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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杨阿敏 时间：2018年7月21日 地点：葛晓音教授北京家中 本期主要内容：读研之前的学习生活经历 杨阿敏：请先介绍一下您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 葛晓音：我1946年出生在上海江湾五角场。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老师，我父亲是京剧团的编剧。上海原来有所谓的三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大世界。他是共舞台的编剧，后来改成新华京剧团。我家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不过我大概两岁多的时候，就被送到我的外祖母家寄养。我是在无锡长大的。 记得小时候外婆家原先是租住在无锡西门外，棉花巷的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的大宅子里面，叫做“张洞里”。那个大宅子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有前后花园，梧桐院，还有水池、假山、小桥。四十年代末，社会比较乱，院门永远是关着的，不让小孩出去，所以我几乎就是关在这个宅院里长到四五岁的。宅院的主楼虽然是一栋洋房，但前后花园基本都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庭院设计的，也稍微有一点西式花园的装饰。这使我后来读到一些描写庭院的古典诗词就觉得特别亲切，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中。而且那个大院打开后门就是一个池塘，不远处又有一条河，特别像南方乐府民歌里描写的那种风景。我还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出作文题“我的童年”，我写的就是这几年生活的回忆，语文老师都不相信。他说你是看巴金的《家》《春》《秋》看多了编出来的吧！那时候上海住在弄堂里的人都很难想象那种生活环境。 后来“张洞里”好像是被政府收回去了，我们就搬出来，租住在棉花巷的一个大杂院里面。我五岁就上了小学，在无锡读小学到四年级，那个时候无锡没有什么上学的年龄限制。小学这几年几乎是浑浑噩噩过来的，我都记不清读了些什么东西。反而记得小学在一座古庙里，教室在大殿上，有点可怕。因为年纪太小，上学觉得累了，就跟老师说我要回家，我家就在小学对面。后来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父母把我接到了上海，小学的五、六年级，还有初中、高中是在上海读完的。 棉花巷的那个杂院、门外那条用碎花岗石铺的小街，还有街边的房子大体上都是民国时期的旧貌，一年四季的各种传统民俗也都很有趣味，这些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所以，每当看到古代典籍里描写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特别亲切。这些经历如果说有点什么影响的话，可能打下了我后来喜欢历史、文学的一个基础。 杨阿敏：您中学都是在上海念的，请您回顾一下中学的学习情况？ 葛晓音：小学的学习其实不好，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喜欢说话，不太专心。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偏科，只喜欢历史和文学，数理化不好。尤其数学不好，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经常不及格。偶尔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考了一个四分，就是良了。居然校领导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报告自己是怎么进步的，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但语文和历史确实非常好，每次一到考语文和历史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围着问我问题，一到考数学就轮到我哭鼻子了。 我的初中是上海市复兴中学，是上海的重点中学，现在也很有名，数学教学特别好。偏偏我数学特别差，所以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这个学校。考了另外一所高中，这个高中是新建的，叫做上海市长风中学。老师可能都是临时凑来的，水平有高有低。但特别幸运的是我的英文老师和语文老师非常好，他们都对我很偏心，所以我到了高中之后，英文、历史、文学这方面是很拔尖的。而数理化也不是那么差，大概是初中时数学提前教了不少，到高中不觉得太难了。所以在学校里经常被评为三好生，也算是班里比较早加入共青团的。 