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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引发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本公号日前亦曾向学界发出倡议，相继选编张剑光教授的新著《中国抗疫简史》，张光芒教授等关于“非典”、海啸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以飨读者。本期我们编发的是扬州大学文学院张堂会教授关于“自然灾害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书写”这一主题进行研讨的系列论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在历史考察（以现代小说、民谣为主）之外，也对这一书写的局限性有所反思。该文原题《民国时期瘟疫与现代文学书写》（刊《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近代文学研究”（ID：jindaiwenxue）发表全文网络版。 面对瘟疫，现代文学的表现差强人意 文/张堂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疫情的预防与治疗，基本上遏制了重大疫情的发生，以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瘟疫的历史很茫然，不知道瘟疫为何物，感觉它离我们很遥远。然而2003年一场来势凶猛的SARS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瘟疫的威力，原来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其实瘟疫曾给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对瘟疫一直是严阵以待，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些习俗和信仰之中就遗存着有关瘟疫的鲜活记忆，比如傩舞就是古人驱除疫病的一种巫术仪式，《礼记》中有“傩，人所以逐疫鬼也”的记载。《吕氏春秋·季冬纪》有“腊岁前—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的说法，《墨子·尚同》则曰：“天之有疾病褐祟，必斋戒休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之。”王安石的诗句“爆竹一声旧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反映了人们正月饮屠苏酒驱逐瘟疫的习俗。《干金要方》卷九“辟温”说：“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我们熟悉的《水浒传》也是以瘟疫开头的，写仁宗皇帝请张天师祈神驱除瘟疫，发生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引出梁山好汉的故事。在距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民国时期，瘟疫还是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一类自然灾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劣，加之医学技术水平不发达，政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又极为有限，人民的卫生意识十分淡薄，极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疫情。根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有关资料的统计，从1912—1949年的三十八年期间，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巨大灾害就有75次，其中疫灾19次，占重大自然灾害的25%，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重大疫情发生。特别是1932年有一次以霍乱为主的全国性大疫灾死亡估计近40-50万人，波及范围最广，死亡人数最多。[1](p.280)疫情发生后，国民政府抗灾、救灾的能力也极为薄弱。1906年，中央才有卫生行政机构；到了1934年，全国共有医师7881人，药师380人；[2]( p.1296) 1947年，全国也只有16所省级传染病院。[3]( pp.1851-1854)因此，疫情发生后，民众多用驱疫避鬼的迷信方式来救灾。比如在1932年的大霍乱中，在天津地区，“一般无知愚民，遂竞相传说，一则谓‘瘟疫下界’，再则谓‘闹白莲教’，愚民之感觉恐慌者颇众。各地民众多悬挂旧历新年所贴‘吊旗’，据云可以禳免杂灾，日前更有小报大登特登，谓‘白莲教将出世，凡某家门上抹有血迹者，数日内必致死亡净尽，其预防方法，为用红棉纸将灶口封闭，可以免灾。’”[4]在包头地区，“惟人们迷信颇深，认为疫疠之来，冥冥之中必有鬼神主持其间，故日来大打其所谓善会，邀集喇嘛僧道，聚而捧经，间杂以乐器，其热烈不下民六绥远省鼠疫最烈时之情况。”[5]现代文学对此没有漠然视之，对天花、疟疾、霍乱、鼠疫等疫灾下的迷信疗法作了生动形象的反映。方光焘的小说《疟疾》讲述了一个30来岁的农村妇女患了疟疾已经十几天了，可是她却不请医生来看病，在家里苦苦地挨着，一方面是不相信请医服药的科学治疗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多花钱。这时，另一个妇女吴妈就告诉她一个方法，“我的阿狗去年也是生了一个多月的寒热病，后来我带他逃到他姊丈家里才躲脱了。”