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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歌曲：想念（侃侃） 引子 退休经年，常居乡下小镇。 每日所见，多是乡土、乡宅、乡民；每日所闻，多是乡言、乡音、乡事。 入乡随俗吧，虽住陋房，却居楼顶，阳光雨水多于下层，闲暇日多，遂砌砖为台，搭竹作架，搬泥运土，侍弄些果蔬花草，买缸筑池，喂养些锦鲤鲢鳅，倒也自在惬意。 但每每在点豆种瓜、浇肥舀水之际，常常忆起当年知青时在农村从事同一营生的点点滴滴，难免有几分感慨，几多话语，当然境遇、心情是天壤之别了。 老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某素来口拙，只得将当年的一鳞半爪诉诸笔端。 现在而今眼目下，搬出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来，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多少有些无聊，但不行这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况下乡诸事，在同年龄、同经历的同辈人之中，或许能有些许共鸣，多少能惺惺相惜、抱团取暖吧！ 特别是六九年初成都地区的第一批知青下乡，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青到新疆、东北、内蒙、云南等省区以建设兵团形式成建制下乡又大不相同。 成都是以整所学校下到四川某县某区，又以个体或小群体的形式下到某公社某生产队，于是每个个体所处的生态小环境就具有自身的特点。 在48年前的中国，一声号令之下，上千万城市青年浩浩荡荡下到农村（包括农场、林场、牧场，下同），融入数亿农民之中，和他们住一样的房，干一样的活，挣一样的工分，吃一样的饭，完全没有一点表演或作秀的成分，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之际，而中国上千万的人口却直接参与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当事人在最应该接受教育和参加全球竞争的黄金年代，却中断了受教育的机会，远离了城市生活与家庭亲情，失去了依据个体兴趣、爱好和特长发展的机遇，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留在农村。 其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本人的功过、得失及影响究竟如何，目前还在争议之中，但见仁见智，时间过得愈久，将会看得愈清楚，且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相信今后这一史实是很多中外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由于现在大多数的当事人都还健在，倘若能把每个个体的经历原汁原味地描述出来，再通过回忆、记录与整理，留下几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一处小区域农村农民和知青生存状态的剪影，作为研究素材提供给后人，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后代和历史负责，应当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眼下恰逢丁酉晚秋，小孙女亦一岁有余，步履尚蹒跚，却已具翻箱倒柜之能力，我白日里和老伴就得用心侍弄，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恐一不小心就惹出大麻烦，真是多“弄孙”之劳而少“含饴”之快，時也！运也！命也！ 