我那时最喜欢的是绘画，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就曾经想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到了高中时，我还是不死心，想继续考美院。当时我舅公，也就是外祖母的弟弟，叫钱松喦，后来是江苏国画院的院长，是一个著名的国画家。我妈就把我的画寄给他看，看我有没有考取美术学院的希望，舅公回信说不错，又把我的画寄给当时上海画院的应野平先生，也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他也说不错，考上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据他所知，1963年以后美术学院就不会再招生了。果然， 1963年除了工艺美院，全国美术学院都没有招生。我很沮丧，高考时只得改变志愿报了中文系。 我从初中到高中，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绘画上。记得我们初中的美术老师特别好，他姓陈，好像是丰子恺先生的学生，曾经带我们美术小组的学生去丰子恺家中拜访。丰子恺先生住的是一座花园洋房，我还记得他一头白发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的样子。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做完功课就画画，也参加学校的美术班。学校的一些宣传画都是我画的。当时自己立志将来要做一个画家。至于在功课方面，兴趣还是在文学和历史方面。 我父亲是京剧团的编剧，他们那个剧团是自负盈亏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民营剧团，没有政府补贴。他们经常要编一些连环本戏吸引观众，就是能够一出接一出连续演的剧本。所以家里剧本和历史小说特别多，《三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什么的，还有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凡是家里有的书我全部都搜来看了。那时我的功课也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紧张，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看闲书。 大概是1961年还是62年的时候，上海文化局组织一些编剧整理京剧的老剧本。我原来以为京剧的剧本是很少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流传下来的剧目，没人整理。那时候我父亲经常拎着一摞一摞的白皮本回来，就是没有正式出版的剧本。他整理我就在旁边当故事看，很快就把所有这些等待整理的剧本，通通看完了。所以脑子里装的东西特别杂。 我父亲也喜欢读小说，高中时学校给我了一个上海虹口区图书馆的借书卡，我父亲就经常让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时我借的书，印象中记得几乎全是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学名著，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最多，美国的看得很少，主要是18、19世纪的名著，那时候就知道了很多西方文学史当中的大作家。我父亲看完一本，我就跟着看一本。看完还回去以后立刻再借。那段生活我觉得还真是挺带劲的，有时我们全家一起讨论《水浒传》、《红楼梦》里的人物，我妹妹那时候还小，也喜欢搀合进来，所以家里的文学气氛还是挺浓的。 杨阿敏：当时为什么想到报考北大中文系，在中文系读书的几年您是如何度过的？ 葛晓音： 1963年因为全国只有工艺美院招生，可是我又不太喜欢工艺美术的路子，也不擅长。于是我的语文老师就劝我考北大中文系。其实我当时对北大只有《青春之歌》里的那点印象，听了他的话，就糊里糊涂报北大了。学校还让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因为上海有支援新疆的任务，学校就让我带头报名，做好考不上大学去新疆的打算。我回来跟家里商量，父母居然也没怎么反对，我就报名了。 当时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是发到考生所在中学的。发通知书的那一天，老师让我去，说你不是报名去新疆了吗？那你现在就要填表了。我想完了，肯定没考上。就说好吧，填就填，结果原来是老师在考验我，看我是不是真心愿意去支边，后来她拿出录取通知书对我说：你考上了北京大学。我当然很高兴。当时高考有第一张志愿表和第二张志愿表。北京大学是属于一类大学的，第二张是属于二类大学。我们那届大概170多个高中毕业生，只有四个同学考上第一类志愿，除了我考上北大以外，好像还有两个是华东师大。其余考上第二类志愿的也就十几个学生，因为这个学校是新建的，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生，质量不太高。 拿了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我父母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说：你为什不把华东师大放在第一志愿呢？