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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巩在23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赏识，以“百鸟而一鹗[ 欧阳修《送杨辟秀才》]许之，欧阳修根据自己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宗旨和美学情趣，针对其文章奔放雄浑的风格，给曾巩以亲切的指导。当时，曾巩虽为布衣，而遂以文名天下。他的文章“一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曾肇《亡兄行状》]。其后，曾巩的至友王安石及苏轼兄弟等，都对曾巩给以高度的评价。王安石对曾巩文学上的成就推崇备至：“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谓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杨！”[ 王安石《赠曾子固》]苏轼对曾巩的道德文章极为佩服，作诗曰：“醉翁门下士，遝杂难为贤，曾子独超铁，孤芳陋群妍。”[ 苏轼《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也称赞曾巩“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 苏辙《曾子固挽词》]可见在整个北宋，对曾巩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南宋的陈宗礼称扬曾巩之文是“金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 陈宗礼《曾南丰先生文集序》]似乎无以复加，醇乎其醇，显然是从文道并重的角度来评论曾巩的。以道学思想而论文学的朱熹，更以曾巩直接孟子、韩愈，置之欧阳修之上。他自云青年时就喜读曾文，“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并常常“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 朱熹《跋曾南丰贴》]他认为“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朱熹《曾南丰先生年谱序》]朱熹文章亦与曾巩相近，长于说理，但终其一生，其古文成就仍赶不上曾氏。不过由于朱熹极力抬高曾巩的文章，使曾文成为旧时代“正统派”古文家所模拟的对象之一。李涂指出曾巩作文师承刘向，并认为子固之文“平平说出，娓娓不断，最淡而古。”[ 李涂《文章精义》]曾巩对刘向的文章确有研究，在创作风格上也有模仿刘向的倾向，然以他的《战国策目录序》和刘向的《战国策书录》比较，内容没有那么丰厚，气味也有不到的地方。 但总的来说，曾巩的文章自文坛上的奇峰突起后，立即引人瞩目，得到普遍的喜爱。北宋就已刊印《元丰类稿》及其《续稿》，南宋的吕祖谦更编辑《古文关键》，收录曾巩之文，示学者以门径，列曾氏为唐宋“八家”之一。[ 吕祖谦编《古文关键》二卷，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和张来等八家之文，共60篇；该选本没有收录王安石的文章，所以不同于所世所云的“唐宋八大家”。] 二 元代散文创作比及盛宋乃一蹶不振。加上当时理学家把文章与理学合而为一，影响所至，整个元代，抒情和写景的作品甚少，大都是些经世致用的论说文字。因而“元代散文绝大多数缺乏自由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仅仅一些应用文字而已。只是叙事，而无描写，只有论道，而乏抒情，这就是元代散文的特点”。[ 范宁《浅谈元代散文》，见《光明日报》之《文学遗产》第663期，1984年11月27日]从这一方面说，曾巩的散文是影响了元代散文的，至少是符合元代散文特点的。 从曾巩的全部散文看，他的兴趣主要在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如著名的《唐论》《熙宁转对疏为治论》《礼阁新仪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先大夫集后序》《范贯之奏议集序》《熙宁转对疏》《说苑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进太祖皇帝总序》等，而不在纯文学作品(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在这一方面他有自己的重要见解：“古文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曾巩《南齐书目录序》]这是欧阳修“事信、载大、言文”观点的发挥。曾巩从史传文写作的角度把道与识(明、智)、才(文)相提并论。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曾巩又讲“只有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明道之文”，“非蓄道德恶能辨之不感，议之不徇?“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这些都给了“文”以极高的地位。 确实，曾巩文章的特色在于好议论，主要以语言取胜。他所作的序体中，多是在馆阁编校古书时作的目录序。从《元丰类稿》看，集中也是记体文字较多，议论多于叙事和抒情。曾巩的文章在“八大家”中是情致最少的，由于他过于好发议论，因而有人批评他“迂冗，开南宋芜秽派”，这种影响也及至元代。