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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与楷书几乎同时形成。反映行书形成的书迹，如秦始五年简、正月廿四日残纸、小人董奔残纸、前凉李柏文书等。 它们大多为西晋时期的残纸。东晋行书成熟后，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归于王羲之名下的一批行书作品。 《兰亭序》历来被当作王羲之的代表作，但真伪一直没有定论。人们提出的疑问是，它的风格与王羲之其他作品不同，似乎属于东晋之后的某一阶段；此外，从文献学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否定的证据。 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始见到日本收藏的几件王羲之作品的摹本，它们是《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二谢帖》、《得示帖》。这些摹本估计在唐代传入日本。这是国内文献中不见著录的几件作品。 国内收藏的王羲之《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作品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三帖的古朴、质实，与《兰亭序》、《快雪时睛帖》在气息、笔致、意境上都有所不同。当《丧乱帖》等作品传至国内后，人们很容易发现，这几件作品中的笔调、韵致与三帖如出一辙。这几件作品与三帖加在一起，构成了王羲之一个另类的完整的世界，与《兰亭序》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所包含的笔法、结构、章法的无穷变化，笔触的凝重，意境的质朴、深邃，不是用'一位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所能解释的。 对王羲之行书风格的认识，于与此跨进了大大的一步。这是超出历代所有论争之上的收获。'龙跳天门'和'女郎气'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很可能是人们面对真伪两类作品的不同感受。 把《兰亭序》与'丧乱'等八帖进行细致的比较，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的把握两类作品的特征与差异。 例如，八帖在笔画走向上看起来有很多直线，但点画内部笔锋运动的轨迹多取曲线，这就是说，笔锋轨迹的变化隐藏在点画内部；《兰亭序》笔锋轨迹多取曲线，但它明显地反映在点画外形上。再如八帖起笔以方形为主，即使有前导动作，也绝不曾影响到'方'的感觉，预备动作所形成的线细微而附属性质明显，当它融入笔画时，则立即成为笔画的实在部分，融入的过程非常短促；而《兰亭序》前导笔触融入笔画时，有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作者对这一段线有细致的控制，它与笔画组成了一个逐渐变化的实体。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笔方式。 《快雪时晴帖》是著名的传世摹本，此帖运笔中处处注意中锋，但笔画内部运动非常简单，与'丧乱'等八帖方、圆之间自由转换的笔法不类；结构上，平行笔画都非常规整，而'丧乱'等八帖几乎所有平行笔画都有轻微的变异——这里表现出处理结构时完全不同的感觉状态。《快雪时晴帖》的母本应为一件前人临本，而非王羲之原作。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由唐僧怀仁从王羲之各种作品中汇集而成，字数多，摹刻精致，历来被当作学习行书的重要范本。要把来自各种作品的单字汇合成一件作品，可以想见，对这些单字多少要做一些处理，以使它们能够处于一个整体中。由于是摹刻集字，各字之间的联系已非原作状态，许多地方只是排列整齐而已，学习者从其他作品中补充有关训练。 王珣《伯远帖》是存世数件晋人真迹之一，为窥探晋人书法面目的重要依凭。作品洒脱、俊爽，笔致洁净、挺拔。用笔和结构中所透露的动力形式比较单纯，几种笔画成为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很少有作品能够以这么单纯的技巧塑造出如此洒脱、高雅的意境。 王献之与王羲之在审美观念上的分歧，成为许多传说的起因。从他们两人作品来看，风格确实有明显的区别，王羲之质朴、凝重，王献之流丽、飘逸。
《鸭头丸帖》，笔触流畅、飞动，但几乎笔锋所有转换处都在控制中；结构富于变化，攲侧、错落、摆动、漂移，生动而不失分寸。《鸭头丸帖》为王献之'外拓'笔法的代表作。
《廿九日帖》风格与此有所不同，笔笔压紧纸面，结构与笔画一样紧凑、结实。它与《鸭头丸帖》不像同一人所书，但它更准确地反映了王氏家族笔法和结构的共同特征，如字结构向右上方的倾斜、折笔后的竖画向左倾斜等。作品中不少笔画近于楷书，然而其中又夹杂着几个草字，这是当时流行的风气，刻帖中王羲之便有不少此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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