待到夜深人静，小孙女安然入睡，古镇也整个的沉寂下来，我才终于能坐在电脑前或看看新闻或码码字，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从积满灰尘的记忆篓子里把当年下乡的片断和点滴翻检出来，原生态地呈现在诸位面前，以达心底之愿。 若有不当之处，诚请当年下乡同学或同辈人批评补充修正，为感。 1 下乡的生产队 1969年初，我所在的成都十四中学，高初中6个年级加起来共27个班，约千余人，除去身患疾病、残废和少数坚决不下乡的外，大多数都听从学校安排或投亲靠友下乡。 我们学校和成都五中、十一中、十六中、文化宫中学等一起下到仁寿县。 至今我都没有弄明白的是，仁寿当时就是一个人口过百万的丘陵县，是四川的人口大县，劳动力十分丰富，而人均土地面积本来就不多，为什么还要安排几大千知青下到这个县？ 十四中被安排到仁寿县的富家和北斗两个区，我到了富家区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大队共接收了七个知青，分到了四个生产队，我和一个同班男同学在一个队。 这个队地处相对荒僻，离县城三十多里，就是赶富家场也要走十多里山路。 全队一百多口，都是淳朴的庄稼人。 有的老汉六十多岁了，最远也就到过仁寿县城。几个复员军人、木匠、石匠，就算是全队见多识广的人，每每谈起外面世界和走乡串镇的见闻，常常受到姑娘媳妇们的青睐。 村子三面是浅丘，中间是一弯水田，另一面隔着一条四五丈宽的河是一条简易公路，可通到场镇和县城，河上的石堤既拦水储水又是过河的桥梁，但下宽上窄，上面仅一米多宽，能过人或挑担，涨大水漫过河堤时就不能通行。 队上有一百多亩田土，其中有二三十亩水田，其余是坡地，种植的红苕、玉米、水稻、麦子、油菜，都留下自己吃，每年只向国家交棉花。 队上主要有四个姓氏：郭、余、杨、张，彼此之间多是亲戚关系。 仁寿农村的住房和川西坝子农村住房有些类似，就是多建在山湾湾内或平坦处由一片竹子围成的林盘中，一个林盘内多居住一两个有血缘亲戚关系的家族。 但和川西坝子农村建房多用砖瓦不同的是当地房子墙壁都是用土夯出来的，近一尺厚，屋顶也是用竹竿和近一尺厚的麦草盖的，冬暖夏凉。 我们刚下去時队上还沒有准备好知青的住房，临时把一个牛圈收拾整理给我们住，一直到当年冬闲才抽出劳力给我们在队上保管室旁边的山坡上修了两间住房带一间厨房一个猪圈。队上意思很清楚，知青早晚要走，房子以后可以作保管室用。 2 抢水的日子 农谚道：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仁寿地处丘陵地区，境内没有较大的河流，当时主要种植棉花、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花生及其他一些作物。 知青下乡时，黑龙滩水库还没有开始建设。各个生产队的农业用水需求都靠自己解决：有的靠堰塘和山坡上的储水池等小微型水利工程，有的靠收割水稻后的冬水田蓄水，解决次年春种需求，在河边的队则通过抽水解决…… 我们生产队旁边有一条四五丈宽的河，还有堰塘和冬水田，算是用水条件比较好的。 1971年，正是下乡两年的时候，仁寿县遭受了据老辈说几十年没有遇到过的天旱。从上年的冬旱连着当年的春旱和夏旱，小春作物大幅减产，大春也几乎栽不下去。河里早就断流了，队上几口堰塘和坡地上的储水池也早就干了，最极端的时候连修筑在冬水田边丈多深的水井也打不起来水，各家各户只得把水桶在井边排上队，靠井壁渗漏出一桶就打一桶回去，一直到半夜都有人在井边守水。 队上每年的生产任务是向国家交棉花，这是严格统购统销的物质，除了每年每人可以分两斤自留棉外，其余全部要上交国家，而栽种的水稻主要是留作队上的口粮。如果因为天旱棉花栽不下去或大幅减产，上级部门知道尚不会追究，但如果水田因缺水栽不下秧苗，那全队的口粮就成大问题了。 当时的生产队长姓郭，是一位30多岁的精壮汉子，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见过些世面。 面对旱情，他和几位老农瞄上了河沟低洼地的残留水和大片的沙滩地。他们作了试验，在沙滩中挖出一两米深的坑，储留在沙中的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坑内，但水源和水田还有4—5米的高差。 