刘埙、方回、王构、吴澄、虞集、马祖常、丁恩敬等人都对曾巩做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对曾巩散文作出全面评价的当推脱脱。脱脱等在所著《宋史本传·曾巩传》中评论道：“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脱脱等人注意从曾巩座师欧阳修、良友王安石的对比中来考察，指出曾文不同于欧、王的特点，比宋人的评价显然更为具体，并符合曾文的实际，故后人多引用之。 试比较欧、王、曾三家散文风格，大致说来，欧阳修以情韵胜，王安石以气势胜，而曾巩则以说理胜。欧阳修称曾文“笔力雅赡，……而引经据古，明白详尽”[ 欧阳修《寄曾舍人书》]。曾巩一行饱经风雨，逆境多于顺境,39岁才中进士，并且官运又不亨通，离京外任越、齐、襄、洪、福、明、亳、沧诸州十余年，以至“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 脱脱等《宋史本传·曾巩传》]。因此，在曾巩的散文中，体现出一种独立的人格。“他把一切都谈化了，什么浓烈的色彩、蓬勃的气势、激烈的节奏，甚至柔媚的情感，在他的笔下都难以见到。他冷静得出奇。仿佛是一位睿智的老人，理智公平地评价某一事物，娓娓动听地发表议论。”[ 王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散文艺术风格之比较》，见《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如曾巩的代表作《墨池记》，从墨池古迹说明学问成就在于坚持不懈的学习，再从表彰墨池的人推论他的目的也在劝勉人们加强学习。全文采用设问的语气，有的正面答复，有的让读者去体味，好象一个温婉儒雅文的学者在和你亲切地交谈，不知不觉间把道理说给你听了。后来的古文作家专学他的这种笔法，把古文写成平庸乏味的滥调，然而这却不是曾巩的过失。 三 明代，曾巩在正统古文家的心目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赵琬说：“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丽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 赵琬《重刊元丰类稿跋》]邵濂在《南丰先生文序集》中把孔子比日月，赵琬把曾巩比日星，这已经把曾巩抬到接近孔子而超越孟子的地位了，这当然是出于某种需要的溢美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到明人学曾的时代风尚。 明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可以说是一部拟古与反拟古斗争的历史。这时期散文创作相对说来比唐、宋较少光采，然而理论批评却颇具特色：各种散文流派，旗帜鲜明，或主复古，或尚新变，或务折中，反复论争，相当激烈。他们对于前朝的古文创作都进行了各持一端的评价，其中包括对曾巩的评价。 如重“道”派，方孝儒认为曾巩“其文粹白纯正，出入礼乐法度中”[ 方孝儒《张彦辉文集序》]；王一夔认为曾文“未尝不与六经合也”；[ 王一夔《元丰类稿序》]邵濂则认为“曾氏当理”，其文“深明学有统，道有归”。[ 邵濂《序刻南丰先生文集》]再如重“法”派，姜洪从曾文的风格上进行评论：“南丰先生天资高，学力超诣，其所得宏博无津涯,所趋则约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为文,亦雄伟奔放,不可究极。要其归,则严谨醇正,推其所从来，实尝师友于欧公之门，而其所自负，则先正谓其要似刘向，不知韩愈氏为何如。”[ 姜洪《重刊元丰类稿序》] 在重“法”派中，对曾巩文章最来为推重的莫过于明中叶的唐宋派文人了。 为了抵制和打击雍容华贵的“台阁体”及一味摹古的秦汉派(“前七子”“后七子”)的文风，由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唐宋派文人提出学习唐宋散文“文从字顺”的艺术风格。他们大都尊奉欧、曾为圭臬。王慎中认为曾巩的文章是“至文”，因此极为推重：“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由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观其书，知其于为文良有意乎！折衷诸子之同异，会通于圣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视古之能言，庶几无愧，非徒贤于后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远，宜与《诗》《书》之作者并天地无穷而与之俱久。然至于今日，知好者已鲜，是可慨也！”[ 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之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地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唐宋派文人学古文，多数从学曾入手。王慎中的《寄道原弟书十六》指出，欧阳修、曾巩是司马迁、班固的最好继承者，那么学习欧、曾，也就是学习司马迁、班固了： 方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学欧、曾哉！ 所以，王慎中宗欧、曾，极力探求曾文的内部结构规律。他认为曾巩的序类文“皆一一有法”[ 《唐宋八大家文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 [ 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即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 那么，什么是“法”呢?