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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富贵生活,是北宋词人晏殊诗词取材的一大特点

 寥斋 2020-01-31

被称为“太平宰相”的晏殊,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雍容富贵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描写“富贵”生活,正是晏殊诗词取材的一大特点。他有《长生乐》即是其描写富贵生活的作品。词云:

玉露金风月正园,台榭早凉天。画堂嘉会,组绣列芳筵。洞府星辰龟鹤,福寿来添。欢声喜色,同入金炉泛浓烟。清歌妙舞,急管繁弦。榴花满酌觥船。人尽祝、富贵又长年。莫教红日西晚,留着醉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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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西晚

从宋人笔记记载来看,晏珠对文学艺术如何表现富贵生活的理解,往往不在物欲,而在精神感受,有其超越凡俗的特质。诗词表现富贵大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贪欲型的极力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之多地位之尊、居宅之豪、衣食之贵;言财富则金帛田产,言地位则公侯将相,言居宅则富丽豪华,言穿着则珠光宝气,言肴馔则玉盘珍馐。这种作品表面看来似乎切题,实则沾滞拘泥,未能脱尘超俗,是一种层次低级的情趣,晏殊所不取,并讥之为“乞儿相”。第二种是超越型的:超越于富贵生活本身的物质享受,其作品虽也取材于“富贵生活”,但却能超越于“富贵”的直接描写,不是用贪得无厌的“乞儿”眼光去表现“富贵生活”,而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追求一种高品位的“富贵气象”;

描写富贵生活,是北宋词人晏殊诗词取材的一大特点

富贵气象

不是用感官去感受“富贵生活”给自己带来的物欲享受,而是以心灵去感受“富贵生活”赋予自己的那种超物质的精神含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情趣,表现于诗词,则可达到“皮毛落尽,精神独存”的艺术效果。晏殊词描写“富贵”以及他对富贵生活的品味和理解,正是此种境界的完美体现。关于这一点,吴处厚在其《青箱杂记》中有过很具体而又精彩的一段记载: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鉴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名花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这景致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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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出于天然

由此可见,晏殊在表现“富贵生活”时,他不同于李庆孙,“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这段话是晏殊审美情趣的最好自白。他的这种“不言金玉”而惟取“气象”的表现方法是遗貌取神的方法,是以优裕富贵的物质生活为基础,超越于物质的一种精神享受。面对楼台殿宇,他却欣赏飘飞于楼台侧畔的杨花;面对帘幕重重,他却欣赏任情穿梭于帘幕中间的盈盈飞燕。同样,在“梨花院落”中,他欣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溶溶月”;在“柳絮池塘”边,他感受这令人惬意舒适的“淡淡风”。他这才是深谙了“富贵”的内含之美。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理解:

描写富贵生活,是北宋词人晏殊诗词取材的一大特点

盈盈飞燕

如晏殊所云,此种“景致”,“穷人家”的确没有,只能是达官显贵才有的“富贵气象”。达官显贵整天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庭院之中,司空见惯,本已不以为然,若再专门形容“金玉绵绣”之类,追求物欲享受,必然若伧父乞儿,了无意趣。所以他对李庆孙诗中“金书字”、“玉篆牌”之语言甚觉腻味,其没有脱开贪婪金玉的低级俗趣。所以,晏殊所表现的是一种超越富贵的精神升华,是异于常人的高层境界。欧阳修《归田录》也记载了晏元献对诗言富贵的看法:

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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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

这段话和吴处厚《青箱杂记》里的那段话有同样的内含,都是摒弃物欲,只求精神;脱离物象,意在象外。因其“腰金”、“玉枕”饰言富贵,突出金玉,故给人以“贪财”的感觉;而“笙歌”二句,虽言富贵,却不滞于金玉之物,只是从“人文环境”角度进行描绘,通过感官透射出“富贵气象”来,这自然是高层次的表现。并非所有的达官显贵都能感受到这种“超然物外”的“富贵气象”,惟有意趣高雅、深谙富贵内含者才可感受得到。若是低俗等闲之辈,他才不管什么“杨花过”、“燕子飞”,也不懂什么样“溶溶月”、“淡淡风”,他们所关心的恐怕只是金银财宝的搜刮占有,锦衣玉食的口体物欲享受。真正的“文人士大夫”们具有的审美情趣则是:雍容华贵、意态闲雅,愚拙见精巧,淡泊寓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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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华贵