由于全县都大旱，柴油和抽水机早成了稀缺资源，即便是好酒好烟好饭招待，也请不来师傅和抽水机。于是只得用农村传统的笨办法——水车接力，即一架水车提升一点高度，下一架又提升一点，当地俗称“斗龙”。全队七、八架水车依次从沙坑到水田全部排上去，河滩中则挖一条浅沟，铺上塑料布，防止水流过程中又渗漏到沙中。 全队精壮劳力都抽调出来轮班，两小时一换，人歇水车不歇，白天连着晚上，我们两个男知青也被排了上去。这是下乡两年来最艰难的一次劳作，无论排在接龙部的哪个位置，只要稍微松懈一点，要么是前面坑中的水被抽空了，要么是后面坑中的水溢满出来了，逼得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车水。 两个小时下来，全身几乎散了架。由于河边离住房还有两、三百米远，回去又睡不了一会，于是换班下来就在地上铺张塑料布，倒头就睡，蚊子、露水全顾不得了, 可能是太疲倦的缘故，我的左胳膊左腿直接放在了野地上中了湿气, 几十年来阴雨天都是酸痛的。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队上安排了几位妇女做饭，保证了车水的劳力每天都能吃上红苕饭和泡菜。 看到我们队抗旱还有些成绩，沿河的其它生产队也纷纷效法。没过两天，河中沙子的颜色就发白了，这是沙中储水枯竭的信号，好在我们队的秧苗都栽了下去。 直到后来天降大雨，这场抗旱才终于结束。 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对老天爷抱有敬畏之心，不敢说什么“人定胜天”之类的豪言壮语。 楼顶花园也常年备有大的泡沫箱子，用来收集雨水作浇花栽菜之用。 3 全靠肥当家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中，“肥”排在第二位，足见它在保障农作物丰收程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大中型化肥厂还很少，四川也就青白江化工厂有较大的化肥装置了。在物质供应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的化肥供应也属于相当紧张的状态。 由于各种生产资料的普遍缺乏，各个县的五小工业遍地开花，仁寿县也不例外，它的小化肥厂主要解决县域内的化肥供应（当时农村中有的生产队甚至对知青许诺，只要知青能找到关系帮队上买到化肥或抽水机电动机等紧缺生产资料，就算成年呆在城里，队上每年也给记满工分。当然有门路的知青也就想方设法去作这些事，记忆中托关系开后门拼爹的风气好像从那时就开始了，后来在知青招工上调、推荐上大学、参军等方面愈演愈烈，直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队是为国家生产棉花的，每年按计划也能分配到一点大化肥厂的产品，但板上钉钉，没有多的，这根本不够。 除棉花外，水稻、小麦、玉米都是需要大肥的角色。另一个渠道就是到仁寿县办的氮肥厂挑氨水。 氨水是氮肥厂的一种初级产品，极易挥发，气味非常刺激。本来运输氨水应该用密封设备，但队上哪里去找？于是只得派人用粪桶挑回来。 氮肥厂距队上有20多里，挑氨水的劳力天不亮就得出发，赶20多里路到氮肥厂，装上氨水赶紧往回挑，不然太阳越大，挥发越厉害，挑的人真受不了。 挑氨水也得有些讲究，除了在粪桶上盖上一片沿途采来的荷叶或芋儿叶以遮挡氨水气味外，粪桶的挑法也不能像平时那样一前一后，否则前桶挥发的气味会让处在中间的人受不了，而是要把两只桶横放在人的两边，这样气味往后面漂，人才好受一些。 但这就需要经常换肩，不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式肩膀也受不了。挑回去后倒入队上修建的密封氨水池，尽管沿途挥发已经使肥效损失不小，但有总比没有好。 队上用肥打主力的，还是靠农家肥。当时农村每个生产队都喂有几头水牛，作为畜力耕田犁地之用，每家每户都喂有数量不等的大小猪或专门用于产仔的母猪。 