唐顺之解释说：“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 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就是说写文章要抑扬顿挫，缓急有致，纵横捭阖，首尾照应。为了寻求曾文之“法”，唐顺之在元末明初朱右编《八先生文集》的基础上，加上《左传》《国语》和《史记》中的古文，编成《文编》。此书论文以“法”为先，书中所标举者，皆文家窃要，为学古文者之重要读本。 续之，茅坤更把曾巩归入“八大家"之列，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详加评论，极力推崇，则风行海内。《唐宋八大家文钞》所选各家文章的数目是：韩愈文58篇，张伯行重订的《八大家文钞》选柳宗元文18篇，欧阳修文38篇、苏轼文27篇、苏洵文2篇、苏辙文21篇、曾巩文110篇、王安石文17篇。这其中曾巩文为八家之最，从而使曾巩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仅仅明代，《元丰类稿》就刊印16次之多。 当然，王慎中、唐顺之和茅坤等唐宋派作家对于学曾的程度是有区别的。王慎中、唐顺之极推曾巩，茅坤则倾心于欧阳修。茅坤的《曾公定公文钞引》在大力肯定曾文的同时，指出其“才焰”不如韩、柳、欧、苏：“曾子固之才焰不如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及苏氏父子弟兄，然其议论，必本于《六经》而其鼓铸剪裁，必折衷之于古作者之旨。朱晦庵尝称其文似刘向，向之文于西京为最尔雅，此所谓可与知者言，难于俗人道也。……近年晋江王道思、昆陵唐应德始亟称之，然学者间犹疑信者半，而至于脍炙者罕矣。”在另一篇《评司马子长诸家文》中又说：“巩尤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荣而不能副焉。”这些可见他们态度之轩轾。 在唐宋派古文家中成就最高的归有光对曾巩有着特殊的爱好，并受到曾文的极大影响。清代的方苞概括归有光的创作特色是：能取法欧、曾而稍更其形貌耳”[ 《方苞集·书归震川文集后》]。钱谦益谓：“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八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推抗行。”[ 钱谦益《列朝诗集·震川先生小传》]钱氏的《初学集》还记载归有光推重曾巩的一段故事： 传闻熙甫上公车，货骡车以行。熙甫俨然中坐，后生弟子执书夹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从客问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肃愍库碑》以进。熙甫读毕，挥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轶，得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挟册朗诵至五十余过。听者皆欠申欲卧，熙甫沉吟讽咏，犹有余味。 从归有光的代表作《项脊轩志》看，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记叙文，作者围绕着“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的小书斋，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种种逸事，令人感慨万端。这些小事情看似平平常常，却那样动人心弦，确实是“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恻之思，溢于言表”[ 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对于此文，我们且不说它继承了唐宋古文家“言之有物”“言之有情”的传统，单从它在叙事抒情时特别注重文字的技巧布局看，全篇没有奇字险句，但委婉条畅，神气完足，“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 王世贞《归太仆赞序》]，“不俟修辞而情辞并得”，[ 《方苞集·书归震川文集后》]“文从字顺”，善于白描，就大有欧、曾之余韵。归有光是从学欧、曾入手而成为明代散文之宗匠的。 曾巩记叙文不多，但都能即景生情，反复唱叹，深入理奥，而辞气从容；书信则语言婉曲，写得较有情致(这是与他的议论文大不相同的地方，曾巩写作是有几套笔法的)。《寄欧阳舍人书》是他收到欧阳修为他祖父作墓道碑铭后写的致谢信，主旨在于以“蓄道德而能文章”赞美欧阳修，通篇围绕这个意思周旋曲折，所谓“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古文观止》的选编者吴楚材、吴调候认为此文“在南丰集中，应推为第一”全文纡徐百折，感慨呜咽，而又不失雍容文雅，转入幽深。曾巩的这些写作手法也是归有光所师法的。 《曾巩集》中另有一篇不大为人注意的《秃秃记》，记述当时一个官吏薄行无耻、灭绝人性以至虐杀亲儿的故事。作者在琐琐细细的事实叙述中，刻划了官吏丑恶的灵魂。全文仅500余字却有声有色，有情有感，很近于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明末清初的侯方域的散文就有这种“小说家的伎俩”），可惜这种文字在他的集子里并不多见。 除归有光等唐宋派外，明代学曾的还大有人在，连戏曲家汤显祖作文也师法南丰。