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四）

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

（四）

　　骑都尉平当（人名）使领河堤（被任命主持治河事务），奏：“九河今皆窴（音：眼，堙灭）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按照古书讲，宜疏不宜堵）。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还是有明白人的）。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半民：平当不经意间，提出了一个大观点：“四海之众不可诬”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真正的力量来自民间。
　　待诏贾让（人名）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必遗（放弃）川泽之分（湖沼聚集地），度水势所不及（洪水不能到达）。大川无防（不要设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地势低下，形成湖泊），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堵河就像给哭着的孩子嘴里塞东西），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停下哭声，人也死了）。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善于治河多用疏，善于治国让百姓说话）。’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堵的办法缘起战国时代），雍防百川，各以自利（自扫门前，以邻为壑）。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边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距离河道）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齐让黄河西泛）；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水去后，淤积成田），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百姓聚居）；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为了自救，河堤更高），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修成石堤，几次转折拐弯，水灾不断）。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迁走冀州百姓，掘开堤坝），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阻）大山，东薄金堤（被石堤所阻），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反对者）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动静太大，牵涉百姓太多）。’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打破自然），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每年浪费）；及其大决，所残无数（伤害难以计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害）；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一次成功，长久之计）。

若乃（至于）多穿漕渠（开小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既能灌溉，又能分洪），虽非圣人法，然也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人们会担忧黄河之大，能行吗），荥阳漕渠足以卜之（验证）。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分流）：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可以管住百年），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老调重弹），增卑倍薄（继续加高），劳费无已，数逢其害（只顾眼前，继续遭灾），此最下策也。”

半民：贾让治河三策，既分析历史成因，又提出解决办法，的确很充实。但谁有决心搞那么大的动作，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呢？治河如此，做事似乎也如此：上策很美好，但实难实行；下策，近在眼前，却只顾眼前；中策，两厢首鼠，貌似美好，却丢了两头。

难也哉！
　　孔光、何武奏：“迭毁（撤除宗庙祭祀）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亲情已尽，该撤除）。”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被谥为宗的，别论）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不能预先设限）。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半民：这就是“一刀切”和因时变的区别吧。哀帝同意王舜、刘歆的建议，还在于鼓励皇帝（列祖列宗）多建功业，争取得到“宗”的号。否则，不论优劣、只管亲情的“大锅饭”，怎么有利于祖宗社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