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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喜欢比较逗但不油，性格温和，情绪稳定不极端，待人温柔，坦率，乐于沟通，工作特别努力的人。from 淡老师微博2. 有时我们很多选择并不是性情一部分，也不是主动的真正的负责任的选择，看起来是接受一个个挑战，其实是习惯性地在被规定好的道路上走下去。我觉得成长过程里最重要也不是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我们是这个样子（下）》3. 我们这代人经常陷在虚无中，表现形式之一是：保卫或珍惜自己的精神生活，放弃公共生活，用职业上的生活给自己提供物质保障，私人生活里有朋友和快感。它实际上割裂了个人与社会、工作与内心。这既是很多知识青年对现实失望的后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结果。——《该好好说话了》4. 毕竟生活就是这样，男人软弱而恐惧，女人悲伤而暴虐，在结婚第二年生出一个孩子，再彼此控制一生。——《中国式美满家庭》5. 女权主义并不是关于一半人口对另一半人口的压迫，并不止意在提高女性的处境和福利。它改善的是所有人的处境——譬如，在现有的性别偏见下的情感关系中，阴柔的男人缺乏位置，男性被当成色魔、受性欲主宰的低级动物，无法坚守承诺的陀螺和骗子。救救男人，他们并没那么差。 消费社会的整个结构物化所有人，又尤其压迫女性。当商品逻辑主宰我们，女性尤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业化的图景强调女性作为消费者和被观看对象的性质，描画由商品盘踞的恭顺而美丽的身体，说服女性理想生活意味着充足的物质占有与消费能力，实际上在鼓励女性自我估值、自我定价。“买”的欲念被制定为性别化的欲望，所谓“女性天生爱购物”。同时，性是时代变迁中的政治问题。在今天流行的所谓“性解放”话语中，一方面对性的有效、顺畅处理成为人理想状态的一部分，但这往往是排除女性或者压迫女性的，另一方面，也有强调女性作为性主体的话语，但它并非没有资本推动，也往往与商品逻辑绞合在一起，时下风行的所谓“有钱就能包养小鲜肉”的伪赋权便是一例。 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它能充分保证公民的自由，而是在于一种对天然归属的强调，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不懈重复（这几乎成为国家的超越性基础），以及对能提升公民福祉的内容模糊但态度坚定的许诺。中国当然从来没有过公共领域，公共意见不是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来源，只是在危机事件中冲撞政治决策的方向。始终是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官民想象。如果说此刻西方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只是一种遗存，那么我们的代议制就完全是笑话。弱者并不能够依赖于政治手段与占领经济领域的强者相抗衡。倘若不存在对理性的公开运用，何来人民主权？ 市场经济与不民主的并存，把个人挤进狭小的私人生活中。我们的家庭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当“劳动者”的身份意义几乎消失、被“领薪者”和“资产拥有者”代替，女性被定位和呈现为消费者，而男性被定义为应当充分攀爬社会阶梯、占有财富的主体，但实际并不充分享有如是机会时，中国式家庭因收入分配、为婚姻忠实、为性服务的购买、为理想丈夫和理想妻子与现实的差异而破裂，是必然的。 我只是相信我们不该做市侩主义地协同男性压迫女性的女人，利用女性的女人，不要做老气横秋鼓吹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并追求个人成功的年青人。该背叛自己的阶级，挑战自己的阶级，少考虑自己阶级地位的稳固。该关心他人的命运，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产生更深刻的关联、关心、互动，该考虑流动人口的子女抚养问题，该建设幼儿园，该参与劳动保护与职业培训建设。该促成对话和转变，作出贡献，扰乱现有的想象。该让自己写作未来的历史，而不是再造封建的历史。 所谓女利主义，实际上是种残忍的乐观主义。它认为自我装饰、御夫术能够让女性得到幸福生活，但这种在自我管理与幸福间构造的虚假必然因果关系恰恰是人不幸福感的根源：你总可能受到爱人背叛，你总可能因为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原因失去物质财产。你绝不能把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仅仅放在个人生活里——生活不由你控制，你会痛苦，焦虑，因学区房的价格而睡不着，为错过投资时机后悔，在饮用水中检测出铅，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孩子健康，你巧妙绕过奶粉也绕不过学校跑道，你挑选了学校跑道也绕不过空气。真的，女利主义是种致命的乐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计算、储备、与电子商务不可能让我们幸福。你必须诊断你自己的命运和地位，看清社会状况，放弃以自己在男权体制下获得认可为最终目的，当然更不能复制这种体制，推动其再生产。