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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以来，随着武汉疫情愈演愈烈，那场一百一十年前的东北鼠疫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个曾被遗忘的名字，伍连德（Wu Lien Teh,1879-1960)。 伍连德像，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藏 在各种应时而作的公众号文章里，“国士”伍连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便奇迹般地平定了东北鼠疫。而在这被反复勾勒的“伍连德奇迹”背后，实是社会公众对于又一个伍连德式人物降临武汉的迫切期待。 可事实上，“伍连德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并不在于伍连德消灭鼠疫的手段——恰恰相反，他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实则正是反对各种所谓“奇迹”的。 他的神奇，实在于他以一个刚刚回国两年、连国语都不会说（伍氏在东北期间，始终由其助手林家瑞充任中文翻译）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侨身份，竟然获得了中央与东三省两级官员的最大支持——或者用周市长的话说——授权，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规，果断、灵活地推行各种防疫措施。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伍连德奇迹”——一个帝国官场的“奇迹”。 而这个帝国官场“奇迹”的造就，可能才是更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 成就这一“奇迹”的首要因素，是清末官制改革背景下、中央层面“庇护人”（patron）的绝对支持。 在此前诸多的公众号文章里，对于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一事往往会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么一句——“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 而这位施肇基（Alfred Sao-Ke Sze, 1877-1958），正是伍连德在中央层面最重要的“庇护人”（patron），保证了伍连德在东北获得的信息与作出的判断能够第一时间上达天听。 施肇基中英文签名片，笔者自藏 这里之所以使用“庇护人”一词，并非简单套用政治学术语，实是伍连德自己在其自传《抗疫者》(Plague Fighter)中的说法。1911年，从海牙国际禁烟会议归国的伍连德面对辛亥革命后的乱局茫然无措，首先想到的便是咨询施肇基，因为“施肇基与唐绍仪，都是我的庇护人”（both patrons of mine，另一“庇护人”唐绍仪下文另及）。而在这本自传的扉页上，伍连德把此书也只献给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剑桥就读时的恩师William Napier Shaw爵士，另一个便是施肇基。 据伍连德回忆，他与施肇基的初次相识是在施氏1905年随端方、戴鸿慈宪政考察团访问槟城的时候。当时刚刚从剑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归来的伍连德，无疑给施肇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过此后的数年里，施肇基和伍连德其实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联系。 1908年，伍连德在其舅林国祥旧部程璧光的推荐下，来华出任袁世凯所办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然而，伍连德初到天津即逢袁氏失势，因此伍连德在天津的两年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尽如人意”。 但是，伍连德在这段时间里却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结识了后来出任国民政府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1862-1938）。 唐绍仪像 由于共同的语言、地域以及海外学习背景，伍连德迅速就跟以唐绍仪为首的天津留美幼童圈打成一片： “在这个精英圈子内，习惯的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有时也讲官话。我也可以将从小学会的广东土话加以改造与他们交谈，并且愉快地聆听他们谈到那些早年在美国和回国后的种种业绩。”（《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而唐绍仪带给伍连德的，除了种种中国官场轶闻与终其一生的对于古董的痴迷以外，还有一层极为特殊的关系——因为唐绍仪的侄女婿不是别人，正是施肇基。 很有可能就是在唐绍仪的推荐之下，面对外国公使团“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的施肇基想起了五年前偶识的这位剑桥博士，发电报邀请伍连德来京商讨防疫事宜。 