水牛指定给专人喂养，牛粪是公家财产，猪粪则作为农户投资全部交给生产队用，社员自己不能用自己喂的猪产的粪。 每家都用竹或草编的篱笆在住房附近扎了一间厕所，人粪尿才是社员自留地的肥料。刚下乡还没有给知青修房时，我们都上社员家厕所解决，他们当然欢迎。 厕所篱笆上往往插得有一把削得细细的薄薄的竹片，开始不知道用来做什么，问过社员后才知道是解便后当手纸用的，惊奇之下不仅长了见识，也对当时农村生活的艰难有了更深的认识。 每家的猪圈下面都有一个大的粪坑，给庄稼浇肥的时候，田土靠近哪户农家，就上哪家猪粪坑挑，猪粪都是队上的，社员不会有意见。常常在小麦、油菜播种或棉花、玉米施加追肥的时候，各家的猪粪坑都用得空空的。 牛粪热性大，一般不用来直接浇庄稼，而是堆在专门的坑里沤，然后倒入猪粪、谷壳子、麦壳子等，用脚踩匀净，再堆起来发酵，这就是堆肥，可以作植物的底肥。 每年棉花播种时，在苗床上用竹刀划出若干个两寸见方的小格子，每个格子放一粒棉籽加一个沤制好的堆肥丸子，这样保证棉苗幼年期的营养。 农家肥虽不及化肥效果来得快，但肥效稳定、持久，特别是对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没有什么破坏作用。直到现在，我家楼顶花园所需要的肥料，仍然是以绿肥、洗肉水、魚肠魚骨、草木灰、油枯等沤制而成，从不使用化肥。 有时孩子在节假日要到乡下来玩两天，事前打招呼说不要浇肥，怕有味。我口中不说心中却想，这就算有味？当年知青们还要用脚踩粪，用手搓粪丸子呢。 4 猪们的盛宴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猪肉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 城镇居民每月可凭按人头发放的肉票到国营或集体的肉铺买到或多或少的猪肉，农村居民即公社社员只能通过自己喂猪或生产队喂猪来解决吃肉问题。 别的地方如何不知道，仁寿当时的政策是，社员或生产队喂的肥猪一律不得自行宰杀，必须送到镇（区）上的屠宰场宰杀。 杀好后的白条肉其中一半必须交给国家，估计这也就是供应城镇居民的部分，另一半可以拉回生产队自行分配，也可以领肉票回去分配。 我们队专门抽调了社员喂猪，每年能出十多头肥猪。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几个月就用各种催肥剂催长剂瘦肉精喂大的猪，而是四川本土的成华猪或荣昌猪，黑毛短尾，养肥也就百二、三十斤到头了。但肉质很好，往往是一家煮肉，满院子飘香，缺点就是生长期长，要一年左右才能出栏。队上每个社员每年大概能通过生产队喂猪分到2—3斤肉票。 当时社员中除个别孤寡老人外，几乎家家都喂猪，数量多少不同而已。有的大家族还没有分家的，喂猪的规模几乎可以和生产队媲美，家中安排了妇女不出工，专门在家喂猪。 还没有上学的5-6岁的小孩子，每天也背了大人为他们特编的小竹筐，拿着小镰刀，边玩边打猪草。 那时的猪们没有什么配合饲料可吃，都是本地生产的玉米、红苕、谷糠、各种青饲料和田间地头的杂草等。平时把青饲料、红苕等剁碎、煮开，再撒上几把谷糠就可以喂了，只有催肥猪的时候才加些玉米面。 猪粪全部要交给生产队作农家肥使用。作为投资，每户每年交的猪粪多少是要参加年终分配的。 由于每家喂的猪大小、数量不等，猪又处在生长变化之中，因此确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投资标准十分必要。那时我们队和周边的生产队都是把每月最后一天作为标准确定日。 那天把全队每家的每头猪都称重，有多少斤就作为下月猪粪投资的斤数，例如某家三头猪共重三百斤，下月猪粪投资则为三百斤，十二个月加总就是这家全年投资肥料的总数。 为了保证称重时一视同仁，队上允许那天各家在称重前把猪们喂饱。因此这一天就成为猪们的盛宴日。也许队长考虑到知青没有喂猪，称重会比较公平，那天就抽调我们俩知青和队上会计一起称重记量。 到那一天，我们仨抬起队上专门做的木猪笼和一杆大秤，到各个林盘挨家挨户称猪。农户们都知道称重的先后次序，往往在我们到来之前才把猪喂得饱饱的，有的老母猪可能那一顿会吃掉二三十斤饲料。