钱益谦在《汤遂昌小传》中说:“义仍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秀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汤氏的学生、明末“豫章社”首领艾南英继承唐宋派衣钵，文宗“八大家”，为文亦是学曾的。 当然，在明代也有反对曾巩文的。屠隆就认为曾文“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 屠隆《文论》]；公安派的袁宗道也瞧不起曾巩，认为曾巩是“理充于腹内而文随之”。[ 袁宗道《论文》] 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的散文清新俊逸、生气流转，很善于写山光水色的游记文章(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袁中道的《江行日记二则》等)。其实，对于这类文章曾巩也不是不能写，他的抒情、写景手法更并非低能。如他写福州景物的《道山亭记》就颇有柳宗元游记散文峻洁峭刻的特点。曾巩用浩瀚的思潮、雄奇的文笔，描写福建山川形势、水陆交通及风土民俗，以画龙点睛的手法，点出了道山亭的景色，最后描写当时福州的城市面貌：“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杰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这篇《道山亭记》，元代刘埙，清代沈德潜陆文裕、林纾等都交口称赞。又如《拟岘台记》，犹如一幅泼墨画，穷尽了北宋时抚州山水的秀丽：“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舻，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崖岩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 四 随着“唐宋八大家”文选的印行，曾巩的名声在清代继续大振。清代，对曾文进行点评研究的有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高塘的《唐宋八大家钞》、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孝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爱新觉罗·弘历的《御选唐宋文醇》、何焯的《义门读书记》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伯行在茅坤基础上重订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沈德潜重选的《唐宋八家文读本》。张伯行选本评论曾文时说：“南丰先生之文，原本《六经》，出入司马迁、班固之书，视欧阳庐陵几欲轶而过之，苏氏父子远不如也。然当时知之者亦少。朱子喜读其文，特为南丰作年谱，尝称其文字确实，又以为比欧阳更峻洁。夫文不确实，则不足以发挥事理；不峻洁，则其体裁繁蔓，字句瑕累，亦不足以成文矣。南丰之文深于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文而至于是，亦可以上下千古，而卓然不朽于作者之林矣。”评论可谓登峰造极。不过关于八家文之优劣，尤其苏轼不如曾巩一说，是大可商榷的。 在清代最大的文派——桐城派兴起前，对曾巩的研究就比较活跃。作为明清之际一代文宗的钱谦益说：“余每读子固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来。”[ 钱谦益《读南丰集》]清初散文三大家魏禧、汪琬、侯方域都喜曾巩文：魏禧认为“子固如陂泽春涨，虽漶漫而深厚有气力”[ 魏禧《日录论文》]；汪琬也主动继承了曾文的“文统”；侯方域在写作上是效法曾巩的。桐城派兴起后，仍有许多古文家发表了对曾文的看法。王应奎认为“曾子固文宗刘向”[ 王应奎《柳南随笔》]；厉鹗认为“子固文不远京汉”[ 厉鹗《碻士文续钞》卷七评语]；郑燮认为曾巩属于“读书深，养气足，恢恢游刃有余地”的“大乘法”[ 郑燮《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一类文章；晚清的林纾(他与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过从甚密，尊吴为师)则认为曾巩极长于学记一体。林纾在文论观点上是主张崇尚唐宋、崇尚韩、柳和曾文的，他认为文章应该讲究“义境义法”，对晚清文坛的影响极大。刘熙载在《艺概》里，则把文品与人品联系起来对曾巩进行评论：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刘熙载的卓见无疑值得我们重视。 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前后绵延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尊奉的是程、朱道统，并以承继唐宋八大家文统相标榜。曾巩的散文，虽然在反映现实的斗争方面不如王安石强烈，又不象韩愈那样“不平则鸣”，也没有欧阳修那样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但它用字很有分量，表现沉着，并讲究“法度”的谨严和布局的分明，使人有迹可循，有“法”可依。曾巩作为“道统”与“文统”合一的楷模，自然给桐城派古文创作以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创作是以方苞的“义法＂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他关于“义法”完整的议论见于《又书货殖传后》：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从曾巩的文论看，他比较重视“道”“法”和“事理”。