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武兰亭真本

定武兰亭真本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303-361）在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与友人孙绰（314-371）、谢安（320-385）、谢万（320-361）等四十一人，于兰亭举行修禊雅集，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写下著名的兰亭诗序，为唐太宗所藏，墨迹虽然已经失传，不过唐代以来即转化为无数的临摹本与石刻拓本，成为历代书法家学习行书的范本。《定武兰亭》拓本是其中一种，由于刻石在定武（今河北真定县）发现，因此以定武为名，自宋以来，皆认为是兰亭诸刻中最好的单刻帖。书史上般的说法是此帖据欧阳询（557-641）临摹本上石，北宋神宗煕宁间（1068-1077）薛绍彭（活动于十一世纪后半）得此石，翻刻一石，将原石凿损“湍、带、右、流、天”五字作为区别，挟归汴京，大观间（1107-1110）徽宗徵入内府，靖康元年（1126）年，于北宋亡于金之际失去。

此次本社发表的拓本（台北故宫藏）拓墨稍淡，字迹笔画略粗，右下角“会”字缺损，第十四行与十五行之间，即“欣”字与“不”字之间，有萧梁时鉴帖人徐僧权押缝的“僧”字。第七行、十四行泐损，第十一行到十七行的裂纹，石高低不平，拓墨呈深浅浓淡之别，“湍、带、右、流、天”五字有缺损。这些都符合宋元人所论述的旧刻损本的特徵。

卷后有政和元年（1111）北宋人跋及一则政和甲午（1114）观款，其次为元代鲜于枢（1297）、邓文原（1307）、赵孟頫（1309）、黄石翁（约1258-1316）、袁桷（1266-1327）、康里子山（1295-1345）、虞集（1330）、清代王文治（1793）的题跋。本幅及拖尾有元好问（1190-1257）、王芝（？-约1311)、汤垕、张德常、乔篑成（？-约1313)、元文宗（1328-1331在位）、卞永誉（1645-1712）、安岐（1683-1745）、徐坚（1712-1798）、王文治（1730-1802）、毕沅（1730-1797）、毕泷、陈淮（1753年举人）等鉴藏印记。张光宾先生曾考辨此卷在元代的流传，及明清之际，拓本与原跋分而复合的情形。

北宋时传为薛氏藏石在大观中入内府，政和初年王黼（1079-1126）得到这件出自内府的拓本，于政和元年书一长跋，论辨“兰亭诗记”的出处问题。同年，友人“之系”亦书一长跋，论唐太宗得兰亭墨本的经过。其后有政和甲午公达等观跋。

元初先为元好问收藏，后归王芝，大德元年（1297）鲜于枢（1246-1302）跋。约大德五年（1301）可能为汤垕所得，是年汤垕在绍兴，担任兰亭书院山长，将此本及原有的兰亭诗传分刻于书院的两壁。汤垕之后，或归张德常，有袁桷跋，指出王黼与本卷的关系，认为与宣和内府本相同，都是“损本”。大德十一年（1307）为时任江阴州尹的乔篑成所有，邓文原（1259-1328）于乔篑成郡斋观赏跋之，认为是用薄纸捶拓，所以“字差肥”。又至大二年（1309）赵孟頫（1254-1322）也为乔氏书一跋,，与自己所藏的一本比较，“无毫发差也”。大约邓文原跋同时，另有黄石翁跋，称此本“浑古特胜”，并从拓墨之浓淡，判断此本破裂纹是自然形成的，与一般摹刻故意刻成不同。

约在仁宗皇庆初年（1312），乔篑成售与柯九思（1290-1359）家，天历三年（1330）文宗御奎章阁，命参书臣柯九思取此本进呈，亲识“天历之宝”还以赐之，侍书学士虞集（1272-1348）奉勅记其后。约天历三年或次年春间，康里子山（1295-1345）以董源画从柯九思处易得之，并以精楷书记。

此后到明末清初，此卷流传情形不详，其间墨拓本与卷后的宋元人题跋曾经被分割，改配别本。如卞永誉收得以别本配上宋人题跋及虞集、康里子山跋的一卷·号为五字未损本。后来安岐先获得此墨拓本，又得卞氏本，遂拆去赝迹，重还旧观。此后卷归毕沅，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文治为之跋识。其后人清宫内府，嘉庆二十年（1815）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关于本卷与流传经历，尚有一些问题待补充：

