，西方诗学对于许多迷恋于写诗和反叛的中国青年来说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在其中诗歌青年们体验到了一种新奇或刺激，然而也出现了人们后来所诟病的消化不良或曰诗歌异质化的种种问题。孟浪正是这些诗歌青年中的一个，但是他又是其中幸运的一个，是消化甚好从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在貌似空洞的诗歌形式里，孟浪为汉语诗歌的演绎提供了一种现代转折契机，即以一种以意识表现为进路的诗歌体验将西方诗歌资源成功地引入到中国诗歌框架里，因为观念媒介避免了贫血，因为个性坚守挽救了异化，意识表现与诗人独特个性的联姻，导致了一种现代汉诗典范的诞生。孟浪毫无疑问是这种意识表现主义新汉诗的代言人。他早前的诗集《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即是最恰当的例证。 《一个孩子在天上》的许多作品是以孩子或者学生的活动为中心的，而这个孩子的世界，当然就是他本人意识深处的一种心甘情愿的缴械。在这部新诗集里，孟浪采取的诗歌路线，在某些方面使我联想到美国现代诗人弗罗斯特（Frost）39岁出版的处女诗集《一个男孩的意愿》（A Boy’s Will)。弗罗斯特的这部容易招致误读的作品堪称英美世界现代诗歌的一个典范，预示了“文学作品里的一种崭新的力量”。在这部作品，“被强制而生活”的诗人出人意料地将那种自由、‘非强制’的生活表达于男孩的简单世界以及音乐的美妙和灵巧之中 。弗罗斯特所做的，是对“我被强制活着的一种生活的非强制表达”，这正是对具有强制性的现代社会的生活一种非常有效的意念颠覆*5。十几年来，孟浪的诗歌主题主要有意无意地集中到与天有关的事件或事物上，这是他的精神方面的一个时间装置：他是一个渴望在脱离地球引力的高处存在的诗人，而“孩子”就“在天上”的某个高处游戏着。孟浪恍惚中的意念世界，恰似天上孩子的世界，没有预设，无边无际，亦不明白强制为何物，或者说强制缺失了。请看《无题》：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 一个孩子在天上 像趴在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书纸上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铅笔淡淡描出无数个孩子的样子 一个孩子在天上 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 这种以意识表现为中心的方式，正是20世纪在西方处于主流哲学地位的现象学的基本成果，而恰恰与当下在中国本土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主体论和认识论构成另一个极端，因此意识表现主义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思想抵抗行动中具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北岛的诗人定位在于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诗歌资源，那么孟浪的诗歌定位在我看来则在于他成功地吸取了现代诗歌资源――这条诗歌脉络形成于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之际。所以，北岛所做的是复兴中国诗歌传统，而孟浪做的则是接下来对这种复活了的中国诗歌传统的伦理框架进行一种现代意识结构的颠覆。*6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北岛几如惠特曼开创美国新诗时代那样开创了朦胧诗以降的中国自由诗时代，我们似乎可以说，孟浪则似弗罗斯特进行了美国新诗现代转化那样将中国自由诗运动推进到意识表现的现代场域。 需要提及的是，或许有人把孟浪归入流亡诗人，但是在上面我实际已经否定了这种依生活形式或身份类别归类的意义。孟浪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特点的确是流浪甚至是流亡，然而流亡本身不是孟浪作为诗人的定位，而只是孟浪作为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不能摆脱的生存状态。当然频繁的物理的流浪或者流亡事件，对于孟浪领会“地域解码”、突破文化地域主义视野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得以避免沦落为狭隘的地域诗人或者地方文化主义诗人。*7海德格尔曾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8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本真的安居，才有诗人的存在。这里本真的安居不应指物理的定居，而应指精神的无遮蔽存在。然而，无遮蔽只是诗人的希冀归宿，却难以成为精神的现实。与物理的流亡相关的一个词是精神的恍惚，而精神恍惚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品质。因为在恍惚之中，人充满疑问，也就充满度测的冲动。