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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赵宋立国，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重武轻文风气延续了几百年之后毅然起用文人治国”。度过了五代的黑暗时期，两宋320年的历史，称得上是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期。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在成为王朝的缔造者以后，毅然决意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 通过一系列几乎不流血的手段，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出现“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的情形，诚可谓焕然一新。士大夫积极入世，不论是人生境遇还是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伴随着统治者“方以文治天下”，两者不失时机的结合，构成了士大夫政治在宋代社会的最终形成，“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为宋为然。”何以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发展到如此高度，笔者认为，从长时段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与选举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从赵宋建立前夕看来，又与唐末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病及魏晋隋唐以来的广泛流传的礼佛、崇道思想造成的儒学危机息息相关。  一、士与察举制“士”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充满复杂性渐进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士是由先秦时期“游士”、“武士”等发展演变而来，“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社会中的一种名为‘士’的角色分外活跃起来了，后人称为‘士阶层’。”到了两汉时期，士族政治逐步开始展露在历史舞台。 士的发展历程脱离不了现实政治，自秦始皇坑杀方士之后，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期。而后汉代秦而兴，至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察举制广泛地吸引有才识的士人进入中央政府，“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自此以后，士人发展历程由游而定，士大夫称谓亦已出现，《汉书·孝武纪》载:“与士大夫日新”、“与士大夫更始”，显然此时的“士大夫”称谓已经与宋代意义上的士大夫相近了，但又有本质的区别。 同时由于察举制以举荐为前提，在中央政府担任公卿的官员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导致大量的士人依附于他们，在制度的引导下朝向着士族的方向发展。等到王莽建立新朝，即离不开当时士族的普遍支持;光武帝中兴汉室，也是如此，“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惑乱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 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士族阶层开始成为影响王朝兴亡政治势力;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袁绍家族本身就是“四世三公”的士族，曹刘孙的背后，其实是世家大族在背后的支持。曹操得到颍川荀氏、颍川陈氏、河内司马氏等支持;刘备入蜀，得到了荆、川两地的士族支持;东吴的陆、张、顾、朱四氏都曾支持过孙权。可以说，在士族向门阀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相当程度上拥有影响王朝更迭的政治实力了，“得民心者的天下”这句话放在三国两晋时期，“民心”可以说指的乃是这些士族的向背。  二、门阀世族与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由于古代教育主要掌握在大族手中，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很难在社会中得以践行，当是时，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为士族。而选官制度的使然，下层平民很难 获得进仕的途径;另外，由于战乱的影响，很多士族避祸迁徙，“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导致乡查里选的察举制度很难实行下去。为了获取政治人才，同时将选官任官的权力收归中央，曹丕在篡汉前夕，接受陈群的建议，施行了后世称之为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制设立的初衷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在魏晋时期为中央政府收揽人才，加强对地方大族的控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自永嘉之乱后，大量士族南迁，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在士族的帮助下重建乾坤，士族的势力不仅没有随着战乱而消亡，反而因缘际会掌控着朝廷的公卿职位。而九品中正制将选任官员的权力转移到士族手中，“定品”恰恰由这些士族抉择，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逐渐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门阀世族的发展壮大虽然饱受后人诟病，“然而在东晋初期与中期他们表现出充沛的活力，有能力建树功业。”只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垄断地位的巩固，世族奢华之风、荣慕虚名、不谙政务，在政治上一无所长，最终盛极而衰。相对而言，北方没有南迁的士族却在与胡人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壮大自身力量，来自外部的威胁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同北方王朝长久相持的政治能力，这也是隋王朝能够最终统一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地，庶族士人的势力伴随着新王朝选举政治的变革逐步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三、士族与科举制度科举制始于隋炀帝“始建进士科”时期，意味着一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新的选举制度的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的战乱，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政治地位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寒门庶族凭恃功业逐步进入统治阶层。 