其《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云：“夫道之难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见，而仲尼生于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于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道”是一成不变的，“法”则可以随时而易：“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基于此，他认为作文章要注意“事理”，“至平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 曾巩《王子直文集序》]《赠黎安二生序》也说他们的文章“穷尽事理”。因此，曾巩比较轻视抒情辞章，而重视学术文章，对于史传和碑志尤为重视。他认为写此类文章“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 曾巩《南齐书目录序》]，所以要选良史之才以写史，用蓄道德能文章者以写碑志，如是，其文才能取信于人而传之久远，才能明事达理，以文贯道。曾现是作为专门的、有影响的文章家和古文理论家出现于北宋的，他的这些论述显然为桐城派古文“义法”论开了先路，准备了一定的理论条件。 从桐城派“义法”的涵义看，“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章的表现形式。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本”，是说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統一，才能成为完美的文学作品。从谋篇布局上来讲，曾巩的文章是以事理为线素来布置文章结构的，做到事有先后、理有深浅，围绕一事一理，层层展开，往往显得字字有法度，段段有来历。这种特点，在一些史论性文章里表现得相当充分。如《战国策目录序》，作者紧紧抓住“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道理讲行阐述。文中的感情色彩并不浓厚，只是一味地说理论述，是一篇代圣贤立言的论理文章。 上面说过，大致曾巩作文讲究法度和布局，因而文章结构严谨、条理分明，不支不蔓，而尤以文字明洁著称，雍容、简洁、雅正，使学者有轨迹可循。加上他多言道，“本原六经”，[ 脱脱等《宋史本传·曾巩传》]因而城派文人很自然把曾现的文章认为作楷模，从学曾入手来学习唐宋八家文。这种风气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直到道光年间的方东树等几代桐城派作家都未有改变。 桐城派中坚刘大櫆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引方苞语云：“（曾文）序记之最”，“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簡（按：指《战国策目录序》）及《列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快，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桐城派讲究清真雅正、谨严朴素的文章风格，方苞主张散文要排斥一切“藻丽徘语”，他甚至认为连“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以及语录中语”[ 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都不可涉入古文。曾氏的散文以说理胜，所以语言非常质朴，几手洗尽了一切铅华凡艳。由于一味说理，又绝少抒情，就使他的文有时难免产生一种“典型有余而文彩不是”的瑕疵。曾巩平和冲淡、醇厚雅洁的散文风格正符合了桐城派的需要。但无论曾巩现抑或方苞，因为在语言的运用上给自已划了许多框框，以致格局狭容，创造性不强，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的散文成就。 方苞的再传弟子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把曾文归于“阴柔＂风格进行论述：“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面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桐城派支流阳湖派的创始人恽敬说：“曾子固自儒家入，故其温而定”。[ 恽敬《太云山房稿二集·自序》]这算是道出了曾文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曾巩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在欧、王、曾三家中，曾巩散文的儒家气味最为浓厚。儒家强周调温文尔雅的中和之美，曾巩散文在感情表达上是具有这一特色的。另一方面，曾巩散文受到文体对风格的制约。“奏议宜雅，书论宜理”[曹丕《典论·论文》]，曾巩大多“序”“书”“记”“论”等说理议论文，只有这种雅正的风格才能与之相适应。议论文重在说理而不在以势压人，要求论述清而非激情，况风格各有千秋，奇崛者如狂飙骤雨，自然动魄惊心；安雅者似清风之霞，却也怡神悦目。一阳刚，一阴柔，共为世人所推重。如前文所云的曾巩力作《墨池记》，记述江西临川城东传说是王羲之洗涤笔砚的水池，作者从这一则书法家的轶事，说明王羲之成为书法家并非“天成”，而是靠刻苦学习，进而“推其事而勉其学者”。