一、 王黼题跋是否为原跋

拖尾王黼长跋论兰亭诗，从文意看，题跋的对象是传世的《兰亭诗》，而非《兰亭序》本文。因此有论者认为不是原跋，而是从别处移配来的。不过此说仍可商榷。据宋人记载，熙宁（1068-1077）中，薛绍彭在定州得到《定武兰亭》刻石，携至汴京。大观间（1107-1110）徽宗诏取其石，嵌置于宣和殿中。政和初年（1111），王黼得到这件出自内府的拓本，当时可能另有一件《兰亭诗》拓本，王黼将两件拓本合为一卷，分别“历绍注论”，汇录与兰亭相关的文献，包括何延之的《兰亭记》以及流传的《兰亭诗》等，所以称为“兰亭诗记”。王黼在题跋中，对于流传的《兰亭诗》提岀质疑，指出：“其诗不尽载，而所载率断取四句韵语，皆踪迹晋人平淡格而多不工，本亦讹陋不可读。”意指这些诗句皆是后人节录者，近代学者也同意此说。

第二跋即针对王黼所删润的何延之《兰亭记》提出异说，引用刘餗《隋唐嘉话》所载《兰亭序》流传经过，论辨何延之说可疑之处。此一论辩在南宋时也得到其他论者的支持。此卷为汤垕所得后，将《定武兰亭》拓本与《兰亭诗》拓本分别摹刻于兰亭书院的两壁，可能当时两件拓本分离，后来《兰亭诗》拓本失传，宋元人跋随著《定武兰亭》拓本流传至今，以致后人误解王黼及“序忠侯之系”的跋与本幅无关。

二、元人题跋与流传

（一）元好问、王芝、鲜于枢、汤垕

宋人跋之后接一短纸，为鲜于枢跋四行，云：

右定武兰亭玉石刻，甲余平生所见。况有内翰遗山先生图记，又可宝也。大德改元（1297）三月廿日，鲜于枢拜手题。

元好问三印“遗山”、“好问”、“洛州元氏太原房图书”钤在宋人跋纸后，此卷何时归王芝，已不可考。至元二十年（1283）鲜于枢渡江南来，在杭州与乔篑成、周密、郭天锡、赵孟頫、邓文原丶王芝等鉴藏家常往来，并有古书迹交易或题跋，这则题跋即其一。

大德四年（1300）王芝被徵至京师，为秘书监，大概在临行前将此卷让给了汤垕，与张光宾文亦符合。

（二）乔篑成、邓文原、赵孟頫、黄石翁、袁桷

鲜于枢跋后，隔一窄绫，另接二纸，有赵孟頫跋云：

定武兰亭，余旧有数本，散之亲友间，久乃令人惜之。今见仲山兄所藏，与余家仅存者无毫发差也。至大二年（1309）七月廿二日，赵孟頫书。

其次黄石翁跋：

贞观所刻宋人摹拓诸本，犹有尖嫩锋铓者，必非定武旧石也。此本浑古特胜，又趣舍所遇破裂处，石之高低不齐，故墨有浓淡，非完石鑱成裂文之比，此辨定武之一验。

袁桷跋：

薛氏石入曲水亭时，王黼在政府，将明盖其字也，前所谓凤阁王氏，实黼所书。尝自叙其家世出王方庆，故号凤阁。此帖乃损本，内赐王氏，今以宣和为损本，于此足徵。袁桷鉴定，题于张德常书圃。

最末邓文原跋：

此兰亭真刻用薄纸打，故字差肥，然意度具足，无毫发遗，精鉴者当自得之。大德丁未（1307）秋前十日邓文原观于暨阳乔侯郡齐。

张文云：

安氏墨缘汇观著录，未提及卷后赵孟頫、黄石翁、袁桷、邓文原四跋。此四跋在毕泷收藏前未知从何处移来，亦鲜见著录。但各家笔迹、叙事、品评皆极精当，并无重大破绽。

按袁桷《清容居土集》卷四十六《跋定武禊帖》，在“不损本”项目下，记载一本云：

王顺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顺伯名厚之，号复斋，有金石录，家藏石刻、钟鼎、篆籀、鉴铭、泉谱，侔内府。其家兵后不废。近岁丁未（1307），饥越，新昌尤惨，遂悉散落。始归于龙翔道士黄石翁，黄秘不示人。后有顺伯为浙西提举时，携入秘省，诸贤题名皆有，其最著者，楼宣献、刘文节。今亦归张（德常）氏。