她听信了吴妈的建议，忍痛离别自己的幼子，回娘家去“避避”，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病躲掉了。可是，等她到了娘家以后，她还是觉得渐渐怕冷起来，后来身上越来越感觉冷，身子渐渐的发起抖来，她才明白自己的病并没有被躲掉，疟疾还是照样发作了。她后悔自己空逃出来，反累得自己的孩子在家哭闹。后来发起热来，昏昏沉沉的讲了许多呓语。听到别人家的门响，便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来了，催促侄女去开门。侄女告诉她不是自家门响时，她便发怒说“我死都死了，难道你不许我和儿子见一面么？”听到隔壁小孩哭声便骂侄女说：“我的阿六，哭到那个样子，你们还不替我抱来么？你们不要那样忍心，快替我抱来我要给乳他吃。”她的嫂子只好托人雇了一顶轿子把她送回家了。小说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描绘了疟疾病人的特征以及当地“避病”的习俗。疟疾在民间又称打摆子、发疟子、发寒热，它是一种由疟原虫经由蚊子作为传播媒介而引起的传染病。疟疾开始发作时，病人会突然感到畏寒，四肢发抖，发烧达到40℃或更高，可能会伴有谵妄、惊厥等症状，高烧后全身大汗淋漓，体温迅速下降至正常，病情就会自明显好转。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从小说中这个妇女身上体现出来，特别是她生病后惊恐、担忧、孤独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腻，她对儿子的牵肠挂肚与恋恋不舍都在她发烧的呓语中传达出来了。鲁彦的小说《岔路》描写了一场可怕的鼠疫，“这是鼠疫，可怕的鼠疫！它每年都来，一到春将尽夏将始的时候。它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直至夏末。它不分善和恶，不姑恤老和幼，也不选择穷或富。谁在冥冥中给它撞到，谁就完了。决没有例外。”袁家村里经常发现一个家庭不止死一个人，另一个村庄吴家村有一个十六口人的大家庭全都断了气。鼠疫为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野鼠、旱獭、家鼠都是鼠疫重要的传染源。鼠疫一般先在老鼠间流行，然后主要以鼠蚤为媒介，再把病菌传播给人类，造成鼠疫的人间大流行。从小说描写的症状来看，这里爆发的极有可能是败血型鼠疫，“白发的老人，强壮的青年，吮乳的小孩，在先后的死亡。一秒钟前，他在工作或游息，一秒钟后，他被强烈的燃烧迫到了床上，两三天后，灵魂离开了他的躯壳。”败血型鼠疫又称暴发型鼠疫，所有人群对此种鼠疫都容易感染，无性别、年龄的差别。此种鼠疫因免疫功能差，菌量多，毒力强，所以发展极速。患者常常突然发高烧体温上升，神志不清，出现谵妄或昏迷现象，多在发病后24小时内死亡，很少超过3天，病死率高达100%。因患者皮肤广泛出血、瘀斑、紫绀、坏死，故死后尸体呈紫黑色，俗称“黑死病”。预防和治疗鼠疫主要是要注意卫生，切断鼠与人之间的传染源，接种有关疫苗，实行严格的消毒与隔离，对感染者应用一些敏感的抗菌药物。在小说中，虽然鼠疫每年都爆发，袁家村和吴家村的村民却并不懂得这些积极的预防和治疗道理，却偏相信关帝爷能够驱散这害人的鼠疫，于是他们决定请出庙里的神像“关帝爷”出巡。但这两个村庄却为哪个村人当正总管以及关帝爷首先巡祈到哪个村发生争执，按照以往情形应该是年老的吴家村的吴大毕担任正总管，吴大毕最终谦让着把这个总管位子让给了比自己年轻的袁家村的袁筱头，因为他觉得袁筱头在这次攘灾活动中打通县府的关节，出了许多力，理所当然的应该担任正总管。但这却激怒了吴家村的年轻人，认为这样做坏了老规矩，让他们今后抬不起头来。于是，他们暗暗地要出这口气，与袁家村人要一争高低。以往神像都是先到袁家村，供奉一天后再顺路转到吴家村。今年可不同了，在通往袁家村和吴家村的岔路口，祈神的队伍发生了骚乱，吴家村的人执意要把关帝爷的神像先抬到自己的村子，两个村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各自为了维护本村的名誉，互不相让，最后刀枪相见，发生了严重的械斗，“鲜红的血在到处喷洒”，“宁可死得一个也不留”。两村的首领吴大毕和袁筱头也被疯狂的人群挤到在烂田中呻吟着，低微的声音从他们受伤的口角边颤动了出来，“关帝爷救我们两村的人！”而此时，“关帝爷愤怒地在路旁蹲着，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受了石子的伤，他的一只手臂和两只腿子被木杠打脱了。他本威严地坐在神轿的椅子里，可是现在神轿和椅子全被拆得粉碎，变成了武器。强烈的太阳从上面洒到他的脸上，他的脸同火一样的红，愤怒地睁着左眼，流着发光的汗。”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浙东农村祈神攘灾的风俗，展示了在鼠疫的威胁下人与自然、生存与死亡的矛盾，最终被宗族的权势和名誉的矛盾所代替，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让我们领略了旧中国农村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制度的严重危害。沈从文的中篇小说《泥涂》描写了长江中部一个大市镇的贫民窟里天花流行、死者相藉，他们的住所遭到水淹，之后又发生了一场大火，写尽了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穷人的生命真是朝不保夕。“九月来，在这些仿照地狱铺排的区域里，一阵干燥，一阵霪雨，便照例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流行病，许多人家小孩子都传染着天花。这病如一阵风，向各处人家稠密的方面卷去，每一家有小孩子的，都不免有一个患者，各处都可看到一些人，用红纸遮盖着头部，各处看到肿胀发紫的脸儿，各处看到小小的棺木。