我家离复旦大学是比较近的，但他们认为我根本考不上复旦，所以就让我把华东师大放在第一。而且上海人都不太愿意自己的子女离开上海。去北京离家这么老远，我又才17岁，什么都不会做，父母特别不放心。后来我父亲单位里的人都恭喜他，说北大多好啊，我父亲才高兴起来。 我记得我们那届高考很幸运，我们是不考数学的。就是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全是文科的，所以我后来很赞成高考文理分科。如果不分科我绝对考不上北大。另外呢，那年虽然已经开始讲究家庭成分了，但还不是很严格，到64年以后就严了。要不然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总之那会儿我们完全不像现在的学生，上北大的目标那么明确，真的是很稀里糊涂的。 六十年代的大学本科是五年制。我们第一年第二年是扎扎实实上了两年基础课的。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学史”和“古代汉语”这两门课，中国文学史一个星期有四节，都是很资深的老师教。比如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一段是林庚先生教的，宋元明清这部分，是季镇淮先生教的，都是好老师。 另外，我们还有老师课后辅导的制度，就是说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到两次，任课老师要到学生宿舍去答疑。我们女生比较少，就全部集中到男生宿舍去，同学有问题都可以问。那时候的老师都很负责任，比如林先生。因为我是课代表，每次林先生去答疑，我都去接他，林先生是风雨无阻，下雨打着伞他也过去。同学都挺愿意提问题的，任课老师跟本科同学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这个制度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老师们越住越远了。但这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很有好处。 这两年的课应该说是上得非常扎实，虽然学习条件并不太好，也没有大的图书馆，阅览室都是分散的。我们一下课就往自习室跑，要去占位子，因为宿舍还是比较挤的。上课记笔记也特别认真，反正争取一字不落的把老师的话都记下来。我的成绩也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后来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被大字报扫到了，说我是白专苗子，整天跟在教授的屁股后面跑。 其实64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开始了。一个学期至少有一个月要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我们曾经到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纺织厂劳动过一个月，还曾经到延庆去挖种树的坑。差不多每个学期都要出去，住在外面，而且用的是上课的时间。但大体上还算是踏实地学了两年。 第三年就不行了，要参加“四清”运动。机关干部，还有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全部抽出去，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一届同学去湖北江陵，我们年级的同学和老师，还有系里的一部分老师，去北京郊区小红门，我是在龙爪树大队。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派饭，也挺辛苦的。不过我们因为年轻吧！也不觉得。 其实像我这个队，“四清”到底清出些什么人来了呢？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顶多就是抓点多吃多占，分配不公诸如此类的吧。我那个时候干活还真的是挺卖力气的，我大概因为吃东西不太讲究，所以跟农民在一块，特别能吃他们那个窝头、贴饼子，所以当地村民都很喜欢我。不知怎么就让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觉得我表现挺好，一度还想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总之，那一年在乡下还算过得挺开心的，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份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以后，六月份就让我们统统回学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书是根本不可能读了。 我在文革当中也没有吃太多的苦头，靠着我还有点绘画的技能，又特别能画人物像，所以还有用处。文革那几年，学校里各处的毛主席像都是我画的， 后来新北大公社成立了一个展览会大队，负责举办各种展览，我主要是担纲画主席像和大幅宣传画的任务。