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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为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请联系责编；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 来源：网络 我1951年生于刘绍棠的老家儒林村，那时他早已文名在外。他很年轻就活跃在北京文坛，是个本应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大作家。但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1966年“文革”到来，他和妻子商议，决定只身回乡避乱。就这样，我和他竟有了命运的相交点。 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他回村第一天出工穿着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戴一个大草帽，眉清目秀，高高大大，干干净净的，一看就像是知识分子。我当时才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那么熟悉。 有一次，我听村里的老人叫他“宝琴头”，我很奇怪，一问才知是他的小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就总是这样喊他，一喊他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他说，你叫广芹，我叫宝琴，听起来像一家人!我说，我是草头芹，才不跟你一家人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对我说，他的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我说不管夜有多长，总有天亮的时候，你既然喜欢写作就继续写吧!他说：我不敢写，被人发现，是要罪加一等的！我说：你写吧，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 后来他跟我说，我的这句话让他感动了一辈子。 有一天我在路上走，他赶了上来，塞给我一个条子，我打开一看，写着六个字：我是你的阮湄。阮湄是他的小说《知己》的主人公，他希望我成为他的知己。他很紧张，塞给我条子，掉头就走。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他开始不停地给我写信。每次写好了信，就揣在贴胸的口袋里，一边计算着一边磨磨蹭蹭地在我经常走的路口上等着，见到我，很快地塞给我跑了。他几乎每天写一封信给我，这个习惯他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离开人世。 正如他所说，我们是“精神上的恋人”。那时，我知道他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所以，我后来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们的相识就是个错误。 他爱唱《浏阳河》，他说：你知道吗，这首歌唱的是咱们俩。我纳闷，说：唱我们什么了?他说，浏阳河，正是“刘杨合”，刘绍棠与杨广芹如两条河流一样，必将汇合在一起。1971年他开始慢慢构思与酝酿他的小说《桅顶》。1973年春天，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给我献上了生日礼物——《桅顶》第一卷。他说我就是他的桅顶，给他写作的激情和力量。 那年六月份，村里推荐我报考大学。刘绍棠知道后高兴坏了。却不料公社有人找我谈话，说：你想上大学么?我说：做梦都想。那人接着说：那你带个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我说什么也不愿答应。那人恼火了，当即说：那好，你的事就明年再说吧!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儒林村，刘绍棠看我神情不对，猜到了几分，问我：公社没通过?我点点头，他叹了口气轻声对我说：那等明年再报名吧。 来年六月份，村子里又推荐我考大学，因为那一年我交了一封刘绍棠自己写的批判信。公社看了批判信后，说：写得很好，但是这是书面批判，我们要言行一致。其实，公社和村里说，只要我牵头斗他就行。但是我知道万事就怕有了一个头，牵了这个头，他的苦难日子就开了头。我能做得出来吗?我还是没答应。 第三年六月份，村里又推荐我上大学，再次提出让我带头批刘绍棠。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但这一次我早就铁了心，非常平静地拒绝了公社的要求。从此，这辈子，我将永远留在农村。 1974年刘绍棠信守他的诺言，在我生日那天，《桅顶》卷二，交到了我的手中。他忽然认真地对我说：你当我妻子吧!我吓了一跳，以前他只说“我们的爱情”，现在怎么又进了一步了?他接着说，六年，我们一年比一年亲，一年比一年近。我止了笑：竟然六年了，可是我们有未来吗? 1977年3月，他再次提出娶我。我忧虑地说：“我们俩是不可能的。”他双手一挥：“什么不可能!你什么也不必想了，我非娶你不可!”他拉着我的手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提亲。母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与刘绍棠已经悄悄好了多年，一听就震怒了：“你是有老婆的人，别打我女儿的歪主意!”“我回去离婚!”“你敢离婚，我让你鸡飞蛋打一场空!”妈妈断然拒绝他后，开始骂我，骂着骂着母亲自己也哭了…… 那是我最难挨的时刻。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但我不愿意这份感情使他为难，那时他已将我们的事告诉了他夫人，我怕他回家后与夫人有争吵。他却跟我说，我对他还有恩，他不能抛下我。他一直要我等他，我虽然明知不可能，可还是答应他说：行。 那段时间很多人上门来提亲，我拗不过我妈只好去相亲。不知怎么的被他知道了，他气冲冲地来质问我。我嗫嚅地说：我只是去看一眼，也没答应。他就更生气了，他说：你如果还是这么没有主见，我就不写作，来看着你！我赶紧说：我等你还不行吗?他说：你发誓！我赶紧说：我发誓。 1979年7月，他的政策得到了落实，他要彻底离开儒林村了。送别那天，我送他去汽车站，路上他对我说，你再等我两年，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家里的事。我笑笑没有吱声。看着汽车慢慢地开走了，我在心里说1979年一切再见吧！你走了，我也要走了。 走，对于我们两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他的夫人苦等了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甘来，那就让他们团聚后好好享受一下吧! 这是我们在儒林村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在1980年腊月二十嫁到了张家湾南姚园村，丈夫比我大两岁。出嫁那天，隔壁邻居的大爷，用驴车把我的两箱嫁妆拉到了南姚园村：一箱是我的换洗衣服，一箱是刘绍棠写给我的信，整整一箱的信。 1981年4月刘绍棠知道我嫁人的消息，急急忙忙就寻到我南姚园的家里来，气呼呼地看我。你把我的半条命弄丢了，他说。我没有吭声。后来他又来过我的家好几次，看我的爱人对我真的很好，就放心了。他跟我说，如果他对你不好，我无论如何要把你带走。 从此，我们兄妹相称。见面很少，但他还是坚持给我写信，所以他的一切情况我也都清楚，包括他1989年中风偏瘫。他特别希望我给他写信，所以给我寄来两个信封，信封上通信地址都写好了。我还是没回信。 1996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广芹，这一次我可能过不了关了，有可能是癌症。你来医院看我吧，我需要你给我力量!” 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照片邮一张过去，你看到照片，就当是看到我。他听了，马上高兴地说好。我听他情绪稳下来了，就说，那你好好到床上躺着，别累着了，他很听话地连声答应。我特别的揪心，但我知道，我不能去看他，我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那年12月，我收到了他的便签，希望我能把我们之间的故事刊登出来。我回信答应了他。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完成他生前最后的愿望。 1997年3月12日那天早晨，下着雨，我照例去上班。一个高音喇叭在说一条新闻，我好像听到刘绍棠的名字。这时我邻居家一个大嫂飞快地向我跑来，大声地对我说：广芹，刘绍棠死啦！刚才广播上说的。 我愣住了，但是没有哭，也没有停住脚步，我就一直在雨里走。我不知道走了多少个道，就这么走了好几天，就如游魂一样。可是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们北京有个风俗，一个人过世十年整的时候，亲属朋友要为他举行一次大祭。因为过了十年这个界，活着的人忘记他，他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转眼他离世已经十年，我想也到了纪念他的时候，我决定履行对他的承诺，把我和他交往的事情出版，整整五年，终于完成我和他共同的心愿。如此，我对他，终于可以心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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