我们对主人家开玩笑说，这头猪我们都抬不动了，笑声中却带有一丝苦涩。 5 我的养猪梦 下乡第一年，我们还处在适应农村生活的阶段，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养猪的问题。几位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回乡知青，平常大家在一起玩扑克、游泳等，还说得起来，就对我们说在农村生活还是要喂猪才划算。 他们给我们细细算了一笔账：一是可以多吃肉，“靠生产队分的那点肉，那吃个啥？”二是猪粪投资给生产队，又可以分钱，又可以分粮；三是生产队种的青饲料都是按照猪只数量无偿分给养猪户，不喂猪的就没有,不要白不要；四是每年每个人分千多斤红苕，根本吃不完，周边都产红苕，也卖不上价钱，放家里要坏掉多半，还不如喂猪，把红苕转换成猪肉；五是肥猪卖掉后，手头也活络些，否则靠生产队年终决算才分得到一点钱，若收成不好，还分不到钱。 听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们有些心动。 当年冬天，生产队为我们在保管室和晒坝旁边建了一幢草房，一尺厚的麦草房顶，一尺厚的土墙，真正是冬暖夏凉。有两间寝室，一间厨房，还特别修了一间猪圈，挖了一个猪粪坑。 另外，又用国家发的知青安家费买了床、柜子、桌子、农具及一应厨房用具（原来都是借用农民或生产队的），这下有模有样像个农家了。 春节探亲回到队上后，队长特别对我们说，生产队母猪下了一窝崽，可以出窝了，如我们要喂，就把头猪即那一窝下的第一只猪给我们，一般来说头猪的体质是同窝猪中最好的, 购猪款则等到年终决算时再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想三年困难时期喂过鸡，喂过兔，现在喂猪应该问题不大。 一起下乡的同学也思考这件事，两人对了一下眼神：“干！”就定了下来。 小猪要回来之后，兴奋了几天。我们像农民喂猪那样有样学样。每天收工后，两人作了分工，一人负责做饭，一人负责侍候猪，包括准备猪草，剁碎，煮猪食，喂猪，清理猪圏，给猪洗澡等，一样都不能少。歇下来后甚至还想，等到年底送了肥猪，除去国家扣的一半及猪内脏外，少说还能有40来斤猪肉，二一添作五，每人能分20斤白花花的肥膘肉回成都，在肉食品还稀罕的年代，左邻右舍面前，那是多么有面子的一件事！ 两三个月之后，小猪长到了30来斤，但喂猪带来的问题就突出了。一是增加了一大块劳务。原来两人收工后做饭相互还能帮忙，喂猪后就不行了。 当时农村做饭是石块砌的灶台，烧的是玉米棉花等秸秆，还有麦草、稻草等，必须一个人守着灶门，不停地挽柴把并喂进灶门，另外一个人洗菜、切菜、炒菜煮饭。现在两个人的活得一个人干，往往手忙脚乱，一顿饭作下来，做饭的那位两鬓苍苍十指黑，满脸尘灰烟火色。 喂猪的也不轻松，收拾完猪草，还得等人吃完饭用同一口锅煮猪食，常常也弄得一身猪草味甚至猪粪味。二是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 没有喂猪前，往往赶场碰见同学邀请串门，说走就走，干脆利落，在外面玩上两三天回队也无所谓，无非是少挣点工分就是了。 喂猪后就没有这自由了，请农民代喂，不过一顿两顿而已，不能经常这样。如果留一人在家喂猪，也不太好。特别是节假日两个人都想回成都探亲就更不行了。 我们都为这事苦恼，不知如何解决才好。 大队兽医的到来促使我们作出了决定，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兽医要到各个生产队检查猪牛的生长状况、有无疾病的发生。 兽医看了我们喂的猪说是都两三个月了和同一批猪比较，没怎么长肉，喂成了死肚皮，即喂养不得法造成猪光吃食不长个，治疗得打针吃药，要花一些钱，还得要改进喂养方法。 “算了，不喂了。”我们喂猪的热情已经冷了下来，也就乘此机会放弃了吧。 其实，作为具有一定知识的城市青年，我们也知道知青喂猪是有很大难处的。 农村的家庭是一个天然的生产生活有机体的组合，一个农村大家庭每天收工后，往往是男劳力又上自留地忙活，主妇则做饭炒菜，兄弟姐妹则有的帮助母亲，有的收拾猪草，有的洗衣服，有的纺纱织土布，老人则帮忙带小孩子，各司其职，井井有条，即使白天有人要走人户串门或孩子上学，也有别的人顶上来,完全不影响喂猪。 