百善堂的小棺木，到后来被这个区域贫人领用完了。直到善堂棺木领完后，天花还不曾停止流行，街头成天有人用小篮儿或破席，包裹了小小的尸身向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厕所或那种较空阔地方，或人家铺柜门前，总可以发现那种死去不久、全身发胀崩裂、失去了原来人形、不知什么人弃下的小小尸海。”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其病毒能对抗干燥和低温，一般可存活数月至一年半之久。天花主要通过飞沫吸入或直接接触而传染，天花病毒有高度传染性，不分男女老幼包括新生儿在内，均能感染天花。天花的主要症状是发高烧，体温急剧升高时可出现惊厥、昏迷现象，病人常感到头痛，四肢及腰背酸痛、乏力，皮肤出现脓疱样丘疹，脓疱愈后会结痂、脱痂，遗留下麻点。重型天花病人常伴有并发症，如败血症、骨髓炎、脑炎、脑膜炎、肺炎等，这是天花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接种天花疫苗是预防天花的最有效办法，对于天花患者要严格进行隔离，病人的衣物用具、排泄物、分泌物等要彻底消毒。对患者除了采取对症疗法和支持疗法以外，口腔、鼻、咽、眼睛等部位要保持清洁，重点是预防病人发生并发症。但对于小说中贫民窟中的穷人来说，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希冀能有一阵大风刮去散播天花的小鬼。“一切人都只盼望刮风，因为按照一种无知的传说，这种从地狱带来的病，医药也只能救济那些不该死的人，但若刮了一阵风，那些散播天花小鬼，是可以为一阵大风而刮去，终于渐渐平复的。”可是这阵风却没有如期而至，“这收拾一切的风，应当在什么时候才来？上帝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地方既然为天所弃，风应当从哪儿吹来？自然的，大家都盼望着这奇怪的风，可是多数人在希望中就都先死去了。”他们的生活太穷苦了，所居住的地方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根本就不能保持必要的清洁。得了天花的小孩四容发热口渴，家里连口热水都没有，她娘只好拿一个罐子到另外一个正在烧水的人家讨了些温水。他们住的地方本身就比较低洼，附近一些地方由于连日雨水已经汇积成小湖，快要灌到他们的小屋里来了。现在由于附近的工厂大通公司挖沟排放积水，那些水都流向这边低处来，许多人家立刻都进了水。他们组织起来到警察所去责问厂家的欺压，却得不到一点的支持与同情。紧接着，他们又遭受了一场火灾，有一个妇人手上抱着刚出痘疹的孩子，因骤然火起受了惊吓，跑出来又为风一吹，孩子这时抱在手中断气了。一个姓张的师爷忙着救火，不料被一块砖头给打闷了，抬回去不久就死了。这些苦难中的人们相濡以沫，问讯别人的灾情，聚集起来吊慰死者，俨然忘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徐疾(刘燕荪)的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则描写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麻脚瘟”的瘟疫，这篇小说于1946年获得首届茅盾文艺奖第一名。小说描写了四川一个叫做兴文乡的地方乡民赶场的情形，许多人聚集在访贤茶园的门前听乡长杨宝三和队附周玉福、财务委员雷胖子等人大摆龙门阵，他们正在谈论防止疫病传播的事情。这两天一种叫“麻脚瘟”的瘟疫袭击到了本场，一天就搁下来六七个人，“都是一样的又吐又泻，周身干瘪，两脚麻筋，用不到一个时辰。”这群官老爷们于是就有了生财之道，乡长想出了一个用筹款打醮的方式来驱除瘟疫的主意，“款呢，还是要筹划派齐，瘟症免不了打醮，请菩萨保佑保佑，让瘟神远走他方，他在打一次平安大醮，少不了六七十万，这样吧，还是比照前一次献金办法照派，多者三五万，少者七八千，银钱原本艰难，但这是本场的事嘛。”那些老百姓已经预料到这回又得蚀掉几斤肉才能免却一场灾害，他们已经习惯地能够接受一切大人物的命令了。所以，那些老百姓在听了乡长的派款命令后，差不多都坠入了苦恼的心境里，也有一两个不知眼色、火炮性子的人叫嚷着：“又是要钱，老子们总有一天量量你的胃口，看你们包袱究竟有多深！”这几个人的声音虽然很大，乡长却只鄙夷地向他们扫了一眼，根本不把这些将来必抓无疑的壮丁放在眼里，随后就移入雅座和周队附、财务委员商量派款后三人如何分赃。就在他们如同武士一样夸耀激战后的胜利，品味着的又进了一笔意外之财的喜悦之际，城里的赵科长打来电话，不许他们向县府报告瘟疫死人之事，说是对本场名誉不好，防疫经费由壮丁费里面加上去，先缴一部分到科里。乡长听完电话，愤愤地把听筒望地上一摔，大声地咆哮了起来：“这是搞的啥子鸟教？有麻脚瘟说不许报上县去，防疫费照壮丁费加，却还说得过去，啥子要先缴三十万元到科里，由科里一起办，哄鬼，我他妈又不是三岁娃儿、毛挑子，好得很，一钱没落，先他妈锯了这大一节，还好意思说是特别关照，他关照个××啊。”因为照他们原先所商定的款子，除去他们的油水，已经所剩无几，只能办一个规模很小、非常寒碜的清醮大会，如果再交一部分到县里去统筹办理，那可真正要“巧妇难为无米炊”了！于是他们又在一起合计，“有啥办法，还不是羊皮出在羊身上，还不是本场的同胞受气，再多筹点款子，对付过去，省得生些什么麻烦。”最终他们还是在有壮丁的人家身上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小说中提到的“麻脚瘟”是解放前在川南一带非常流行的一种疾病，又称“痹病”，因为病人感染上这种疾病，脚部就会发软、发麻，同时会伴有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麻”的感觉会逐步蔓延，一旦到达胸部以上，人就会立即死亡，根本无药可治，当地百姓谈“麻”色变。其实，这种疾病是由氯化钡而引起的慢性中毒，因为当地的食盐中含有氯化钡。