当处于两者势力此消彼长、逐步交汇时期的隋王朝，面临着支持王朝建立的关陇士族希冀长久保持在中央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新兴庶族地主阶层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愿景的冲突局面。从帝王维护统治、巩固王朝的角度来看，无疑扶持新兴庶族士人阶层更有利于维系其“万年基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的政治形态。 然而隋朝倏忽兴亡，继之而起的唐王朝继承和发展了科举制，自太宗时起，经过历代皇帝的改进，科举制度摆脱了之前选举制度的弊端，“为广大的寒门庶族提供了一个凭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源源不断地将新鲜血液注入政府机构，极大地提高了官吏素质，改善了吏治”，成为中央王朝选贤任能的重要制度。 客观的讲，在唐朝绝大部分时期，士族的势力依然相当有影响力，“入仕门径还有很多，如门荫、年劳、捐纳，杂色入流等等……唐代这方面很不够，所以门阀士族仍占很大比重”。“牛李党争”从表面上看是政治理念的斗争，深层次上探究，却脱离不了士庶之间的斗争，这也是士族在转向士大夫阶层之前最激烈的政治斗争。  士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在唐末的“白马驿之祸”，“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经此过后，魏晋以来的士族势力被一扫而光。此时庶族士人逐步通向王朝中枢的前景看似已经近在眼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已经成型，只需等待一个过渡即可，而事实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依然存在一系列阻碍。 四、五代与武人政治五代上承隋唐，下讫宋元明清，是封建社会最后的割据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官地位不可名状的一段时期，“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当此时，唐朝节度使制度造成的藩镇割据流弊已经深刻显现出，最终坐视农民起义军壮大，以致被农民起义军出身的藩镇节度使朱温所断送。 在当时的形式下，行伍出身的朱温万万不会也不可能放下其以武立国的军队，武人政治理所当然地成为此时期的主流。王朝的不断更迭，位居中枢的文人幕僚在武人政治中尚难有一席之地，“是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由此及彼，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特殊生存环境亦可想而知了。 在当时，社会的中下层通过行伍出身可以快速地流动到社会上层，甚至达到位极人臣乃至称帝建国的地步。鲜活的事例导致的结果就是武将轻视文臣乃至皇权的行径可以说层见叠出，《旧五代史弘肇传》记载:“弘肇又厉声言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结合当时的历史现状，皇帝大多出自军事集团的首领，通过不合乎礼法的弑君篡夺或者半威逼式的禅让窃取政权，《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荣传》提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为了确保王朝的延续和个人统治的安全性，君主往往通过笼络武将来巩固其统治，可以说成为一种应然之举。在这种情势下，文官集团沦为官场上的点缀，“但行文书而已”，很难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获得皇权，如何避免成为继后周之后第六个倏忽兴亡的短命王朝，乃至如何在当下的局势能够巩固来之不易的皇权，都是新生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需要立即解决的棘手问题。为了不重蹈覆辙，在与赵普商议后，太祖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此话虽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不得不提到，正是在唐末五代黑暗的武人政治影响下，才有了宋人蔡襄所说的“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进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的政治局面。士大夫阶层在国家社会治理和社会理想实践中已然成为中枢主导力量，在文化事功和政治事功中为实现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过程中大显身手，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由此产生。 五、儒学复兴与佛道冲击自汉末三国以至隋唐前，除却西晋短暂的统一，华夏大地在近三百年时间处于割据混战的政治形势，恰逢乱世，道家逍遥避世思想及佛教轮回极乐之说有了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此时，世家大族都不可避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境况;而庶族平民，只能如浮萍一般漂泊无依。 故逢乱世之时，很多人转向佛道之说，产生了消极避世的思想，“魏晋玄学”能够兴盛一时，与这个原因有着莫大的关联。政治上的黑暗，军事上的混战，形成思想上的枷锁深深地固着士人的身心，“适应着势力日增的门阀士族统治集团为肆无忌惮地奢靡纵欲而追求人性自由的心理需要，更主要地，适应着寒门庶族知识分子因苦闷、空虚、迷惘而急切地向往人性自由，企盼社会重归于稳定和安宁的思想需要”。  礼佛、崇道思想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佛教般若思想、顿悟思想和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对人们的思想、思维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与这些现象相比，儒教理论上的进步相对而言比较少，因此一般认为唐代与前代一样是儒学表现不佳的时代。” 因而自唐代以来，韩愈首倡古文运动，及至宋代立国，“对于儒者来说，在他们没有取得或保住儒学一统天下的优越地位之前，因忧患而产生的耻辱感，自然是十分强烈的了。”儒家学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关学”创始人张载，“伊洛”学派的程氏兄弟，王安石的“新学”，苏氏兄弟为首的“蜀学”……最后由朱熹集之大成，“理学”由此诞生。“理学”的产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结语追本溯源，宋代士大夫主要由魏晋以来庶族地主发展而来，儒学式微加重了士大夫思想上的忧患意识，武人政治的弊端则使士大夫政治上有所作为，科举制的完善以及取士名额的扩大，伴随着宋朝政府对举第士人的优渥待遇，共同促使宋代初期士大夫阶层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构建，在政治实践中为实现“三代之治”而不断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确是在宋代完成的。” 处在这一时期，承载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怀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入世精神，“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从而在社会价值重建及一系列变法运动中，提出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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