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将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相结合，去创造新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是五四道路——将社会改造与个人解放相结合。这是我们唯一的命运，缺乏社会改造的个人解放只会是《伤逝》。 中国二十世纪与西方遭遇后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重新树立中国作为男性化的国家主体地位的过程。这种耻辱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核心叙事，被想象为“病夫”的中国，是失去阳刚气概和生殖力的国家。中国知识男性一次次通过对女性的言说、控制、规训而建构自身的主体位置与理想社会。 消费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压迫形式都令人气闷，右翼意识形态流行，厌世在今天似乎是无法逃避的情绪。但我们不能被挫败感控制，无论是耻辱感的情结还是挫败感的叙事（事实上，右翼正是利用这种叙事激起人们的同感的）。该怎么做？我并不知道，但我仍然相信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相信人该为了他人与自己的幸福而奋斗。不能愤世嫉俗地放弃，或者在物欲与性的满足中志得意满地放弃，我们要把现实带到离理想更近的地方。他们会死，而我们为未来活着。 当世界为阿波罗欢呼，你可以私下信仰赫尔墨斯。 不看罗辑思维，不做心满意足的幸福者，不买下郊外的四合院隐居，不过“能力允许范围内最好的生活”。不服从财富的咒语，不说上流这样下流的词，不为长寿而长跑。不做慈善，也不做民族主义的恶棍，不追求固定资产，不忘记我们共同存在，不去踢失败者，读契诃夫，不嘲笑爱。不在灯亮起时立即评论电影，可以不诚实，但要诚恳。不故作正经，也不把旁人的沉默都当做装腔作势。过严肃的生活。不收获纪念品，不命名美术馆，不做征税官。不要打猎，不要狂热，反对“公共管理”，记得保护和运用你的才能。像奥登说的，别忘了“纯白的阿芙罗狄蒂在我们这边”。要仔细，留意他人和历史，注意伊卡洛斯的坠落。不扼住谁的脖子，也不讥刺沉默。区分创造的激情与占有的贪婪，辨认出其他面容的背后是同样属人的脸，打定主意多少做一名人文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为未来的女儿 | 正午信箱特刊》6. 我们经常为感情和关系和家庭，为爱苦恼。解决方法在哪里，是“找到Mr. Right” “找到更好的人”吗？是婚姻治疗师吗？是更好的，新鲜的，或者不同的爱情吗？我不这样想。我觉得答案在爱情之外，人该尽量让自己能够不太在乎关系。 真的。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性命，给命一个性质。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家庭，不是曾经有过的完美关系，不是奉献隐忍灵魂的激动等等任何或许有内在价值之物。是我们那些可以称之为实践（practice）的东西把我们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能多少幸福地死。在无神论下，不能导向更好地做的想与感只能满足自我。 没有必要迷恋爱情。是劳动、是创造、是与更广泛他人的更具体的相互关联的关系让生活自身丰盈起来，解决爱的苦痛。 抵御无常感，是靠做有意义的事，不是靠占生活的便宜，靠谋略得来的胜算，或者通常稍纵即逝的成功感。做你认为对的事，为你认为有意义的对象奉献，不为个人收益奉献。 ——淡豹《劳动与爱情成瘾症：正午答问后想到的》7. 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面对着这种异性恋婚姻状态，但是女性更容易面对结构性的困境。 就这样，麦金泰尔区分了两种利益：一种是由于社会机缘，外在偶然地落在下棋这件事上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间是零食，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可能是权势，是地位，是金钱，是性机会。为了获得这样的利益有多种途径，这个孩子可以去学奥数，这个孩子也可以去偷东西，这个孩子也可以去买彩票，也可以去下棋。这种利益不是必然和下棋相联系的。而另外一种利益是国际象棋这种“内在于这种特定实践的善好”，是另外一种 “ good ” ，它从利益变成了一种善好。在这个例子中是棋艺本身，下棋的艺术和技艺，这是内在于这种具体实践的利益，它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实践去获得。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地是人在对于优秀、对于优异、对于杰出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有贡献。 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你如果追求这种善好，你就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去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践行美德的社会。 