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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体年代，孩子们是最清闲的。大人们一般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春种秋收，靠挣工分吃饭。不用说，自家没有地，充其量有个小菜园子。那时候队里都有口钟，多半是半截钢轨，吊在树杈上，敲起来清脆悦耳，当然也有吹哨子的，只要一响，大人们就稀稀落落地聚拢到那儿，会计点名，队长安排农活。有大工，也有小工，妇女充其量挣半个整劳力的工分。一年下来，家家户户靠工分分粮食吃饭。有的分的粮食多，当然是劳力多，有的就分的少。我家，只有母亲去挣工分，父亲则外出干木匠活，挣回钱来再向生产队里买工分。我们姐弟仨，一家五口，年年粮食不够吃的，只能靠买粮食度日。买粮也多是在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农村家庭不仅缺粮，更是不见钱，过个年，有的能分点钱，大多数靠卖点粮食置办个年，所以趁着过年，父亲用剩下的钱，买成粮食。 在大包干以前，大孩子也顶不上半个劳力，放学啦、过星期啦都是掰伙着玩。反正是大人忙，小孩闲，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小孩很少参加劳动，压根就没有什么体力活。不过对于学生们来说，有时也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细想起来，不过是拔草和拾粪之类的。那时候没有化肥，只能靠大集体组织积肥，就是用麦穣、青草和粪便弄成一大堆，再用麦糠和泥封起来，筑成很规则的梯形。等腐烂发酵一个漫长的冬天，来年开春，再叫劳力开掘，捣碎后用车子推到庄稼地里算是施肥，那就是庄稼成长倚仗的肥力。为了多拔青草，生产队就号召在校小学生去拔草，我们便以班级为单位停课出动，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去坡野或庄稼地里拔草。你一捆、我一抱的，背到学校的操场上。拔得多的，老师会点名表扬，拔得少的也无所谓，毕竟我们那时年龄还小，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义务劳动。说起拾粪，也是与积肥有关，老师安排我们到田野或路上去拾粪，那时候，村东有一条沙土公路，一天下来，汽车未必能见一辆，过往的都是马车、地排车之类的运输工具。路上经常留下驴屎蛋子、马粪之类的肥料。我们又没有粪篮子，就扛着铁锨，挎着筐子到处找。记得我们拾到水渠北面时，惊喜地发现菜园那边有个大人在解手，蹲着大解。我们激动不已，伺机等待，等走了以后，我们两个赶忙跑过去抢。你一掀，我一掀的，抢了个乱七八糟，差点没把肠子给吐出来。 记得有那么一年，我们生产一队，让我们去苹果园摘花生。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排队去了。大人们管着挖，我们负责抱成堆，然后掰伙着摘。大家有说有笑地干活，简直沸腾成一片快乐的海洋。有时看到大人没注意，就偷偷地把剥开花生扔到嘴里，使劲低着头，看似摘花生，其实也鼓着腮帮子吃，再偷偷把花生皮埋在土里，怕被人发现。我们一边摘一边偷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十分得意。大人来了，还相互帮忙照应。忙了一下午，晚饭给省下了。不过，为了表示个意思，一队的队长还买了铅笔和本子，奖励给我们，人人有份。可把我们激动的不得了。我们很喜欢到一队去干点活，觉得很不亏待，几近有份盼望，不管怎么说，从小没有干过活的我们，真的很怀念那些日子。 其实，那时候的义务劳动也不多，还记得，去孤寡老人家抬水扫院子。对了，修柏油马路的时候，我们还去砸过石子。能够谈得上最义务劳动的就是给班主任喂猪，班主任在学校的栏里养了一头猪，可能怕被人偷去，就用大石块把栏门砌起来了，这可是绝顶的个智谋，猪越喂越大，要想偷走，除非雇佣大吊车，那时候，也没有大吊车，即便有，也岂止是一头猪钱能用的起。可是，这却给我们添了大麻烦，喂猪的时候，总是固定地派我们几个人去，我们只好私下做好分工配合，一个先爬进去等着，一个骑在墙头上接应，一个专门在外面递，然后才把猪食倒进槽子里。后来，这个义务劳动没有了，也不知道，那头猪是给卖了，还是被人偷走了。其实，如果是偷走，还不容易，只要在墙上挖个洞，就可以猪肝、猪肠子、猪肉排骨一锅煮，百里就能闻到猪肉香。我们这个喂猪团队，例行自行解体。直到后来，其中一个成了国家级报刊的记者编辑，一个成了知名的青年影视演员，这个喂猪的记忆应该不会轻易忘记吧，对于我是记忆犹新的，还时不时地想起，历历在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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