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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古文献一直饱受西方学者及顾颉刚等人的质疑，夏朝的存在似乎也成了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而因为甲骨文中没有找到有关“夏”的记载，二里头等遗址也无文字自证，所以中国学者虽然自王国维开始，一直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常事），但迄今为止给出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也就使夏朝至今仍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方的各类著作，不但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通俗著作《全球通史》、剑桥和哈佛编辑的专门中国史，不承认中国夏朝的存在，一些其他学科的著作如《统治史》、《政治秩序的起源》等也受此影响同样不认可夏朝的存在。这也使我们宣扬的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很难得到世界认同，像印度就习惯把自己同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并列为世界三大最古老文明，而不认同中国是四大古文明之一。 那么，我们有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呢？ 当然是有的，本人经过数年研究，已确定可以根据五星聚年代、《尚书▪尧典》、大禹所治青海喇家洪水和二里头考古遗址测年等四个方面来证明夏朝的存在。这方面的证据本来已经收在我的《中国上古王年新考》系列文章中，不过由于本人影响力不够，文章也写得不够精彩，所以相关证据并没有得到大家认可。网上还是充斥着不少关于夏朝是古埃及、夏朝还有待考古证明之类言论，所以我在这里把相关证据又重新汇聚一下，希望大家能广为转发，以期相关证据能接受专业人士的检验，早日解决夏朝存在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一，五星聚合天象 中国有很长的五星聚合观测史，也留下了不少资料，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没有很好利用，因而，这些资料对夏商周断代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我曾经在《中国上古王年新考（三）：夏商西周年代框架》中根据五星聚年代给出了夏朝的年代框架（前1953年-前1518年），这一年代框架其实主要就是根据大禹和汤受命的两个五星聚天象年代计算出来的。当然，这一结果是考虑了大禹即位前曾担任35年方国国君的情况做出调整后才与《古本纪年》中关于夏朝471年的记录相符。 由此，有人会认为，你这种计算也是调整来调整去后凑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是凑巧碰上了而已，还不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 那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从尧70年到帝辛17年的五次五星聚合年代，都与文献记载吻合呢？那你还能认为这是凑巧吗？要知道古人是不会推算五星聚合年代的，这些记载也就没有造假的可能。也就是说，从尧到文王，这些五星聚合都只能是当时的观测者实际观察并记录下来的。而这五次五星聚合构成了一个年代序列，且其年代完全与文献中的年代记载吻合，你能说尧舜禹不存在吗？ 有了我这一发现，中国有精确纪年的历史至少能从尧元年（前4083年）开始算起，从而彻底推翻易中天等学者认为的中国文明只有3600年历史的结论，足足能把我们的可靠历史提前500年（陶寺遗址的存在也为尧的存在提供了考古证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足以改写我国文明史的大发现。 下面，我将对这一结论给出详细的证明（《中国上古王年新考（三）：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对相关文献的讨论是较为简略的）： 尧舜禹汤文王五个时代的五星聚合时间 表中五星聚合年代由相关天文学家计算，见于《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一书，下面我来逐一讨论： 1，今本《纪年》：帝（尧）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今本《纪年》这一条其实是引自《宋书▪符瑞志》，所以这一条的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而伴随这一五星聚合天象的出现，是舜走上历史舞台：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按照《尧典》，舜在尧73年开始摄政。28年后，尧崩，舜即天子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这里涉及到一个所谓“三年之丧”的问题，其实以后世夏朝商朝周朝的情况看，帝王其实是没有三年之丧的，但对《尧典》的记载也不宜轻易否定。所以，对舜即位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我们可以结合下文再具体确定。 《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尧舜禹的内容基本来自《尧典》，不过多了下面一段：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这其中所谓“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舜应该在尧73年即已摄政（如果参照汤和文王的情况，其实际可能在尧71年已称王）。之后在尧99年即天子位（尧于98年崩）。当然，即使按《五帝本纪》，舜即天子位的时间不受影响，总纪年也就不受影响。 2，今本《纪年》：（舜）在位十有四年……群臣咸进，顿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出《宋书▪符瑞志》。） 