知青则不然，什么都要一肩挑起来，常常在晚上九点多钟队上通知要开社员大会了，我们都还没有吃完饭、收拾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是把猪卖了。于是一个赶场天，起了大早，两人用一个夹背（当地赶场专门用来背东西的竹筐）轮流背，把猪背到富家场的猪市坝。 很快就有猪牙子（当地专门在市场上低买高卖的猪贩子）来问，他们也看出来这头猪喂成了死肚皮，于是压价，大概20来元成交。事后队上社员说我们至少少卖了5元。 从猪市坝出来，碰到在其他公社插队的同班同学赶场，听见我们卖了猪，连声说：“祝贺，祝贺！”哪怕是卖了小猪，也祝贺，于是中午请客的事就定下来了。 那时富家场最大的饭馆就是供销社食堂。五个人连吃饭带酒带烟还不到10块钱，记得肝腰合炒一盘才三毛钱，蓝雁烟一包才一毛多钱，当时物价真是便宜。 剩下的钱买了些煤油、火柴、肥皂、酱油、盐巴、草纸等生活必需品，就差不多用完了。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装进夹背往回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养猪梦，灭了。 6 大寨（站)式工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各地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报酬的评定标准一般都是采用山西昔阳大寨公社的记分方法，即每个生产队每年一次给每个社员评定标准，一定一年。 我们队是从四分一直到十分半，队上的主要男劳力，凡是能挑粪上山、使牛下田、车水等一般都能评上最高分。 妇女因为不能下水田使牛，粪桶也比较小，最多能够评九分，队上十三、四岁的中、小学生在寒暑假回生产队做活路，看他们的块头大小，一般也就给评上四到五分。 我们两知青除了不会使牛下田外，其他男劳力能干的我们也都能干，于是给评了十分，和主要男劳力还是有些差距。 队上另外的专门活路，例如养牛的、喂猪的、磨粉的，他们的工分另外评定，少数手艺人，如木匠、石匠、泥水匠等，往往要外出帮人干活挣现钱，回来后要给队上交部分劳务费，队上也给记工分，一般都略高于同等劳动力。 每年评工分往往选择在年末冬闲晚上的保管室。因为事关个人和家庭利益，一般全体社员都会到场。 挂上一盏煤气灯，男人们抽叶子烟，妇女们纳鞋底袜底，整个房间烟雾缭绕，话声嗡嗡。记工员提一个名字，大家评一个。 社员每天都在一起出工，每人的劳动状况、劳动态度，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评得比较快。个别劳动取巧的，例如大太阳、抢种抢收、劳动强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不出工或少出工，农闲时则积极出工的人，评到他（她）的时候，大家往往不开腔，或者有一、两个人说一声“差一点哦”，于是工分就从原来提议的降一分半分下来。 我们刚下乡时，对农活还不熟，也就比照妇女评九分。一年后再评，平常还说得起来的社员先开腔：“知青得行，挑的粪桶多大，只是还不会使牛，可以评十分。”其余常一起玩的往往附和：“要得”“对头”，于是就评了十分。 工分评定后，第二年就照这个标准计算，到年终以队上的总收入除以全体社员的总工分和每家每户的投肥工分，就得出每一个劳动日的价值。 说起来可怜，下乡几年，我们生产队工分值从没有超过三毛钱。有的队还要差得多，每天工分只值八分钱，下到那个队的知青哀叹道：“我做一天活路，交一封平信就没有了。” 工分评好后，每日的详细计算也有差异。 当时仁寿农村是按照“歇” 为细算单位，即从开始干活到歇气为一个计算单位，上午有两歇，下午有两歇，中间歇气时间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主要依据干活地点距离住房远近决定，歇气主要是为社员提供喝水、抽烟、上厕所、妇女回家奶孩子的时间。 