麦金泰尔说人在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人自远古以来就喜欢围着冬天的篝火去听故事，而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践的。 麦金泰尔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是一系列叙事性历史所构成的语境中的一环。自我是叙事性的自我。作为个人，我们生命的整全性、统一性，依赖于自我可以将人生讲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一定是连贯的、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它是有内在逻辑的，也就是可以被理解的。通过叙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通过提供叙事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必让我们陷于困局的世界。——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化节 主题演讲“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 淡豹《我没有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参考文献：A.麦金太尔, 宋继杰. 追寻美德［M］. 译林出版社, 2003.8. 实际上，这种态度差异的背后，是大众对爱情和性向的生物学基础的一种流行认识：爱情对象可变，爱情是一种对象不特定的情感，而性向不可变。虽然浪漫主义兴起以来，受电视剧和爱情小说塑造的大众常常号称“爱情是命中注定”，只有“此生惟一”才算真爱，但是，人们同时认为爱情的感受短暂、易变、易逝，爱情对象并不惟一。因此，人们认为男性婚外出轨并不必要，“他又不是非得爱那个情人不可”。人们也倾向于认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出轨男性回头后，家庭可能重归幸福，因为人们相信他对情人的爱可能消逝，重新爱上自己的家庭——即使不是自己的妻子。 相比而言，在性向问题上，中国目前受过较高教育、自认态度更开放的城市人群倾向于认为“性向不可变”。人们常常以此说明出柜的必要——既然性向注定、固定，那么，不出柜的已婚同性恋者，会让自己、配偶、情人都长期生活在痛苦中，无法缓解、不可改变。坊间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父母被塑造成保守、缺乏对同性恋的知识的形象，当从大城市或海外回来的年轻儿子向父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时，父母伤心落泪，求儿子去相亲——试着和女孩子处处，兴许你就改变了！而儿子一再说服父母，“同性恋是天生的，改变不了”。 该出柜、不该出轨，这恰恰是公众站在同一个尊奉家庭价值的出发点，以不同方式维护家庭这种社会制度：既然同性恋者的性向不可改变，那么，只有请他们出柜，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异性配偶才可能获得家庭幸福。对出柜的欣赏和推动，绝不意味着大众认为家庭无所谓了，而恰恰意味着他们尊奉家庭的价值。而对于那些有家却和其它女人来往的出轨男人，公众则希望他们回归家庭——反正爱情对象不特定，家庭可以重归幸福。而假如发现妻子是悍妇、不能生育、妻子与他人私通，公众就往往认为男人出轨有理，应当重组家庭——离婚反而能缔造出更好的家庭，维护家庭幸福。 心碎是很基本、很普遍的人类经验。而若一个人心碎，其他人应当付多少责任？这恐怕正是最难的伦理学问题之一。爱情和婚姻带给人的痛苦，到最后落到“为什么”和“凭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不幸？凭什么是我受伤害？受苦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神义论问题，追问的是为什么神或老天爷要让人类经历痛苦。假如神或老天爷全能、保佑世人，那么人痛苦的正义性在哪里？人执迷于这一系列问题，来给自己经历的痛苦寻找一个解释，再赋予意义，譬如，“我成长了”，”我找到了更好的幸福”。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宗教作为文化体系》这篇经典论文中写过一位巴利亚老妇人。这位不幸丧尽亲人的老妇，走几百里路，想找到神，请他给自己的不幸一个解释。“她带着绝望的决心，一定要找到神，问清这一切的意义”，但是到最后，“她的愿望并没达成，她在心碎中死去。”人总是要给苦难找个原因：手闸失灵令人伤亡是机器的过失，油锅烫伤婴儿全怪奶奶不该转身去切菜，村子里可能有巫婆令全村人生病，未安汽车坐椅是全家的无知或心存侥幸，或者，全球化和国家权力是苦难的来源，或者，都赖医生不给开神药——因此去捅伤医生。到最后，受苦者想找的不一定是真凶，而就是要找出个凶手，来给漫长的苦难一个＂都怪这个人＂的解释。但神义论是个无解的问题，咬准的未必是准的，有的不幸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纯粹的苦难。 爱情与家庭能给人带来幸福，但也总让人心碎。就算找到了可以怪罪的人、就算在离婚时分到了全部财产，就算整个社会都一边倒地谴责甚至封杀狐狸精和负心人，道德审判和法律条文也都无能拯救心碎。想不通的终究是想不通的，只能由心碎者自己面对。 ——淡豹《为什么男人可以出柜，但不能出轨》9. 民众被视为追逐热点新闻又注意弧短暂且不理性的动物。民众是没有观点没有要求没有包含意义的看法的，只是数据，只是情报的人口。之后便是调控。 不公平的、剧烈翻动人的生活的资本主义下没有爱情故事，只有爱情的滋味。