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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本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但是却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并且赋予了许多内涵。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折下梅枝寄给远方思念的人以表相思。 最早的“折梅寄情”来源于《太平广记》中的记载：
陆凯的《赠范晔诗》写于元嘉三年前后：范晔在长安做官，而陆凯身在江南。饱受思念之苦的陆凯写下这首小诗，这首诗格调自然亲切，似脱口而出，并且表达了真实的情感。 此后，“折梅相寄”就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并且相思的对象有所扩展，不仅限于朋友，恋人也经常是寄梅的对象。随后不久的南朝民歌《西洲曲》中有这样的两句“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以女子口吻诉说相思，简洁明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隋唐时期诗歌中已经出现得比较频繁了。初唐诗人宋之问在《度大庾岭》中的“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北枝花，即大庾岭北的梅花），以梅花象征思念；李白《送友人游梅湖》中的“送君游梅湖，应见梅花发。有使寄我来，无令红芳歇”，化用陆凯的诗句，表达与友人之间的情谊； 李商隐在《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中却说：“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注，这里赠远的前提是折梅，所谓折梅赠远）他手中的梅花却不知往何处寄，思念中加入了迷惘。 “折梅”在尚雅的有宋一代更受文人雅士的追捧，寄梅附诗，甚至成为宋代文士的普遍做法，吕本中《谢曾台州送梅》诗“故人怜我太寂寞，一 枝梅送两篇诗”。当然，更多的寄梅是比较抽象化的，有秦观的《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秦观用寄梅和鱼信双重表现思念的事物承载了浓重的愁恨；范成大《梦玉人引》中：“故人若望江南，且折梅花相忆。”“江南”与“折梅”连用，和原来陆凯的诗类似。 也有像李商隐诗中的梅无法寄出的情况：“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潘牥《南乡子》）比孤独更孤独的是，折了梅花独自欣赏；“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李清照《孤雁儿》）夫亡家破的易安孤苦无依，自然梅花也是寄不出去的。 此后的诗人依然沿用着“折梅寄情”的元素，如元代诗人马祖常《寄王师鲁》“忽逢驿使天边去，欲折梅花恨未开。”明代诗人倪谦《题海棠莲桂梅花四仙子》：“一别江南几度春，折梅谁寄陇头人。” 诗人们喜欢用折梅表现自己的相思，不仅仅是因为陆凯的诗开了个好头而竞相模仿。还有一些原因在于： 首先，寄花草表相思自古有之。 《诗经》中有折芍药花相赠的男女，“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以芍药花表示爱慕与思念。《古诗十九首》之《庭中有奇树》中有“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以“奇树”的枝条寄相思。而自陆凯赠诗范晔之后，“折梅”这一意象因更加符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而被广泛接受，并且在诗歌里不断地演化、不断地复制。 当然，寄梅也是具备可行性的：梅为木本植物，花枝小，易成活，若是折下含苞欲放的花枝，冬季水分消耗慢，待役使送达目的地以后还是可见鲜活的梅花的。 其次，陆凯诗中的南北之别给诗人的感同身受。 陆凯写作此诗的时候是在魏晋南北朝，正是南北对峙的时代。这一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朋友聚少离多，生离可能就是死别，以春天的江南及象征江南的梅花，表达隔着地域的深沉思念，给远隔千里的思念以温暖的安慰。 而这种夹杂着地域观念的意识，特别是在宋代，尤其是靖康之变之后，敏感的文士增加了更深的认同感，在思念的同时又氤氲着家国之思。如词人姜夔《暗香》中说：“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想要给思念的人寄一枝梅花，无奈南北分离，路太远。 再者，“梅”被赋予了美好的人格。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寄梅的对象，是诗人所思念的人，那个人，可以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君子，也可以是清洁高雅的佳人。而这两类美好的人格，都包括在“梅”的内涵中。 一方面，梅可以象征君子。这一点无需多言，岁暮冰雪而不枯，众芳摇落而独放，再加上香气清幽，不仅仅是文人喜爱的对象，而且也被赋予君子品格。高洁傲骨，正是君子为人写照。 另一方面，梅可以指代佳人。柳宗元《龙城录》中记载这样一个传说：隋开皇年间，隋代的赵师雄隆冬时节在罗浮山中见到的淡妆素服的美人便是梅花所化。梅本身的美，以及梅的清冷淡雅的气质符合文士对女子庄重典雅的审美期待。 因此，选择梅花这种植物寄给对方，也是对对方人格品质的肯定。 无论如何，折梅寄远这一行为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认同。折梅寄远，寄出去的是相思，无法寄出的就是哀愁。无论能否寄到所思念的人手中，小小的一枝梅承载的意义重大，正如《庭中有奇树》中所说：“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花是不贵重的，以花寄给远方思念的人，正是因为这一枝花承载了太多两人都明白的内涵，可以代替千言万语。 在通讯条件发达的当今，习惯了及时联系的我们，也许不会再用寄梅的方式表达相思。不如翻开一本古旧的诗词集，找到相关折梅寄情的诗，在字里行间去感受那远隔千年的淡淡的梅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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