同济医学院的杜公振、邓瑞麟教授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了“麻脚瘟”的罪魁祸首，原来是人们食用了食盐中的氯化钡造成了慢性中毒，他们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民政府第三届（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徐疾的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描写了地方官吏面对“麻脚瘟”的灾情见死不救，一心想着如何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活画出一群“见猪不振三分罪，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地方官老爷们的丑恶嘴脸。《兴文乡疫政即景》以其出色的描写获得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评选甲等首名，1946年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刊出了获奖的消息。一些民谣也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瘟疫情形。底层民众在历史的书写中往往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是模糊不清的，长期淹没在喧嚣的精英话语之中。民谣是农耕社会的遗产，是引领我们走进普通大众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书写底层生活和精神记忆的一笔宝贵财富。民谣中的灾荒记忆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民众是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者，民谣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文学雕饰和润色，从中可以还原出民众心目中的灾荒图像。比如陕北一个名叫染兴庄的村民之间流行着一首民谣，反映了当年发生的鼠疫留在民间的记忆，“中华民国十九年，秋歌闹到七月天，不为银子不为钱，只为瘟疫带上天”。[6]( p.2)还有一些民谣反映了民国时期霍乱爆发时的情形。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通过水、食物、苍蝇等得以传播，临床表现为腹泻、呕吐和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周身循环衰竭等，如果救治不及时，几个小时之内就能致人死亡。霍乱发病急速，传播较快，波及面广，因此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较为严重。如抢救不及时或治疗不当，患者就会因严重脱水而在几小时之内死亡。霍乱的有效防治方法就是注意饮食卫生和做好消毒隔离工作，服用抗菌药物进行预防。1932年，爆发了全国性的霍乱。据1932年8月6日和10日的《大公报》记载，截至7月份，就有甘肃、陕西、河南、绥远等18个省发生了霍乱，疫区达157个县市。[7]( p.348)霍乱在西北地区一度非常猖獗，一开始从河南传入陕西，波及到陕西60多个县，患者死亡率高达40%，一下子便夺去了20多万人的生命，人人谈虎色变，（虎即虎烈拉，也即霍乱。）[8]( p.4)甘肃陇县有一个地方叫做沙岗子，原先有700多居民，霍乱期间死了348个人，当时该地就流行开这样一首民谣：“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又升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9]( p.112)在山东馆陶地区则流行着各式各样的民谣，反映了1943年该地区霍乱大流行，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老天爷阴了天，接接连连，昼夜不停，下了七八天。人人受了潮湿，人人得了霍乱，男女老少计算起来，死了一大半，人人打蚂蚌，人人打草籽，回家当饭餐。”“民国三十二年灾荒年，肚子里没有饭，人人得霍乱，男女老少死一半。”“八月二十八日，老天爷阴了天，滴滴连连，连下了七八天，水大着了潮湿，人人得霍乱。”“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真可怜，提起那个灾荒的人，多有为难，老乡们，提起那个灾荒的人，多有为难。”[10]( p.71)从民谣中可以看出霍乱往往在连续的阴雨情况下流行，这和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病菌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平常时期人们饮用烧开了的水，里面的病菌基本上都被高温杀灭了，而老百姓在连续阴雨之下根本无柴可烧，有时还吃生的食物，造成了病菌的蔓延。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这次霍乱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侵略者，是他们一手导演了这场细菌战。[11]( p.32)由于属于高度机密的作战计划，一些下层的日本士兵也不知情，更别说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了，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不大知道当年爆发的霍乱其实另有隐情。 