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挣工分

戴建东

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播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

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20世纪80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7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实话说，17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

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

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由于农活干得不出色，就处处招人厌烦。在生产队里，我属于不招人待见的一类，其一是我农活干不过别人，其二是我一身的书生气，动不动还满嘴“普通话”，除了地里的农活一问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讲得倒是头头是道，害得生产队上的人听不懂。

于是，队长对我特生气，每当听到我讲“普通话”，就会怒喝一声：“书呆子，有命的话，到广播里当播音员去，没命就好好给我干活，今天不锄完这畦地，你工分不要记了。”

农活干不好，是手艺问题，经常惹得队长闹怒，这可是态度问题。倒不是因为我有意要惹闹队长，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产队里的操作规程，我所接触到的，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农业社里人人平等。

每天傍晚收工时，队长会按劳动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有一天，队长说，明天早上，劳动力到畈里插秧，妇女到后塘垅拔草。

我傻傻地待在地里，好久才问队长：“我干什么活啊？”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劳动力吗？”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妇女啊。”

话一说完，全生产队的人都笑开了。原来，生产队里只区分两种劳动成分，一种是正劳力，一种是妇女儿童。队长所说的妇女，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只是我初入生产队，根本不懂这些玄机，因此，经常闹出各种笑话。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就这样在贫乏、简单、无聊之中度过。

生产队里，养着四五头大水牛，一般上，养牛都是年纪比较大、吃不消干农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队长看我农活干不好，力气又小，就说：“你还是去养牛吧。”

养牛，看上去挺轻松的，每天牵着几头“大水牯”，溜圈，饮水、喂料。农忙里，牵到田头，供“正劳力”耕地，农闲里，牵到后山吃草。

队上的牛中，有一头“大水牯”，块头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长，看上去挺吓人。我初次接管，牵着牛绳，还胆战心惊。后来，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来，“大水牯”还摇摇尾巴，“哞哞”地叫两声，表示欢迎。

我以为，养牛，就是这样牵牵牛绳，喂喂草料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队里还有一种活，叫“耙田”，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细耙匀。而这种“耙田”的话，需要个子小，牛拖得动的放牛娃来承担。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牵牛还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让牛牵着走，这活还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稳，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让耙从人身上“耙”过去，非得要遍体鳞伤。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几次差点摔进“耙塘”，幸好我拴紧牛绳，使劲踏稳脚心，才没有摔下来。

平时牵牛喂料时，对我挺温顺的“大水牯”，发现我也和别人一样，让它驼这么重的负担，也就不客气起来。也许“大水牯”欺负我个子小，开始渐渐地使唤不听。我拴紧牛绳，想让它前进，“大水牯”偏偏倒退着走。

看到“大水牯”不听使唤，我心一急，就挥起牛鞭，使劲抽它，“大水牯”红着眼，怒目圆睁，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着朝我顶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扔下牛绳，人就跑到岸上来，任凭“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队长在老远看到了，连忙赶过来，一把拴住牛绳，指挥“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劲十足”，一到队长手里，就服服帖帖，乖乖地拖着耙走了。

看来，这畜生也懂得欺生。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人善被牛欺”，真是没天理了啊。

养牛的工作，两天后就换了另一个不怕牛的儿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妇女们一起，干起捊草浇肥的简单劳动。

一事无成的我，在队长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见了。

当时，种水稻、棉花等作物，经常需要打农药，而打农药除了力气活外，还需要有文化，要认识农药的品种、用量、浓度配比。生产队里原来是有专门的植保员，有一天，植保员因大热天不戴口罩施农药，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药工作却不能停。

除了植保员，队里还有一群背喷雾器的正劳力，这些人大多不识字，只会按植保员配比好的药水，装进喷雾器，然后背着三四十斤重的手摇式喷雾器，下田施药。现在植保员中毒住院了，如果让他们按农药用量的配比进行合理稀释，却成了一大难题。

农田施药，用药是有“火口”的，“火口”不等人，误了这施药“火口”，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药，也治不了虫。这班大老爷们，傻住了，队长也愁坏了。

农药稀释，这不是跟中学里读的化学内容差不多吗？这活我会干！于时，我主动请缨，向队长打包票，说这事我来做，我认识农药，只要把用什么农药告诉我，我会按农药瓶上的用量，稀释好配比度，供施药人使用。

队长一听，高兴坏了，连忙嘱咐我赶紧的，到田头去配比农药。

农药都是剧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热天在太阳底上配药，人容易中毒。配农药工作，虽然比较危险，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经常要摸到水蛇，还是要轻松一点，所以，我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测算好用药量，按百分比稀释好。

生产队里的几百亩水稻，在植保员住院期间，在施药“火口”上按时完成了喷药任务。这下，队长高兴了，他说，有文化的人，还是要用在识字的地方比较好，农田里的这些粗活，也不适合你们干。

当时，农村里认识字的农民不多，能识字在农村也是好事。队长又让我承担起夜间为大伙记工分的事。就是说，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我还要到小队部，为一天中参与生产劳动的人，记录工分值。

在生产队里，我自知人小力薄，农活干不过人家，但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劳动之余，我给大伙读报纸，讲国家对三农的政策，让大家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所以，尽管我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还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了我体现价值的岗位，让我能够服务于生产队的劳动。

后来，农田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产队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锅饭”里混食了，每户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原先农户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静静躺在抽屉角落里，或者陈列在农村文化礼堂的橱柜中，供后人怀想曾经的岁月。

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简介

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任副总编辑。曾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个人散文集《行走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