另外在农忙时每天要增加一歇叫出早工，即不吃早饭先出工，往往是收油菜、麦子、稻谷的季节，目的是趁早上天气湿润把这些作物割倒收回晒坝，不然太阳出来种子爆裂就不行了。 由于生产队每天的农活不同，社员往往分散在不同地方干活。记工员和社员一样出工，但一般在收工前半到一小时到不同地方记工。 年终决算前，记工员抽出几天时间把每个社员一年的总工分统计出来公布，以此作为分红依据。因为事关自己劳动报酬，有的细心社员也把自己和全家出工记录下来，在记工员公布全年出勤记录表格之前来对帐，害怕出现差错。 当时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层结算单位，因此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出纳等都是属于掌握队上实权的，一般是由复员退伍军人、贫下中农担任。 大队小学的老师多数是没有公办指标的代课老师，除照常在所在生产队记全工分外，每月另有8元的现金补助，这在当时农村算是肥缺了，一般是由公社、大队领导的亲戚或有关系的回乡知青担任。 至于大寨（站)式工分称谓的来历是这样的：仁寿县属于浅丘地区，人多地少，每年春夏秋三季较忙。 秋收忙罢又把碗豆胡豆和麦子点上，冬水田也关满水，田土方面也就没有多少活路了。 因此一般生产队每年就选择这个时候进行改土，即挑选一两块坡地进行深翻，往往达一尺以上。其他季节男壮劳力、妇女、半劳力多半安排在不同地点干活，改土時就集中在一起了。 每天早上大家扛一把锄头到指定坡地成散兵线状排列，你挥一锄我挥一锄开干。 这个时候也正是大家摆闲龙门阵的時候，无论是道听途说也好，亲身经历也好，大事小事汪二麻子都可在这个场合摆出来，口才好的说得津津有味，特别是有关男女恋爱婚姻的八卦更受到大家欢迎，当然涉及政治的话题大家绝口不谈。 往往是一人口似悬河，周围甚至更多的人就停下活计听他摆，队长即使在场也不干涉，有时还会参加进来说几句。 这样出工出不了多少力，站一天摆谈一天也得记一天工分。农忙时节的工分和农闲时节的工分劳动强度差异巨大，但在分红的价值上却是相等的，这种耙和工分不挣白不挣，少数农忙不出工的精明人每天也不拉下。大家也就把这种大寨式工分称为大站式工分了。 7 礼轻人意重 下到生产队之后，和其他社员一样，每人分到了一分地的自留地，以解决自己的吃菜问题。 我们从小生长在城市里，哪里会种菜？但又不想让土地荒着，于是听取社员的意见，除留下一小方地种点葱葱蒜苗外，其余的地秋冬种麦子，第二年麦收后种玉米，这样管理所花的功夫大大减少，还能多些粮食。 至于吃菜，社员们说你们屋前屋后，坡上树下，随便点些南瓜絲瓜苦瓜什么的，都不用管就有收，当然我们也照办了，后来我们种的南瓜最大长到24斤。 不仅如此，常常在我们出工回来后，在厨房门口发现几棵白菜窝笋或几个大萝卜，都不知道是谁家送的，有时还打发家中孩子给我们端来一碗自己做的豆办或豆腐乳。 这些东西当时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却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当然我们在回成都探亲时，也常常应他们要求，为妇女们带些鞋抛子、各色丝线等，为男社员们带些打火石。 妹妹下乡到彭县，那里出叶子烟，每年每人都能分三、四斤，我就带到生产队分给吸叶子烟的社员，他们非常高兴。 队上有二三十亩水田，犁田、平田、栽秧，薅秧时常常能抓到黄鳝、泥鳅，有的后生更是此中好手，但大都不会弄，黄鳝用剪刀剖肚，剪成节，骨也没有去掉。 他们经常捉到后用竹条穿起来挂在我们门上，久而久之很过意不去。 一次，我对一帮年青人说，咱们打平伙，我出手艺，其余的你们出，众人兴高采烈。不大一会，有的提来一串串黄鳝，有的端来一碗自家做的豆瓣，有的摘来一把新鲜葱蒜，还有的忙着烧火洗锅。 我则大显身手，把黄鳝剖骨，烧菜，不多一阵端出一碗虽不精致但却地道的家常鳝鱼来。众人一哄而上，那股馋劲，那股香味，多少年后犹难忘却。 8 麦子换书 对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苦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尚可忍受，最难耐的是精神生活的荒芜。 