今所简述的台北故宫本幅末与隔水跋纸间都有张氏骑缝印，卷后又有黄石翁、袁桷跋，与袁桷所记的一本似是同本。则丁未先归黄石翁，再归张德常，有袁桷为张氏跋，是年又入乔篑成处，有邓丶赵为之题跋。

不过两者不完全吻合，如故宫本袁跋明确的说：“此帖乃损本”，文集本则列在“不损本”下。文集本谓丁未岁以后，始自王氏家中流出，又其后有楼钥、刘光祖（1142-1222）等题名，故宫本未见。而故宫本袁桷跋局促在邓文原与黄石翁跋之间，似是最后书，则张德常收藏当在乔篑成之后，但文集中并未提及其他人的鉴藏题跋，不太合理。实际情形如何，还有待查考。

又前引《兰亭续考》所录楼钥跋王顺伯五字全本，或者就是袁桷记载的一本？

（三）柯九思、虞集、康里夔夔

据张文考，柯九思约于皇庆元年（1312）乔篑成晚年，得此卷。本幅后隔水裱绫上，有虞集一则题记，云：

天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上御奎章阁·命参书臣柯九思，取其家藏定武兰亭五字□（此处刮去一字，原为已字？）损本进呈。上览之称善，亲识斯宝（天历之宝），还以赐之，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

在右下方另有康里夔夔跋云：

定武兰亭，此本尤为精绝，而加之以御宝，如五云睛日辉映于蓬瀛。臣以董元画，于九思处易得之。何啻和璧隋珠，当永宝藏之。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事臣夔夔谨记。

张文依康里职衔及柯九思事迹，推知康里得此卷的时间在至顺二年（1331），所引事迹为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谓柯九思于是年春，“将家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

若依康里子山的题跋，柯九思是以此卷换董源画，不尽是“随以与人”，又本院藏陆继善《摹禊帖》册，后幅柯九思于后至元五年（1339）跋，云：“此卷自褚河南本中出，飘撇醖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习，为可尚也。今世学书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宁知茧纸龙跳虎卧之遗意哉。”似乎将褚摹本的价值置于定武之上，对当时竞相临习定武兰亭的风气有异议，在1331年让此卷与康里子山时，可能已有这样的看法。

三、 本卷与独孤僧本、吴炳本

定武兰亭本在清初还有多本流傅，但今日存世极少，除了此卷外，所知符合旧拓特徵，且流传有绪的，只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独孤僧本与吴炳旧藏本两件。

独孤僧本号为不损本，以曾经赵孟頫收藏、书十三跋并临一本而著名。可惜嘉庆年间遭火焚，现仅存拓本三片。吴炳本亦为不损本，有乔篑成、赵孟頫、陈彦廉（1339-1386）、安国（1481-1534）、查莹（1776进士）、王澍（1668-1743）、王文治丶英和等藏印，卷后有宋至清人题跋。

以独孤僧本三残片的部份来比较，可以看出，独孤僧本与故宫本较为接近，应是出于同一石，尤其明显的是石刻裂纹的痕迹最为相近，如第一行“和”，第二行“会”，到第三行“贤”字间，一道斜纹，第十二行“世”到第十七行“迁”字，一道裂痕，衔接“感慨”二字的裂纹，由于石高低不平，呈现上浓下淡的墨色，十分自然。最后两行之间一条裂纹也两相符合，这些都如前引袁说友所说，是自然的“粉纹”，无法以人为的方式复制。至于个别的字，笔画之粗细与泐损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不过仔细比较起来，故宫本字迹不如独孤僧本来得清晰，锋铓亦不如，可能椎拓的时间较晩，另外第七与十四行的泐损，或许也反映了原石当时的状况，袁桷认为此是宣和损本的代表，可能是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