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八）

　　方进智能有馀（很有智谋），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用儒雅包装自己），号为通明相（通达明理之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善于窥伺皇帝内心），奏事无不当意（称皇帝的心）。方淳于长用事（得势），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拍他的马屁）；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替他掩饰），方进内惭（心里不好意思），上疏谢罪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和他有交情），《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不必疑心，好好养病）。”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光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又出卖了二十多个和淳于长有交情的官员），免二十馀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人名），素与方进不平（关系不好），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接受过王立的书信请托），不敬，”免，就国。

半民：司马光说的好，翟方进就是个用儒雅包装（缘饰）的小人，趋炎附势，巴结攀附于淳于长在前；落井下石，出卖淳于长“私友”在后；打击异己，顺便借机除掉“不平”的杜业。智能有余，厚道不足，汉成帝居然称之为“君子”，可见人风不古。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第一个揭发），称其忠直（忠心正直）；王根因（趁机）荐莽自代（推荐王莽代替自己辅政）。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超出）出同列，继四父（凤、音、商、根）而辅政，欲令名誉过（超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还以为是下人），问知其夫人，皆惊。其饰名如此（博取名声）。
　　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半民：当年设置六百石级别的刺史，巡查纠察地方两千石的太守，就是为了加强巡查制度。对刺史赋以职权而无职级，而又使得他们工作积极，以利于升迁，也便于皇帝控制。其三，刺史也只是临时性职务，只负责监察，并不负责地方政务，更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如今一改，所有的性质和当年设置的目的就全变了。刺史成了既有职权又有职级的官员，而且他们巡视的地区（若干个郡）变成了管理的地区，权力更大，更加不利用中央的控制。远离了初衷，最终演变成后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所以这一机械法古的政策实在是个“坑人”的昏招，是汉代儒家“经学”走向死胡同的产物。王莽就是这种学术文化的“典型”。
　　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好兆头）。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中央太学），设庠序（地方学校），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就算是错了，也是养人）。刑罚之过或至死伤（刑罚错了，确实伤人），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现在不是以法治国的时代了），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削减条文），笔（增加条文）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教化是依靠，是根本）；刑法，所以助治也（刑罚是辅助）；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贪婪奸诈），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忽视教化，只重惩罚）！”帝以向言下公卿议（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又恢复原来状况）。

半民：刘向之议，听着好听，做起来难，原因何在，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效的；况且当时上层已然荒淫腐烂，对这些“朱门”进行教化，简直是对牛弹琴，而上行下效，民风不古也是自然，更何况此时的汉朝早已是民不聊生，如何“教化”他们的“饿肚皮”；其三增加学校、太学弟子，哪里来的经济基础。所以是既不可行，也行不通。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自觉的被皇帝信任），故常显讼宗室（为刘氏总是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把控），故终不迁（升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馀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半民：描述刘向的“显讼宗室”、“讥刺王氏”是真实的，“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也是事实，可是把他的死和十三年后王氏代汉联系起来，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刘向本就无此能力，西汉大厦的倾覆也不是哪个帝王将相所能支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