从上面现代文学的书写中可以看出，面对瘟疫许多人的信仰发生偏移，想去寻求一种精神的慰藉，迷信巫术之风盛行，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12](p.638)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巫术疗法？探究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力不济，加上医学水平不发达，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去救灾。老百姓只好寄希望于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秘力量，祈求国泰民安。另一方面就是负面传统的因袭作用，教育不昌导致民智低下，民众缺乏一种科学的观念，只好去因袭继承那些传统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中那些肃穆庄重的气氛和庄严神圣的仪式，已经逐步内化成一种精神符号深烙在民众灵魂的深处。再一方面就是水旱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有学者对1932年的霍乱作过精细的辨析与思考，“1932年的霍乱大流行，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瘟疫。它的形成导源于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和水旱灾的促发等自然因素，并因发达的交通、人口的流动、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防治的不力等社会因素而扩大。”[1](p.306)与国外描写瘟疫的文学比较起来，现代文学的表现力还是有些欠缺，只就瘟疫的表面现象作了描写，没能穿透事物的表层达到一定的哲理高度。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表面上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在疫情之下与世隔绝的那种惶恐不安与焦虑，其实隐含了对法西斯专制与暴虐的抗议，同时在哲理层面也表现出了人类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葡萄牙小说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则更具有寓言写作的特征，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城市里的人们突然患上一种“白色眼疾”，许多人双目失明，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城市，人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后来这种疾病自动消失，人们恢复了视力，但人们平素的道德水准却没能经受住这场疫情的考验。眼科医生无法解释这种不治而愈的现象，那个一直陪伴医生佯装失明的妻子是盲人世界中唯一能看得见的人，她目睹了疫情中人性的冷酷、邪恶与残暴。当她看着恢复视力欢乐的人群时却突然感到恐惧，以致怀疑自己是个瞎子，只不过是一个看得见的“瞎子”。这部小说穿越了疾病的表象描写，直抵生活的本质，寓意人类没有合理地使用理智而导致的理智失明，带有强烈的哲理色彩，是一个富有启示性的当代寓言。面对瘟疫，文学何为？我想文学可以让我们更具体、深入地去观察民国时期的瘟疫情形，揭示人们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影像，加深对自然与历史的理解，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对将来的防灾、救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再就是促进人们对环境、灾害以及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善待自然和家园，维护可持续发展战略。文学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的瘟疫史，能够正视自身的弱点，在灾难中学会坚强与明达。毕淑敏在一篇随笔中对瘟疫作了自己的思考，“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不会怨天尤人。人是一种动物，病毒也是一种生物。根据科学家考证，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二十亿年，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百万年史。如果病毒国度有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猜它会理直气壮地说，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的辖地，人类不过是刚刚诞生的小弟。你们侵占了我们的地盘，比如热带雨林；你们围剿了我们的伙伴，比如天花和麻疹。想想看，大哥岂能束手待毙？你们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我们当然要反扑。你们破坏了物种之链，我们当然要报复。这次的非典和以前的艾滋病毒，都还只是我们派出的先头部队的牛刀小试。等着吧，战斗未有穷期……人类和病毒的博弈，永无止息。如果我在这厮杀中被击中，那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人类面临大困境的小证据。”[13]是的，人类与瘟疫的较量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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