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婉转含蓄、深入理奥，而使辞气从容，耐人寻味，确具阴柔之美，正如沈德潜所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在题外，令人徘徊赏之。”[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 毋容讳言，清代对曾巩散文的批评亦尖锐。清初王夫之就指责曾文“如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悼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提倡“性灵说”的袁枚对曾巩评价最低：“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于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相伯仲也？”[ 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但他又认为自己作文不如欧、曾文空疏，并分析原因说是“正为胸中卷轴太多之故”[ 袁枚《覆家实堂》]。性灵派文人对宋学深为不满，加之曾巩文章较少文采和感染力，故最为他们所鄙视。 五 统观前人的评论可知，曾巩对元、明、清三代散文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明代唐宋派和清代桐城派都肯定曾巩是欧阳修的嫡派正传者，因而备加推举，奉之为作文的楷模，他们学习和继承“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也主要是以学曾入手的。茅坤把曾巩确定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结论，决不是随便加封的头衔。当然，从南宋朱熹直至晚清林纾之所以哄抬曾氏，多是看重其“醇于儒”的思想特色，而较少系统地去阐发其艺术成就。“五四”以后对曾巩的冷落，也是囿于某种现成的文学观念（古代散文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它是一种广义的散文，包括文、史、哲、经等学术文章在内的纯文学和非文学，古代作家常常善于写作应用文和政治、学术论文），同样忽视了曾巩文学方面的成就。 比如曾巩有两篇著名的学记——《宜黄县学记》和《筠州学记》，前人评价很高。朱熹不但认为它们“说得古人教学意出”[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还曾有意加以仿效。何焯称此文“宏肆”，还说“自汉代以来能为如此之文者，不过五六人耳”[ 何焯《义门读书记》]。清代的刘开甚至把曾巩的善作学记和韩愈的工于碑志、柳宗元的善记山水、欧阳修的精于序事、苏洵的着力于策论、王安石的长于序经相提并论。[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于此可见学记在曾文中的地位。但是关于曾巩学记文章的价值、艺术上的特点以及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始终没有人进行过研究。 再如，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风格和其他七家有什么异同，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清人吴振乾说：“奥若韩，峭若柳，宏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如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纡折，亦有人树一帜，名不相袭者。”[ 吴振乾《唐宋八大家类选序》]这些评语对于八家风格的区别是否确切，也未能做出完善的结论。一般都认为曾巩无论论文主张与散文风格都接近于欧阳修，但他们的异、同又在哪里？似乎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现代学者吕思勉在《宋代文学》中指出： 宋代六家中，欧、曾二家，性质尤相近。故晁公武谓“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法的”云。清桐城派之文，实以法此二家为最多。然欧、曾之文，仍各有特色：欧文妙处，雍容大雅，实与刘向为近。今所传刘向校书之序，故多伪作，《战国策序》，论者多以为真，余尚未敢深信。然其文自极佳。而曾氏《战国策目录序》，陈古刺今，语长心重；《先大夫集后序》，委曲感慨，而气不追晦，尤为杰作；《宜黄县学记》《筠州县学记》两篇，文字尤为质实厚重。要之南丰之文，可谓颇得《记》之妙也。 已故吕氏之言，可谓分析的玲珑剔透，可惜今人没有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究。 曾巩在中国散文史、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前人也说过“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 何乔新《又过嘉禾怀南丰先生》。董贾，指董仲舒、贾谊；韩欧，指韩愈、欧阳修。]。我们应该认真地系统地研究曾巩的思想，进而全面地恰当地评价他的散文艺术。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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