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施蛰存先生过世,我心也哀。 虽说万物皆有命数,但结局袒露之时,谁不心惊肉跳?孤寂亦乘机偷袭。人不可能永恒。这幻象已坏了一些青年的性命。此刻,我又为无常而歌了。 施先生的“石秀”,精致而曲折。我坐在泡桐树下,四围是八十年代的喧哗与骚动。施先生为戴望舒的洛尔迦做校对。这个译本,少年顾城爱不释手。我吸食其中汁液,兴奋而跳跃,特地备了软皮本子,用极精细的字体抄录,揣摩奥秘。戈麦曾南下拜访施先生,我因与其交好,无形中似沾了先生的一点余荫。 少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个安慰。 若少了一首诗呢,这个时代少了什么? 扪心自问。怎么解决?加减法,或者是汉斯·昆的普世神学? 诗歌的有限。面对徐天龙的悲剧之时,我深感诗歌的小力。但也正因此,才激起我彻底的决心。清平有诗云:我们有必死的勇气,也敢于杀人。前者常见,后者罕见。而奴隶的解放正来自于后者。尽管这是一个比喻。暴力——是要彻底屏弃的。何况我并不寂寞,我有一些同志。这些良心,激励了更多的良心。没有熄灭。暗中燃烧的火焰——我们已经触摸到了它锐利的舌尖。 诗歌重回我们的公共生活。不,它始终都在,只不过被忽略。从北岛开始的,我们将重新开始。为正义。为公平。为平等。仅仅为了我们自己。 诗歌的独立。这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如同我尊重沈从文。 找到了一个限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我尊重“马凡陀”,但为它感到惋惜。但这是无奈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历史的刹那,人不可能活得更精致。选择。只有一个选择,非左即右。残酷的历史不容许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何必执着于诗呢?让散文去做吧。让随笔去做吧。让诗保持它的干净——一个理性的声音。 应该如此。但是何止于此? 为什么不能少了这首诗?我们既然明明知道它是窄众的。 因为教育。教育我们自身。这种鲜明的方式怎么能够轻言放弃。不如此,不足以惊醒梦中人。不如此,我们的传统就缺少一点合金的成分。耳边想起一个名字:哈维尔。我还想起另一个,威廉·华莱士。勇敢的心脏。还有我这颗黑暗中的心。 2003.11.20. 原载《诗潮》2004年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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