荷尔德林故云“诗是一种度测”，“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9按照超现实主义诗人林北子的阐释，在世人的眼中，现代诗人倒永远都可能是“一个白痴”或者是“早晨四点钟的蝙蝠”，即一个精神恍惚者。孟浪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流亡之后才精神恍惚的，在客居美国之前，无论在上海、还是置身其他地方，他都无疑都是一个精神的恍惚者，由于令人窒息的政治语境，这种恍惚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于意念语言的人，更是无法驱离也无从驱离。然而，正是这种恍惚造就了他的意识表现手法的一贯性。 三、孟浪传统主义的悲观一面 然而孟浪与弗罗斯特仍然具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弗罗斯特的诗歌意念世界是可以与他的居住地文化现象互相贯通的，尤其是通过将一种“十足的真挚性”且具音乐感的语言引入其诗歌之中，避免了形式上的苍白*10；然而孟浪却似乎更着重维持其意念的原始形式，因此他的诗歌也就难以避免过于空洞性的指责（这是我和一些朋友曾经批评过孟浪的地方，虽然这种批评看起来并不是推倒性的）。当然，我仍然认为，这种空洞比那些只会致力于具体生活叙事的诗歌即所谓现实主义诗歌的意义显然要丰满得多，也比某些鸡毛蒜皮式的语言批判现实主义有趣得多。另一方面，弗罗斯特的诗歌意念要更为纯粹，例如在《一个男孩的意愿》，他的“Boy”如此单纯，“见证着岁月正如其最美好的样子从他这里轻松溜走”（see days slipping from him that were the best for what they were）。而孟浪似乎缺少弗罗斯特的那种超越的纯粹，总是不断受到现实事件的羁绊，总是为他意念中的世界揪心，似乎一切都是袖中之镜，只好反复反复地沦为西西弗斯。 麦芒先生评论中认为，孟浪诗歌具有“孟”或“刚”的一面，但在我看来。孟浪诗歌中的某些悲观主义色彩似乎更应引起关注。在《无题》结尾，孟浪忽然倾泄出诗人自己对被教化的世俗的恐惧和绝望，猛地把我们从意念世界推回到现实的悲惨体会之中!――“哦，教员在降临――/一个孩子在天上用双手紧紧按住永恒：/一个错误的词。”又如，《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最后一段，“当我成为校长，满是眼泪，不是威严/柔软的闪电写字，并委地/哦，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我枉执教鞭。”在孟浪那里，他总是为现实而警醒：教员在降临。最揪心绝望的，还是《回收灯塔的人，在归途中》，一句“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清晰地显现了因现实与意念交战而疲惫不堪的诗人： 回收灯塔的人，在归途中 他已触礁，――－太多的塔影飘零 此前塔曾经专注于从水面 把自己的足迹打扫干净 这桩虚妄又严重的事务 让他满载而返时遭遇不幸 另一个海图测绘者的自转 仿佛一面信号旗疯了，全然疯了 他在缤纷的空域盘旋 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 无法降落：从挂念到悬念，月亮啊 他如法炮制的又一面袖中之镜 诗人的意识试图向上飞升之际，总是发现生活的外壳竟是如此之重，使得他有一种相反的下落的悲情――从挂念到悬念，却又无法降落，自由者哪里能够在现实中着陆呢？于是他被悬置了，在一种向下的力量中盘旋着，悲壮地悬置着。在孟浪的诗歌里，不时涌出一些伤感乃至绝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加重了孟浪诗歌的传统美学性，也使他的作品里有了一点古典英雄挽歌的气质，但是却大大减损了他的诗歌意念超越的现代价值。由于意念表现的超越，他原本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诗歌阵营的，然而现在人们却因为这种古典的悲观情感，又不能不把他与某些极具中国传统意义的古典诗人诸如屈原、杜甫等等联系起来。所以，与其说孟浪在政治与诗歌之间徘徊，不如说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四、一点余论：关于现代诗人的使命问题 人们经常提到现代诗人的使命问题，尤其在置身于极权时代或后极权时代应该承担一点什么的问题，以此暗示现代诗人应该担当一些现实的政治的道义责任。但是我完全不同意像理解政治家的使命那样理解一个诗人的使命。实际上，诗人与政治家是分道扬镳的，政治家尤其是异议者追问的是权力正当性问题，而诗人则追问诗歌创造的延异问题。诗人通过诗歌延异，并不解决任何关于现实的正当性难题，只是实践着诗歌自身范畴的不断超越。尤其对于现代诗人而言，他们因为沉迷于个人的意念自由，毋宁说是一些充盈了意念本能和自我超越能量的特殊个体，即他们是一类负载意念本能的超越的人，所以多半是没有现实使命感的人。如果一定要说诗人现代必须为某种什么而作出承担的话，我以为，那么只能说现代诗人必须为真正的诗歌写作而承担。 然而，什么是现代诗人的真正写作或者承担呢？在我看来，永远没有正面的终极的答案。