这一条同样出自《宋书▪符瑞志》，所以其纪年是在舜14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条记载并未明确是五星聚合天象，但根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有几大行星聚合的天象，但由于跨度比较大，当时的观测者没有发现是一次五星聚合天象。而根据文献，自尧70年到舜14年，中间应该是隔了41年（28+14-1）（无三年之丧）或44（28+14+3-1）（有三年之丧）年；所以我们认为“前1973年5月”这次五星聚合天象就是舜14年这次天象，其距尧70年正好是41年。因而也就可以确认舜是在尧崩的第二年即位的，并没有举行所谓三年之丧。而此次五星聚合的出现，也使得禹登上舞台，开始摄政。 今文《尧典》（古文《尚书》则是《虞书·大禹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这一条的33年其实是指舜在天子位上的总年数（即天子位后14年，禹摄政19年） 而《五帝本纪》：“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这一条说舜在位50载，应该是把舜摄政的28年，加上在天子位的33年，一起计算。应为60年左右，不过，这是按照《尧典》计算的结果。那么此处的“五”应该是“六”之误（舜实际是前2013年摄政，前1953年崩）。“庸三十”可能是“庸三年” 如果按《五帝本纪》记载的舜在30被征、50摄政的情况，舜应该是摄政10年或8年，加上其在天子位的33年，其在位时间应该在40年左右；所以“五”应该是“四”之误；“庸三十”指其被征而未摄政的时间，所以可能是错记，应为“庸二十”。 考虑到金文“六”容易被误认为“五”，所以我认为，此处的正解是舜生三十征，庸三年，在位六十载，陟方乃死。” 3，《太平御览》卷七引《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 这次五星聚合天象今本《纪年》没有记载，却是历次五星聚合天象中最显著的一次，所以《禹时钧命决》记载了下来。 今文《尧典》（古文《尚书》则是《虞书·大禹谟》）记载舜在天子位33年： 帝（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按照舜在尧99年（前1986年）即天子位再在位33年（在位14年、禹摄政19年）的时间计算，此次五星聚合天象显然就是“前1953年2月”这次。由于这次五星聚合按夏历其实是在年底，所以大禹虽然是在第二年登上帝位，但按公历仍在同一年。 《史记▪五帝本纪》：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其中对舜摄政和即天子位的时间记载与《尧典》有冲突，但其记载禹摄政后20年即天子位的情况是对的（17+3）。其实，《五帝本纪》记载的舜实际执政39年与《尧典》是相符的，但这不是指其在天子位39年，而应指其摄政（25）年数与在天子位执政年数之和（14年）。 为什么这里禹在舜崩后才即天子位呢？我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天子位其实主要是一个祭司角色，需要得到“天”的认可，所以舜和禹摄政、舜即位都是与五星聚合天象有关的。禹在未得到天象认可的情况下，也就不急着即位，而有了五星聚合天象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登上天子位。后世的两位圣王汤和文王也是如此。 《尧典》和《五帝本纪》中的下列记载足以说明问题： 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 白话：这时，尧年事已高，让舜代理天子之政事，借以观察他做天子是否合天意。舜于是通过观测北斗星，来考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是否有异常，接着举行临时仪式祭告上帝，用把祭品放在火上烧的仪式祭祀天地四时，用遥祭的仪式祭祀名山大川，又普遍地祭祀了各路神祗。 总结：以上三条，《五帝本纪》与《尧典》的冲突之处，我认为《尧典》是对的，《五帝本纪》的错误来自于对一些记载的理解不对，导致了司马迁的错误计算。 4，今本《纪年》：帝癸一名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 殷商成汤名履。……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按照我在《中国上古王年新考（三）：夏商西周年代框架》中推定的夏朝年代，可知成汤灭夏的年代在前1518年，此时其称王已经17年（实际即天子位在第二年），所以其实际称王在前1534年，正与我们推定的在受命后第二年称王相符。 5，帝辛名受。……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文选▪始出尚书省诗》注、《褚渊碑》注、《安陆昭王碑》注、《类聚》十、《御览》五引《春秋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文选》卷三十《始出尚书省》“青精翼紫轪，黄旗映朱邸。”句有注：“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无系年，今本《纪年》本身不可靠，所以此天象不一定在帝辛32年，按照本人考证的结果，帝辛在位共37年，所以此天象发生在帝辛17年，即前1059年5月。 今本《纪年》虽然保存了不少真实史料，但其对很多史料的理解显然是受了后世的影响，如把文王受命解释为： 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史记殷本纪》：“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得专征伐。”） 而按本人的考证，文王受命就是自认为得到天命，第二年即称王，并非帝辛命他为西伯。文王为西伯应该是较早的事。 对于今本《纪年》，应该承认其中的材料有很多是有价值的，但可能是后人编排的结果，直接使用是不行的。 二，《尚书▪尧典》 前面讨论五星聚合年代，用了不少《尚书▪尧典》的材料，这实际也证明的《尧典》正确。而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尧典》确实是虞夏时代的经典（可能是口传经典）： 1，日本学者能田忠亮计算出《尧典》与《礼记·月令》所记天象差了19度；而根据岁差，他得出了《尧典》所记天象比《礼记·月令》早1400年的结论。