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赌博盛行，一方面耗费了赌博者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助长了社会奢靡之风；加剧政治腐败；增重士族门阀性格。 赌博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的盛行赌博起源于民间游戏，几千年以来，一直是民间游戏的重要内容之一。赌博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中国最早的赌博，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史记·殷本纪》载：
可能在人类的天性里，就喜欢这种凭运气的游戏，所以赌博这种活动从商朝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赌博的一个重要时期，远超前代。 在此期间，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人们的言行逐渐趋于放纵任性、不受约束，嗜酒、服药、赌博成为人们展现风流的方式。社会赌风鼎盛，上自帝王，下至百姓，纷纷沉迷其中，有名的赌徒不少。当时的赌博以皇帝为首，帝王赌博在南朝刘宋时特别盛行。  刘裕
在帝王喜爱赌博的影响下，当时的士人无论当朝为官 还是处于乡野，对博弈之事都相当熟稔，参赌的积极性非常高，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的主体。不少文人士大夫往往也以文学的笔墨抒发对赌博的“豪情”。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财富不多，但在社会赌风的影响以及个人欲望的驱使下，好赌者不乏其人。赌博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 （二）、魏晋南北朝赌博流行的种类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活动呈现畸形的繁荣景象。当时社会流行六博、樗蒲、双陆、斗鸡等多种博戏。 一、六博  六博 赌局 六博，是一种具有一定赌博性的棋类游戏。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红）又有骰子六枚，故称为“六博”。六博号称“博戏之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博更成为重要的赌博方式。而后在以六博为基础上，又诞生了林林总总很多种新型游戏，从形式上来说较为丰富，出现了一些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博戏形式。六博曾在魏晋时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从当时文人所作游仙诗往往涉及至六博可略窥一二。如曹植的《仙人篇》，张正见的《神仙篇》。不过，随着社会上流行樗蒲、双陆等更为有趣而富于刺激的博戏，六博逐渐遭到人们的冷落。
二、樗蒲  樗蒲 壁画 樗蒲，也作“摴蒲”，早期的樗蒲需要有枰（供行棋所用的樗蒲盘）、桮（供掷彩所用的杯子）、齿（博齿，共五个，每个都刻有彩名）、马（相当于现在的棋子）、矢（供计算齿彩用）、筹（也就是赌注），等六个要素共同构成，参与者首先掷骰子，而后行棋，其玩法较为复杂，短时间内不能得出胜负。一些参与者为了能够更快的决出胜负，便对樗蒲进行了简化，使之成为只需要通过投掷骰子比大小以决定胜负的博戏。 经过简化的樗蒲，其随机性较大，参与者主要是依靠运气取胜。由于樗蒲以投掷决定胜负，快捷简单，所以，用樗蒲赌博自产生以来即为人所喜爱，进入中原之后更是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士人之间，以樗蒲为常事者如过江之鲫。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六面形骰子，也正是从樗蒲中演化而来的。可以说赌博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参与度上都有力的推动了博戏的演化与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赌博流行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成风，这是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赌博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也自有其流行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因为参加赌博的广泛性和赌博形式的多样性，其流行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一、社会享乐之风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个人生命不稳定，享乐主义盛行。在魏晋南北朝，不少人面对乱世，生命无常，在生活上抱着尽情及时享乐的态度。 考古发现的嘉峪关壁画重现了魏晋豪门士族纵情淫乐的腐朽生活，其中六、七号墓的壁画表现得尤其明显：宴饮和庖厨的画面，集中描绘了“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场景。  宴饮和庖厨 在此期间，加上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使得门阀士族们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政治格局。这些贵族和地主们把持朝政，左右皇室，生活上也更加奢侈腐化。他们酗酒、服药、赌博，甚至争奇斗富，以各种方式来挥霍享受。晋代，赌风很盛，究其原因，实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生活腐化、行为放诞、思想空虚的世风有密切关系。不仅是一般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就是一些诸如谢安、桓温等一批所谓的事功人物，也乐此不疲。 二、儒家礼制的失效 儒家思想认为赌博是不劳而获、是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尤为重要的是上下、贵贱、尊卑的界限被赌博扰乱,也就是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礼”，“礼”作为统治思想,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核心。  在正常政治之下，统治者都会反对赌博。凡是儒学强化的时代,对赌博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控制就特别严厉，作用也特别明显；反之，在儒学受到冲击，儒家思想较淡化的时期，其控制力则减弱，赌博也随之活跃。