肉体衰败快速走向死亡的的男性体力劳动者、杂婚制的男性资本家、不得不在感情间做选择（晋生或梁子，丈夫或父亲，跟上去还是守住，上海或家乡，儿子的前途或陪伴的幸福）而必然面对丧失的女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资本是中国最大的现实。丰满我们的房屋，也拆散我们。 ——淡豹《笔记：埋没》 10. 这是一劳永逸的叙事。一旦跨过分水岭，成功与美好生活便具备永恒性。换言之，这种成功叙事是对时间性的否定。坊间流行的问题，“学得好重要，还是嫁得好重要？” 能够被问出，也与它享有类似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中，教育与婚姻都被想象为社会流动的机会，一旦完成高质量的教育或挑选到合适伴侣这个关键环节，便可以迎来美好生活。在这种想象下，挑选结婚对象当然意味着巨大的焦虑。 对富强中国的幻想，伴随着对不同肤色人种共处的大同想象。晚清以来，中国始终焦虑于个人、群、国家、国际这四个维度的问题，对它们的处理借助对家庭、乡村、妇女这些单位的重新组织而展开。在国家与个人的乌托邦想象中，国际始终是深刻的焦虑与秩序的最终指向。 ——淡豹《就像雪融化在火中》 11. 强者不必恃强，拿“你为什么不强硬一点”“为什么不更努力争取”去踩和蔑视弱者，那也是种以自身优势拒绝理解他人处境的凌弱。我会觉得，在中国目前的阶级、性别、城乡、职业群体等差异性范畴的区隔下，真是需要人类学家.. 来提供关于他人的知识，并给予人们一些理解他人的视角与方法。这是个差异下的人们相互拒绝、否定、有时以极端手段彼此对待的时代。 ——淡豹《必要的人类学家》 12. “正是因为这种对婚姻、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普遍焦虑——这种焦虑是与财产和经济权密不可分的——豆瓣短评中的道德意识才被召了回来，道德成为了捍卫安全感的唯一武器。而这种道德意识一半是前现代的，几乎是一种小农经济下的封建道德，另一半则是自由市场主义的，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对利润和安全的追求。”经济压力和性别不平等下性别化的婚恋焦虑表达的真的好有意思。喜欢谈传统道德与文化伦理的人，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反对资本主义，你去看从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到身边的人皆如是。在三观战中，是关于财产与经济地位和自我增值的焦虑使用了关于道德的词汇，被表达为关于道德的问题，是关于上涨与跌落的恐慌被翻译成关于道德观与对错的战争。要保护家庭整体的动力并不是罗曼蒂克的“基于爱情的婚姻”和“爱的果实是房屋与子女”这种浪漫主义以来的婚姻观赋予婚姻家庭制度的正当性，而是，对于辛苦买房子养孩子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对于小资产者而言，作为整体的家庭下不被分割的财富才能够充分增殖，家庭成员才可望享有更好（并越来越好）的生活水平。同时，对于在婚育中承担更多育儿责任并受到结构性职业歧视（尤其中长期发展）的女性而言，经常是家庭作为资本再生产的单位带动个人增殖，赋予个人地位。家庭是劳动分工下充分结合与利用资源，平衡这种歧视的最现成、最简单的场所和单位。只要不离婚、家庭财富增长，全职也没事儿。女性就不仅是哺育孩子经营家庭的个人，还是随社会“进步”而不断改善自我并提升价值的个人，不仅是家庭管理者，还是自身个人有效的管理者，随着家庭资本再生产、人口再生产，更新了也提升了自我价值。房价、撵上时代、跑赢通胀、充分投资、自己与下一代不掉下社会阶梯、食品安全、小升初——压力、紧迫性和不安全感加重了这种焦虑。家庭财富必须是整体，不作分割，才能充分有效增殖。人口再生产在这个单位之中才对生育者个人（母亲）有自我增殖的意义（很多要离婚就流产的新闻背后不仅是“被伤了心”），同时也进一步铆稳了这个单位。繁荣富强是最大的意识形态。确然家国一体。自不自由，感不感情，人的复杂性，人的错误和悔恨，人多面的追求，人想要孤独和宁静，重要吗？都是繁荣富强的障碍，无由的浪费。不仅是多此一举，而且是逆天行道——反动当然是最大的不道德，非诛之不可。非电击之扭转过来不可，为“正确”的目标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不行就击毙。在电视剧里，在网络上，在短评中。当你说某些作为是“折腾”和“作”，你实际是在说它无用、浪费、溢出了人的自我增值目标所规定的直线道路，不理性，不符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人自我增值的本分。那些“毁三观”的“作”所不符合的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个人道德，不是传统道德。不是背叛了哪个人或家庭，是背叛了如今“新时代新人”的本分，简直是造反派，也是精神不正常的变态。以稳定家庭为单位才能充分再生产，国家也这样认为，父亲也这样认为，母亲也这样认为，丈夫也这样认为，妻子也这样认为。家庭图谋的是繁荣富强，那是家庭的真追求，不是挂在嘴上的幸福。幸福是个空词。从根本上讲，你不是一个关于爱的家庭，你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单位。利润就是安全。安全就是利润。 from 淡老师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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