在两人的第二次见面中，施肇基给伍连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是十足的由美国大学教育造就的珍贵人才，处事果决，而且精确守时”；而伍连德凭其专业的教育背景与施氏伯岳父唐绍仪的关系，无疑也赢得了施肇基的完全信任，并特准其绕开帝国官场的日常通讯体系，与自己单线英语联系，以确保信息传递之及时、准确： “在代表外务部的施大人和负责瘟疫调查的医官伍博士之间已经当面商定，做到相互自由交换报告，必要时可用英语，以便及时沟通，避免不必要的延误。不难看出，从一开始北京高层对这位几乎没有经验、英语比母语更流利的人已经有所迁就。正是由于事先的妥协，伍博士才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他的观点，解释他的行动，并解决执行公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早年留学康奈尔时期的施肇基 不过，哪怕伍连德的信息可以及时、准确地传达到施肇基这里，并非顶层官僚的施氏又如何能保证伍连德能够获得整个外务部的支持呢？这实又与晚清官制改革的大背景，以及外务部主管领导“恰好的庸碌无为”有关。
可虽然外务部右丞在部内有着相当的话语权，但如果其与顶头上司外务部总理大臣及会办大臣意见相左，恐亦难申其志。而巧合的是，时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与会办大臣那桐恰是以“庸碌无为”著称，二人虽因贪恋钱财以致在民间有“庆那公司”之讥，但对政事却不过多插手，这反倒给施肇基这样的中层官员留下了充分的活动空间。据《施肇基早年回忆录》记载： “余在部时，管部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尚书为那桐，侍郎为胡惟德、曹汝霖。庆王向不到，外宾请见，皆到王府晤谈。那桐虽常在部，但于各国使节例会之日，则避不到部。” 更有甚者，甚至连内廷议事有时也由施肇基代为参加： “内廷值日，每十日一次，例由尚书侍郎往值。余以经办事多，亦常被召入军机处，以备咨询。部中对余之建议，多所采纳。同事相处，亦颇融洽。” 由此便不难理解，施肇基如何凭借“外务部右丞”一职，得以在中央层面给予伍连德绝对的支持。 而成就这一“奇迹”的另一因素，则是东北地缘政治压力下、地方一把手的充分信任。 当时的东北地方一把手——东三省总督，名叫锡良。在贪墨横行的晚清官场中，锡良可谓是为数不多的清廉人物。
《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而清末民初著名掌故家费行简（沃丘仲子）在《近代名人小传》中也提到，锡良虽“卞急无条理”（脾气差），但“清勤绝俗，律己甚严，粹然儒者”。 此前不少的公众号文章都将锡良对伍连德的支持归功于前者的清廉。但仅仅是清廉并不会保证锡良对中央空降的伍博士予以充分信任——廉吏与对权力的掌控欲往往并不排斥。真正让锡良对伍连德予以全力支持的，其实是东北当时的地缘政治压力。 从锡良的任职履历来看，他此前长期主政西北、西南边陲地区，本身对于地缘政治压力便比较敏感（可资比较的是，不少网友对于四川省省长任职履历与四川病毒防治工作的分析）： “在热河，锡良由于需要应对俄国人侵略蒙古的危险，曾对热河进行改制；在四川，他因英军入侵西藏，西南的边疆藩篱有遽撤之危险，因而经营川边；在云南，由于英法的侵略，他不得不整顿边界事务，并试图赎回滇越铁路，以为抵制之策。”（连振斌《锡良与晚清新政研究》，第230页） 而具体到他当时所主政的东三省地区。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降，东三省虽然在名义上仍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以南、北满为界已分属日本与俄国之势力范围，两国在满洲、滨绥、哈大等铁路沿线攫取了大量不受清政府管辖的附属地，故清政府在此地区内所行使的其实只是“有限主权”。而即便是这种“有限主权”，也随时有可能被日、俄进一步侵蚀。哈佛大学博士Carl F. Nathan在其1967年的博士论文《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中便指出： “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处理疫情的话，那么日本、俄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便有正当理由进入满洲来越俎代庖，而中国在满洲本就有限的主权也将进一步被削弱。” 1910年哈尔滨城内的俄国官员 而与这危如累卵的“有限主权”相应的，则是外国势力对于锡良本人管理东三省内政的掣肘。在上呈朝廷的《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俟事竣保奖出力人员折》中，锡良自己即说到： “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面对这种压力，锡良事实上正需要一个业务过硬的技术官僚来帮助他抵挡外国势力的干预。因此，“中央空降干部”伍连德在防疫上的积极作为，非但不会架空锡良的地方权力，反倒是会强化锡良对于东三省内政原本已经摇动的管辖权——这或许才是伍连德得到地方一把手充分信任的更深层原因。 而这种来自地方一把手的信任，与来自中央庇护人的支持在伍连德这位槟城华侨身上的结合，确可称得上是一种“奇迹”，一个帝国官场的奇迹。 一百一十年后，看着我们这个时代“伍连德们”的逆行背影，我也期待着这个时代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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