由于《礼记·月令》所记天象在前620年左右（可能有200年左右上下的差别），因而《尧典》所记天象应该在前2020年左右。这与陶寺遗址的观象台的年代是相符的（前4050年左右），也证明了《尧典》的古老。 2，《尧典》将一年确定为366天，而实际上，在商代后期的周祭中，已经确定了一年为365.25年左右，这说明《尧典》的内容很早（文本可能经过后人整理但内容未变），肯定早于商代，所以《尧典》成文于夏代是没问题的。如果出于商代或西周，是不会留下1年366天这样的错误的。 3，《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四凶之事及所引《虞书》，可证明《尧典》之时代远早于战国时期。 具体论证见： https://www.toutiao.com/i6775305976753947149/ 喇家遗址 三，喇家遗址洪水： 2016年8月5日，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大禹传说中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质学证据。 不过，由于该遗址测出的年代是前1920年左右，所以对于此次洪水就是大禹所治洪水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而根据我得出的夏代起始年代在前1953年，则可知大禹所治洪水应该发生在前1970年前后，考虑到C-14测年的误差一般都有几十年，可以说与此次洪水发生年代是相符的。所以，此次洪水作为夏朝存在的证据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上古王年新考（三）：夏商西周年代框架（下）》中我还详细介绍了长江流域的洪水，这里就不重复了。 四，二里头等考古遗址： 经过我的考证，夏朝各王年代如下： 禹：10年（前1953年-前1944年） 启：39（前1943年-前1905年） 太康 :29年（前1904年-前1876年） 仲康（弟）:7年（前1875年-前1869年） 相：28年（前1868年-前1841年）（羿执政8年（前1868年-前1861年），寒浞执政20年（前1860年-前1841年）） 寒浞：32年（前1840年-前1809年） 少康：21年（前1809年-前1789年）（当年改元） 予：17年（前1788年-前1772年） 槐：44年（前1771年-前1728年） 芒：58年（前1727年-前1670年） 泄：21年（前1669年-前1649年） 不降：59年（前1648-前1690） 扃：18年（前1589-前1572） 廑：8年（前1571-前1564） 孔甲：9年（前1563-前1555） 皋：3年（前1554-前1552） 发：7年（前1551-前1545） 癸（桀，弟）：27年（前1544-前1518） 共436年，如计入禹自立为王的35年，则共471年（含寒浞在位的32年） 对照我这个年表，可知二里头遗址1-4期完全在夏代纪年之内，而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序列新密新砦期和王湾三期后段。 二里头 1，国内C-14测年实验室的建立者和测试权威仇士华等（张雪莲, 仇士华, 蔡莲珍）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一文中写道： 二里头四期的测年数据是： 前1560-1529；1561-1525；1564-1521；1560-1529；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夏灭亡应该在前1550-1540年左右，当然，考虑到样本的偏差，实际的夏亡时间晚20年左右，应该是在正常范围内。 所以，二里头1-4期的年代应该在前1750年-前1520年 2，新密新砦遗址共分为三期，从早到晚分别为王湾文化三期（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一期。新砦期正好在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代表了夏代纪年的起点。 新砦期又分早段和晚段，我们这里只关心早段，其C-14测年数据分别为： 1830-1765；1825-1755；1830-1770；1880-1845；1884-1838 通观这5个数据，3个在前1800左右，2个在前1860年左右。 所以，新砦期早段的年代应该在前1860-1800左右。前后扩大20年，就是在前1880年-1780年。 3，王湾三期晚段C-14测年与我们计算出的夏代纪年重合： 1960-1885；1960-1889 该遗址的三期晚段器物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器物也明显是一脉相承的，其分布范围也明显与二里头文化重合，确实是很明显的龙山文化晚期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类型，也很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 如果对照我对夏代各王纪年的考证，可知三个遗址的年代与我们公认的夏代史实是吻合。 其中，新密新砦文化一般认为是后羿代夏文化，而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的年代正是前1876年（太康最后一年）-前1809年（少康元年），而新密新砦期是前1880年-1780年，两者是大体能对应上的。 可以认为王湾三期晚段正是禹到启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龙山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夏文化仍未建立的时期。这也和禹和启当时四处征伐、操劳异常的情形相符。 少康复国后，其在文化面貌上的变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新密新砦期延续到少康的年代是正常的。 结论：王湾三期晚段、新密新砦和二里头三个遗址构成了夏朝的三个连续文化，且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史实相符，这也充分证明了夏朝是确实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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