另外也做些其他的美工活。虽然缺乏资金，条件简陋，但我总能想办法弄出一些比较好的宣传效果。比如我曾经当过歌舞团的美工，负责布景道具和灯光背景的制作，这个挺难的。记得有一次排演《长征组歌》，要通过幻灯打出灯光布景来。但那个时候表演的舞台就是在学校的大饭厅。舞台纵深比较短，没法打出正常比例的画面。我们就要想办法把那个幻灯片画成变形的，让灯光打出来成为正常的。完全要靠自己手工制作，在这方面我想了些办法，效果挺好。第一次上演的时候，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还有一次，五校联合排演京剧《红灯记》，记得有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大学。三天之内要把布景都做出来。我们就跑到专业的京剧团去学，他们还派了一个专业的美工来帮我们。美工指导说三天时间太紧，不可能弄得成。我就想了个办法，第一天让木工把所有的架子都做好，钉上布。第二天我就在几个脸盆里把各种颜料调好，让那些不会画画的同学一起往布景板上泼颜料，拿笤帚全部扫开。留下真正需要画的地方，由少数几个能画的人来画，这样就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任务。还得到美工指导的夸奖。 这两年书也读不成了，绘画倒成了专业。每天就忙着搞宣传。其实我们那个展览会大队搞了什么展览，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关心我自己画的那部分，把它画好就行了。 至于大串联，我跟几个关系好的女同学出去过一阵子，走到西安和延安，然后到重庆。在重庆待了没多久就回来了。一路上就是到处乱看，实际上我们那是借机游山玩水。最有意思的是在西安看碑林。当时碑林都关了嘛，我们想办法跟了一辆送菜的卡车，偷偷进去，饱饱地把碑林看了一遍。那时候还是春天，满园子的月季花，真美。我第一次看到昭陵六骏，特别震撼。所以大串联倒还是有点儿收获的，借此机会看了好多古迹。 那个时候挤火车非常困难，我们女同学一般都上不去，没有票，都是从窗口翻上去，我也没这个本事，都是同学把我连拽带推的弄上去。我记得第一次去延安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挤得没处下脚，跟我一起的那个女同学，身手特别敏捷，她就爬到行李架上躺着，居然行李架也没有塌掉。我们从重庆回北京的时候，同行的两个女同学都挤上火车了，就我手里拿着一大兜橘子，没上去。正巧后来又来了一趟火车，结果呢，整个车厢里面都没有人，等于我一个人坐了一趟专列回到了北京。 毕业时当然也不可能写毕业论文，我们本来应该七月份毕业的，拖到了1968年的十二月才毕业。 杨阿敏：毕业时为什么会前往新疆芳草湖农场，在农场主要做些什么，在新疆的生活如何？ 葛晓音：以前的大学生毕业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但文革中根本就没有分配这一说了。记得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照顾到上海教中学，还有一个到镇江，这算是比较好的地方。其他绝大部分是去了边疆。我想高中毕业已经准备去新疆了，那大学毕业还是去新疆吧。反正不是东北就是内蒙、青海，我就去了新疆，很简单。 从北京到新疆走了三天三夜多，从上海到新疆要三天四夜。一路都通火车，都是硬座，坐不起卧铺，非常辛苦，下车的时候脚都肿了。到了新疆的时候冰天雪地，正好是十二月，马路上的冰已经至少有几十公分厚，它是化不了的，下一次雪就积一层冰。 好多内陆大学生分到新疆，新疆主要有两个垦荒系统，一个是兵团系统，一个是地方的农垦系统。我先去农垦厅报到，被分配到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的芳草湖农场，我一听这个名字，脑子里就浮现出天鹅湖的美丽画面，十分向往，就同意去芳草湖农场。 我们大概有几百个内陆学生分到农垦厅，好多同学是南方来的，不知道路有多滑。记得有一个武汉大学来的男生，扛着一个箱子，穿着塑料底的棉鞋，塑料鞋底一到冰上滑得简直没法走路，解放军带着我们，先到招待所去。那个同学走几步就摔个大跟头，手里的箱子就飞出去了。好不容易爬起来，解放军去给他把箱子捡回来，刚走几步又摔了，箱子又飞出去了。部队里的战士都挺好的，他们看不下去了，就一路帮忙把箱子扛到了招待所。我们在招待所听到这里会冻死人的各种传说，弄得大家都挺紧张的，就尽可能买一些毡靴、军大衣什么的。后来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芳草湖农场，我分在四分场三小队。我们这个农场从内陆来了二百多个大学生。我们队就有七个，分别来自清华、北大、西安交大，还有一些乌鲁木齐的中学生，有的年纪很小，才十四、五岁。 我们到了小队，队里没有房子，就把队部的仓库腾出来。也没有床板，所以头一年就让我们睡在泥地上。地下铺的芦苇，芦苇上铺一张毡毯，用粗羊毛擀出来的，那个毡毯还挺隔潮的。一屋子睡十多个人，除了草铺，就只有一个炉子。炉子烧的是梭梭柴，梭梭柴是会引起煤气中毒的，因为它是半碳化的树枝和树干，农民要到好几百公里以外的戈壁滩上去捡。捡了拉回来，路上要走好几天，据说每年都会有人在马车上被冻死。 第一年主要是在生产队里劳动，劳动很辛苦，一个是路走得远，每天扛着铁锹，常常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要去的地里。