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他们只以超越现实的能力和本能观、思、写，他们要推至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精神极端――他写出他的愤怒、批评、情感、哆嗦、不知道的勇气、莫名的苦恼、还有永远不能解释的情欲激情以及直觉等等，最终是虚无和虚妄。除此之外，不要对现代诗人再期望什么。他们也永远不解答如何超越这样的问题，超越的问题打提出时起就没有解答的必要，只需不断地提出，每一次提出其实就是不断地虚构和不断地扩展，一次无需结果的但是很有意义的努力。这也正是现代诗人的无尽的悲喜交集所在。好像诗人严力和林北子都说过，我们诗人便似挖地洞的老鼠，某种程度上他们大抵是说对了。 但是，一个人要进行现代诗歌创作或者说要成为现代诗人，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共同障碍前提需要清除，以使自己得以从现实生活的躯壳里解脱出来：首先就是得用一种完全怀疑的态度使自己与现实生活适度分离。这样，他的精神空间不会被现实的生活琐碎所纠缠或者填满，不至于陷入解决现实问题的应对思考之中。写诗不是为解答现实生活难题。其次，对于文化传统也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虽然不是非得采取蔑视一切既有生活形态、厌倦一切文化符号的态度，或者采取对我们现有的全部文明表示极端怀疑（不论是所谓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历史的还是现存的）的立场，诗人至少应该避免自己被文化传统所完全吸引或者吸收。诗人绝不是任何文化斗士或者文化布道士的同盟。再次，要与既有的诗歌库藏做诀别，也就是要做好延异的准备。诗歌是绝对不容许重复的，是不得复制的“产品”。当然，分离、保持距离或者诀别，不等于隔断、割裂或决断。 注释： 匡南，诗人，文学评论人，客居波士顿。邮箱：wqlong@hotmail.com 1 2004年5月8日下午，“波士顿论坛”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举办“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开阔地带”专题讨论及诗人孟浪新书介绍。孟浪主题发言，王丹引言，麦芒主评。本文根据我在会上的发言整理。 2 参见匡南：《诗人的存在》（未刊稿）。 3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251。 4 节自北岛诗作《履历》：“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到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到不是为了应付/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我们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 5 参见Poems by Robert Frost： A Boy’s Will and North of Bosto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H. Pritchard，Signet Classic (Penguin Group), 1990, P 8，13. 有趣的是，对于A Boy’s Will的现代性，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几乎失之交臂。1913年7月的一些英国评论认为这些诗歌具有“简洁”（simplicity）的品质；同年9月份艾兹拉庞德的评论也认为，这部作品具有“十足的真挚性”（utter sincerity），但存在未雕琢的缺陷。这些评论都忽视简洁或者真挚之外的意念超越意义。参见同书，p 9。 6 关于意识伦理结构的现代变化或者说“价值的颠覆” 的意义，可以参见现象学社会学家舍勒（Max Scheler)的著作。中文译著参见舍勒：《价值的颠覆》，刘小枫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然而笔者这里并非完全否定地方文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地域”的概念又可以与非中心化、个性空间等叠合。在这种意义上，地域主义又是受到现代或后现代诗人欢迎的。 8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75。 9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页73。 10 尤其他后来的诗作，如North of Boston。North of Boston甚至在语言风格上有向下而不是向上的倾向，庞德认为显示了弗罗斯特式的幽默，不是“诗歌”而似“诗话”。参见Poems by Robert Frost： A Boy’s Will and North of Boston，P21。 2004年5月8日于波士顿，9月16日修改 来源：作者惠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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