这构成了中国赌博史和禁赌史的一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动摇了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和自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此时的不少名士, 大都蔑弃礼法，崇尚老庄，他们大都主张能够“适性”。他所强调的正是“足于其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权威地位的丧失,社会思想的混乱,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现象——追求享乐,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的约束。当时社会流行赌博也是这种思潮的表现或结果而已。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盛行成为流行于社会的一种恶俗，它不仅浪费相当数量的财富，而且消耗大量的时间。它悖礼害义，助长游惰之风，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国家社会稳定与发展。当然，也由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生态，赌博的影响也颇有时代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助长社会奢靡之风 在参与博戏并进行赌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参与者主要的目的是进行财、物的转让。但对于赌徒而言，有时候参与博戏的赌博，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内心寻求自由、寻求刺激与快感的需求，甚至是争奢斗富的需要。另外一些名士贵族参与到博戏的赌博中，参与者的钱财易得也易失，即便赢得丰厚的利润，由于得来太容易，参与者往往也不会太在意钱财，花钱无度。 赌博钱财易得易失，赌徒们对它往往采取轻贱的态度。赌注重则数十数百万，珍宝、别墅，弃之如敝履，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财富的无端浪费。 赌博赢取来的财物，也往往被暴殄天物。总之，赌博助长奢靡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官僚士大夫奢侈腐化，于赌博风气的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加剧政治腐败 赌博本身不仅仅是一项耗费精力和金钱的活动，而且王公贵族参与此戏，往往会在政治上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赌博往往容易使参与者上瘾，因此造成国家政事荒废。
其二，过度的沉迷赌博，容易对人的心理造成畸形的影响。 三、增重门阀性格，使人走向堕落  谢弘微 在门士族兴盛的时代，统治者往往采取所谓“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十分重用士大夫，这使士大夫们得到了优厚的生活条件。不少士大夫在此情形下，愈加放纵无度。他们凭借朝廷的优待，养尊处优，毫无作为。他们往往都身居要职，在职时没有尽心尽力，反而沉迷游乐之间，而参与博戏并以此为赌博更加速其堕落的速度。
赌博是门阀士族们消磨时光不务世事的良好理由。这些门阀士族本大多数无能，不务世事，不少人又沉醉于赌博之中，就更加腐化堕落。门阀的性格也随之增重，赌博与门阀性格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五）、魏晋南北朝有识之士开始主张禁赌 魏晋南北朝赌博盛行，使一些有识之士对之深恶痛绝。他们基于事功的意识，倡导远离赌博，乃止亲身进行禁赌的实践。其代表人物为陶侃，他是士大夫中积极事功人物的代表，颇异于时代一般人，积极参与反赌的活动。早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学派虽然对待赌博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都把赌博看成一种低级、粗俗的游乐，无人对其进行褒扬。早期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完全否定赌博，主张严格禁赌。儒家也同样反对赌博，孔子认为赌博是“恶道”。据《孔子家语》载：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趋于兴盛发展阶段，外来的佛教文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素来以注重礼义法度，因而对于当时流行的赌博行为多有批判。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各阶层纷纷信向佛道的时代，佛教的这种禁赌思考，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在当时，社会仍留存有禁赌的意识，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地参加、实践禁赌，朝廷有时为了政治需要也有一些禁赌的动作。然而，由于赌博已成社会的主流活动，个人禁赌作用影响有限，国家禁赌也不力，因而效果并不显著。 （六）、结束语 魏晋南北朝是传统文化重构的一个重要时期，良莠不齐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纷纷发生发展，赌博也兴起了一个高潮，不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有了新的特点，成为社会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一方面继承了先秦赌博的传统，保留了许多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赌博形式，另一方面又在传统赌博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形式，是中国赌博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诸如樗蒲之类的博戏，是由秦汉时期六博戏所演化而来的。首先积极方面，他们为隋唐时期博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受赌博的影响，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加快了士族的堕落、助长了社会的奢靡风气、加速了政府腐化，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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