还有一个最辛苦的是间苗和除草。简直就是一眼望不到头，一直蹲着，腰和腿都受不了，不过那会儿年轻好像都能挺过来。还有掰玉米，更是你想象不到的苦。天热掰玉米的时候，那个青纱帐里是密不透风的。热得汗流浃背，蚊子还特别多，一出汗蚊子就更叮你，所以就得穿长袖长裤，尽可能把外露部分都保护起来。干玉米叶子边缘锋利，不断的割人。回来以后，凡是外露的地方是都是划的伤口。 也有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农场是产西瓜的，西瓜特别好。据说每年十一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用的就是我们种的西瓜。所以到夏天的时候，虽然扛着锄头要走得远一点，但是也不用干太多的农活了。可以到瓜田里随便挑瓜吃，那好西瓜是真的多。口袋里装一把勺子，在那儿吃一个多小时的西瓜，又扛着铁锹回来了，这种日子也很惬意的。 我还骑马放过羊，说起来别人都不相信。队里不让女同学骑马，我爱人就教我。他是北大政治系毕业的，我们在生产队里认识的。我差不多学会了，就去放羊。可没想到春天的羊特别难放，因为嫩苜蓿太鲜美，羊见了就没命地吃，会撑死。如果羊进了苜蓿地，就必须把它轰出来，这可费死劲儿了，羊群根本不肯出来。那天我累得半死，最后还是从马上摔下来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放羊了。 到了第二年，上面知道我会画，就调到总场的宣传部。因为需要搞很多阶级斗争的展览，比如发现一个“地富反坏右”什么的，家里面抄出来的东西要展览，还要画他们的劣迹。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总场画画，待了两年，连分场劳动一共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在总场还遭遇过一次煤气中毒事件。因为新疆烧的是烟煤，取暖用火墙，烟囱虽然很大，但很容易被烟灰堵住，所以火墙要经常通，爬到房顶上，弄一盆水从烟囱口浇下去就行，要是不通火墙就会煤气中毒。我住的屋子里有好几个被调到总场来的女大学生，她们各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画画，白天待的时间比较长。自己又不会通火墙，不知不觉就吸饱了一氧化碳，还没有感觉。有一天晚上，大家已经睡下，我突然觉得不行了，就推了推我旁边的女同学说我难受，刚说完就昏过去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我旁边那个女同学说，见我眼睛都翻过去了，吓得要死。赶紧就起来叫隔壁住的解放军，那个时候大概是零下30多度吧，特别冷。那个小战士过来一看也吓坏了，就赶快骑着自行车到场部医院去找医生。可是他太着急没有戴手套，为此还冻坏了一个手指头。幸亏医生来得及时，加上门已打开，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了，我也慢慢的醒了。这次经历让我感到在那个时代还有人情的温暖。 杨阿敏：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去到昌吉州中学任教，当时的中学是什么情况，您在学校的工作如何？ 葛晓音：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和那些年轻的中学生不一样，他们类似于插队，不像我们是有国家工资的，还是要分配的。到第三年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被就地消化，芳草湖的这批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分配到昌吉自治州的各个机关、学校，还有一小部分清华的同学分配到乌鲁木齐的工厂。 昌吉州五七中学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正规学校的名称，其实是州里的主要中学。但是学生不爱学习，比较淘气，我上课的时候简直是对付不了这些学生。幸亏我也没教多长时间，就教了一个学期吧。 当时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革委会也知道我会画画，就把我借调过去，在州广场画宣传画，成了宣传部的人员。州里办的展览除了宣传大好形势以外，就是为公安局做治安宣传。经常是破了一个案子以后，就让我们搞一个展览。主要是画连环画，比如说一个案子怎么发生的，怎么侦破的。任务往往特别紧急，这种活一般都是我当主力。有一次我爱人带着学生下乡去收麦子。我为了赶一个案子的连环画，一个人在家连续干了十天。没时间做饭，每天就喝玉米粥，实在吃腻了，我就煮“钢丝面”，就是玉米压的面条。你听名字就知道有多难消化了，特别硬，吃一顿以后几顿饭就不用吃了。我就是这么过的日子，仗着年轻，还真是有股拼劲。 后来我又被自治区妇联借调到宣传部，在乌鲁木齐市做宣传工作。市中心的广场上有一个特别长的画廊，也是经常帮他们画画。当时妇联主席是吕铭，据说是刘胡兰入党的介绍人，资格很老，她很欣赏我的苦干精神，几次劝我正式留在妇联工作。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知青的“回城潮”，和我们一起分到新疆的好多大学生，都陆陆续续回到内陆去了，我心里也难免动摇。