每个生产队虽然都订有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但邮政只送到公社，往往要等待队干部到公社开会或办事才能顺便带回来。 平时则没有报纸，听不到广播，没有电影，没有歌曲,更不知电视为何物，乡村几乎退化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状态，这对虽不够格却被冠以“知识”头衔的城里青年来说实在难熬。 有时走十几里山路赶场，第一件事是到富加中学的读报栏前过过报瘾。 流传在相识知青手中的几本书，早已残破不堪，首尾不全，仍被当作宝贝一样，一读，再读，精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揹了一夹背麦子到大队面坊换挂面，在房屋角落处发现了一筐旧书，大多是当时的小学教材和数理化不分的中学教科书，还有几本杂志，仔细翻看，还有外国小说“日日夜夜”“叶尔绍夫兄弟”和一本中医理论书“红炉点雪”，最令人惊喜的是竟然还有一本“东周列国志”！ 据面坊的大爷说，这些书是面坊收集来包挂面用的，一斤旧书可以换一斤挂面。 我好说歹说，终于用背去的大半夹背麦子换了十几本书。 回家的路上，喜滋滋的，就像是从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山洞出来一样，心里早盘算着什么时候该再去一趟，而且，不能让别的知青知道。 冬夜苦长，尤其是下雨的日子，但自从发现面坊的秘密之后就不同了。 早早吃罢饭，往还有余火的灶膛里放进几根红苕，然后钻进被窝，就着一盏油灯，急急打开了书。 这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读着读着，也就渐渐忘记身之所在，脑海犹如一片荒漠，被古今中外的马队一番践踏，多多少少，留下了几许蹄印。 ……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七三年病转回城之后，先是当了五年社会青年、街道小厂工人，尔后再读书，教书，搞科研。 其间，人事沧桑，世态炎凉，苦辣酸甜，也都曾品尝。虽然当时有些感受，久之也就淡忘了。 唯有那方土，那逝去不再的青春岁月，倒时时萦绕在心头，有时反更分明。究其原因，自己也不甚明了，是不是有下乡这碗酒垫底，其他的也就味淡了？ 现在，家居顶楼，夜临推窗，一片灯火辉煌。阳台上，秋菊的清香阵阵袭来，沁人心脾。 近处，卡拉ok的劲歌渗杂着哗拉拉的洗牌声，声声入耳。 远处，广场舞悠扬的音乐时有时无，时断时续。 对在商品经济浪潮中拼搏一天的人们来说，小镇的夜生活轻松、舒适、温馨，令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可每当这时候，耳畔总好象还有另一种声音，如泣如诉，似有似无：那是茅屋孤灯的宁静，那是寒星淡月的蛙鸣，脚踏打谷机发出的怒吼，扁担悠闲的嘎吱声…… 它们令人清醒，催人反思，并时时提醒自己肩上的责任。 于是，站起身来，拉上窗帘，遮住那片辉煌。重新沏上一杯热茶，打开电脑，拉出键盘，码上一行行字，为现在，为将来。 难忘怀，那河那田那方土，真的。 后记： 在2000年和2008年，曾经两次返回生产队探望。 老一辈的人多已不在，同辈的还有一些，年轻一代的完全不认识，张、余两个家族则全部搬迁了。 现在生活当然比我们下乡时好多了，吃饱饭没有问题。土地承包后，基本不栽种费工费时费肥的棉花，坡地上种了柑橘等水果，养魚专业户也有了。 年轻人相当多在外面打工，想必家家手头活钱多了，但致富还谈不上，一大原因是过河的桥一直没有修，还是靠那座河堤当桥，生产生活物质运进运出都很不方便。要致富，先修路。距后一次去将近十年过去了，不知过河的桥现在修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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