苏轼有《於潜僧绿筠轩》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乃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轼所追求的也是超越物质的精神享受,他的所有创作无不渗透着飘逸出尘的超凡境界。黄庭坚也是弃尘绝俗的雅士,他出身贫寒,秉性孤高,傲视世俗,其作诗评诗皆以“绝俗”为标准,他说过:“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他论诗如此,论人论画论书都特别强调绝俗。比如在论及李白人品诗品时他说:“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显然黄庭坚认为,以金玉言富贵不免露出“寒乞声耳”,是为俗。当然宋人也不尽能脱俗,俗儒庸士大有人在。《后山诗话》记述过这样一件事:“王歧公诗喜用金璧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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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视世俗

这是对王歧公诗趋俗的善意讽刺。《王直方诗话》也记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有人云:诗能穷人,且试强作些富贵语看如何。其人数日搜索,云止得一联曰:‘胫挺化为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为之绝倒。”这个故事说明具雅趣者虽刻意搜求,其作品仍在物象之外。晏殊本具“意态闲雅”品格,之所以写富贵只言“气象”,也是和这样一个大的去俗趋雅的人文环境分不开。“富贵景致”能给晏殊什么样的情思感发?他常常是在歌舞宴乐的欢娱之余,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如前引诗句所云。作者把情思由“楼台”、“帘幕”转入“杨花”、“飞燕”,通过“杨花”和“飞燕”这两种物象寄托情思,借以表现其春光难留、佳人索居的忧伤心绪。同样,在“梨花院落”中,作者于花阴寂寂中对溶溶月色而怀念伊人;在“柳絮池塘”边,这“淡淡风”吹来的凉意,也使作者心中平添了惆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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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絮池塘

当然,这些情思,要读全诗才能体会,而孤立地从所引两句中是不好捉摸的。能充分地说明这层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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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

在悠闲富贵的享乐生活中,还不时从心底涌出一种忧伤来。对此,杨海明先生分析得非常精彩,他说:“这种忧伤,是感怀‘伊人’的不见,还是感怀时光的流逝?作者没有明说,也不必说清’,只让我们从他‘独徘徊’的动作中去细加思索。这里既没‘寒士’酒足饭饱后的满足感,也没有柳永渴念恋人的那种焦灼感,有的只是达官贵人在享乐之余所生出的对于生活的进一步‘反思’,和一个命运基本‘圆通’才不免也会生出的那种淡淡的惆怅。我们在这类作品中所‘品尝’到的,就不是那种‘肥饫甘醇’、‘山珍海馐’所直接散发的‘色、香、味’,倒像尝到了盛宴之后所送上来的一杯高级龙井茶,在啜饮之后却又能倍加深切地‘回味’起刚才的丰盛酒席。所以,和柳永那些尽量要用‘香衾雕鞍’、暖酥腻云’之类字面‘装饰’出来的富贵景象相比,晏殊这些词才是‘真富贵’、真贵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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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意境

晏殊也有难以脱俗的“俗人心态”。他确实是一位命运“圆通”的人,所以最怕“富贵生活”的逝去,故对“富贵生活”的依恋之情也最深,其描写也因此大多基于良辰易失、美景难再的情绪,比如“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门外落花流水逝,相看莫异樽前醉。”(《鹊踏枝》)如此等等。很多作品表现了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座有嘉宾樽有桂,莫辞终夕醉。”(《谒金门》)正是他追求享乐心态的自述。这种心态与“俗人”相比并无两样,话说白一点,越是富贵,就越怕死;越是怕死,越要追求享乐,这是一个连晏殊这样“意态闲雅”的名儒也无法摆脱的思维怪圈。很多评论家在论及大晏时都很强调他的“高雅”、“闲雅”,而对其平庸的俗人心态却没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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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

其实晏殊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其词的“富贵气”中有“”的一面,也有“”的一面。如前所引之《长生乐》就是一首祝寿之作,中有“画堂”、“组绣”、“芳筵”、“金炉”等语,无不散发着对物质富贵的赞美,所以,只谈“”而讳言“”,并非晏殊全人。对此刘扬忠先生有段精辟的论述:“应当承认,晏殊尽管自命高雅,但他受安逸享乐的太平时尚的影响,加上本人长期高官厚禄,生活未免平庸而缺少新鲜的审美体验,因而他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中也有庸俗浮滥的一面,表现在歌词创作中,有时也似晚唐五代的颓废词人一样,弹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陈词滥调。……还有一些套话连篇的祝寿词,艺术价值不大。在这些方面,他比起被他瞧不起的那个‘骫骳从俗’柳永,并无太多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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