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我当时因劳累过度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回上海去治疗，也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就跟吕铭说还是想调回内陆，吕铭很通情达理，同意了，不过她觉得挺遗憾的。 杨阿敏：当时为什么离开新疆前往河北省兴隆县文化馆工作，请谈谈在文化馆工作期间的情况？ 葛晓音：我的人事关系在昌吉中学，实际上我是从自治区妇联离开的。当时有北大的同学在《承德日报》工作，他帮我联系到承德，刚开始承德师专愿意要我，据说在调档时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被地区人事部门否决了。后来他又想办法把我调到了河北兴隆县文化馆，离北京更近，慢车也才四个小时。 在文化馆我分到了文学组，但其实文学组没有多少活干，就是写写快板书，编点儿小节目。我又不擅长这些，就经常跑到美术组跟他们一块干活，也是画宣传画。偶尔给《承德日报》画些报纸上的插图。后来曾经参加过一次庆祝建军的省级美术展览，先是地区选拔，我画了一幅周总理在病中读报的彩墨画。地区就把它选送到河北省的展览。展览结束后还选出十几幅画，做了一套册页。我的画也被选进去了，我在绘画上就只有这么一件正式的出版作品。没多久“四人帮”倒了，我们的命运也都改变了。 杨阿敏：已经毕业十年之久，为什么选择考回北大重新进修，当时是如何得到招生信息的，这一年的进修给了您什么影响？ 葛晓音：我有一个同班同学，跟我一起到新疆去的，较早回到北大附中教书。她的消息比较灵通，提前告诉我说中文系可能打算要办个“回炉班”，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是不合格的钢铁，重新回炉再造。主要从63、64、65这三届毕业生中选学员。那时候学校特别缺师资。办班最初的意思是让这些人进修以后留在大学当老师。其实78年全国第一次招研究生的消息传出来，我都没敢动这个心思。我的书全都丢了，还考什么研究生啊。但是后来听到有“回炉班”的消息以后，我觉得这倒挺好的，我可以去学习两年。于是就赶紧到处借书，我复习用的那套文学史还是从我们文化馆的一个小伙子那儿借的，他正好手上有一套游国恩的文学史，借来就拼命的背。 我们回炉班，据说三届同学大都报名了，加起来有二百多人吧，最后只取25个人，十分之一，都是同学，也挺难考的。我居然考了第一名，就上了这个回炉班。第一年进修既复习了旧课，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新的课程，比如张少康先生给我们上的文学批评史。回炉班使我们在短期内补上了荒疏已久的学业，我特别感激力主招回我们这老三届毕业生的系领导向景洁老师，他丝毫不计较自己在文革中吃过的苦头，要知道正是这几届中的某些“小将”曾把整桶的浆糊和墨汁浇了他一头一身。 但是教育部不承认回炉班的学历，要我们结业以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于是从下学期开始，大家都各自拼命的准备考研究生。第二年我们25个人，除了个别同学找到工作以外，其他同学都考上了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好像考得都挺不错的，基本都是前三名吧。 杨阿敏：在考上研究生之前，您都读过哪些书？印象较深，对您影响较大的书有哪些？ 葛晓音：我读的书非常杂。在边疆的七年我们什么书都看不到。我自己的书没有了，但是一起的知青多少带了一些，大家互相换着看。见到古代文学作品选和诗选这类书，我就借来抄。另外还系统学习了《大学英语》1、2、3年级的教材，也是借来抄的。我后来考研究生就沾了这个光，英语得了70多分，那个时候就算不低的分数了。 其他的书农场里几乎看不到，大家手里都是杂凑的书，也没什么像样的。到了文化馆以后，馆里有个小图书室，里面倒藏着很多经典的著作。我就经常跑到那儿去借书，读过《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还有茅盾、巴金的集子等等。在这之前，我在大学还有高中的时候，都有计划地读过西方的名著，对古今的文学名著，尤其是小说，读得还是相当的多，还做过不少笔记。 印象深的，能够励志的有一本书，就是《居里夫人传》。这是我从小图书室捡回来的一本书。县文化局说那个小图书室的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必须送造纸厂，我一听吓坏了，就偷偷的和馆长说，里面有很多好书，都烧掉太可惜了，我能不能去捡几本回来。馆长对我挺好的，他说那你捡吧，别让我知道就行了。我就从里头捡了些书回来，其中有《古文观止》、《中国文学发展简史》，还有《居里夫人传》，是她女儿写的，特别感人。居里夫人求学时的那种艰苦环境，还有在科研上永不停步的拼搏精神，对我后来奋发上进，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原载：《山东大学中文学报》创刊号（2019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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