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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宣六慰地区是明代西南边疆经营的重要区域。明朝为治理该区域，采取抚、剿并行的策略。抚夷活动区域是明朝羁縻控制的区域,此活动是明朝维持大一统的华夷一体格局的措施，关系到三宣六慰地区稳定和西南边疆安全。 关键词：抚夷；明代；三宣六慰；西南边疆；民族关系 三宣六慰是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三个宣抚使司和六个宣慰使司的总称。六慰包括八百大甸、老挝、木邦、孟养、车里、缅甸等宣慰使司，正统以前还有麓川平缅宣慰使司。起初孟养隶属于麓川平缅，永乐时设为孟养宣慰使司，但时存时亡。麓川战役后，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瓦解，思氏逃往孟养,以孟养宣慰使司自居，时而接受明朝统领，时而脱离明朝控制。三宣是正统时期平定麓川后，以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故地设陇川宣抚司,又升南甸州为宣抚司，升干崖长官司为宣抚司，合称三宣抚司。 抚夷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非军事活动。明朝在“威惠并行”的思想下，对边疆民族实行剿、抚并行的政策，维持华夷一体格局。在西南边疆地区，针对三宣六慰地区，明朝不仅派遣临时组成的使团前往三宣六慰地区抚夷，还设镇守太监坐镇永昌，负责抚夷安民，巡抚也参与抚夷事务，甚至明后期有同知专责抚夷。 一、抚夷的背景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麓川之叛也， 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贪求，盛陈兵策,然犹在滇徼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则志骄气盈，因之为得。呜呼！萌叶不剪，拱把其奈何？虽天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涂炭已极矣。是后世治体之臣，□麓川之祸，修复旧典，以防其微，岁檄文武 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抚夷’，一以勘明奏狱，一以察识夷情，归报重臣，以俟分别。故夷方虽远，夷情叵测，然其动定□耗，可坐而致，即有小警,随加策断，不俟其大翼，弱锄强兴，废维绝不待其闻。故夷官竞竞小心，其子孙得以永享秩业,夷民得安于本业，而中国之民亦无战伐之劳。”[1]顾炎武说麓川战役之后的抚夷是“修复旧典”，表明正统以前已有抚夷活动。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首先，明朝控制区域受到麓川的骚扰。明朝统一云南时，麓川正值思瓦法掌权。洪武十五年 (1382)思瓦法向金齿指挥使王真投降，但他还占有麓川，侵夺邻境，缅甸、车里、八百等皆受其影响。其实,明朝并未真正控制怒江以西地区。[2]紧接着云南各地发生叛乱，普颜笃据佛光寨，也先不陷邓川，大理土官高生等围云南;而金齿土官髙大惠勾结麓川占据南甸、腾冲,经上江，屠永昌城，指挥王真被俘，永昌地区遭到极大的打击。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追杀景东土官陶俄，进攻定边。宣德、正统时期麓川思任法侵扰缅甸、木邦的同时，还骚扰腾冲、潞江等处，危及金齿司等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而明朝永昌地区军力、粮饷不足，不得已调军、运粮，三征麓川。之后，麓川后裔奔至孟养，不再接受明朝的金牌信符，但弘治初年孟养思禄东渡伊洛瓦底江，正德时期联合木邦罕烈出兵屠杀陇川宣抚司城。[3]正德末年孟养再次起兵，过伊洛瓦底江，凿山开道，由茶山直逼腾冲。[4]獾川思氏及其在孟养的后裔的侵扰活动，影响到明朝设置了府州县卫所区域的稳定和安全。 其次,西南边疆地区的军民、商人出关，泄漏军情，影响边疆安全。李原名在洪武二十年(1387)的报告提到，出使百夷地区的军官“皆是贪财好利小人，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尔来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污辱。”[5]又丘浚《大学衍义补》说:“严禁中国客商不许擅人其地，则彼不知中国虚实,而不为人所煽惑引诱，设为互市，所有交易，许其移文通驿，赍载以来，使彼知中国之货难得，则不敢轻自弃绝矣。”[6]表明官民、商人等成为边疆地区军情泄漏的载体。朱佑樘的一份敕书也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仍禁约官豪军民人等，不许擅往夷方，置庄搅扰，及私与夷民交通，透漏事情，贩卖军器、火药等项。”[7] 再次，三宣六慰之间的争夺，使西南边疆地区的局势不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缅中宣慰司后，麓川思伦法多次出兵侵扰缅甸。洪武末年麓川思伦法受到刀干孟等人的反对，思伦法被迫逃离麓川。永乐元年(1403)车里宣慰司土官刁暹答令其属下剽掠威远;二年(1404)麓川都木刀门赖向明朝反映，孟养、木邦侵扰其领地；四年(1406)孟养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被缅甸杀害，人民被掳，土地被侵。弘治三年(1490)干崖刀怕愈试图夺取宣抚使职，引起土官争袭。成化时期木邦、孟密之间发生争夺，在明朝官民嗾使下，孟密脱离木邦。嘉靖初年盂养思氏联合孟密、木邦进攻缅甸，思氏后裔扰乱了三宣六慰之间的平衡关系。隆庆年间木邦、璐江線贵、跪川岳凤、蛮莫思哲相继叛附缅甸，三宣六慰地区土官之乱日渐严重，明朝为挽留土官，放宽土官袭职条件，希望能使其归附明朝。如 1579年规定“惟腹里司分照旧输纳，其六慰三宣 等处量减其半，有贫无力者尽数免徵，并预造文册裁省覆勘”。[8]1581年甚至停止土官纳粮,凡土司袭职,所司作速勘明，具呈抚按，覆实批允。[9] 最后，明朝面临的整体局势，是明朝在西南地区实行“抚”的重要原因。永乐时期朱棣五次亲征漠北、一次征交趾、一次神投海战役、一次海埚之战。受这些军事活动的影响，朱棣时期对各土司坚守以德怀柔的治夷理念。他一即位就赐予大量物品给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土司，得到他们的归附，进而拓展滇西疆域。达到控制羁縻区域的目的后，朱棣赐予土司大量物资，甚至土司相争，到明朝贡方物请罪，也会受到赏赐[10]，以“抚谕”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并以此达到羁縻控制的目的[11]。宣德时期反思永乐时的征伐对地方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采取了收缩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如宣德三年 (1428)朱瞻基考虑到“念数年来而征交趾及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建议“再加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12]，形成宣德时期对三宣六慰地区以抚谕为主的治理特点。又明朝的重点防御是北方的九边，一旦北方局势紧张，明朝在西南地区 就采取抚的手段，王骥三征麓川的最后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明朝后期的整体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东南倭寇和东北女真对明朝政治经济重要地区的威胁，以及云南财力、兵力的不足，明朝已无力在三宣六慰地区积极进取，而转攻为守，筑八关，使关外诸宣慰司被缅甸侵吞。 从以上可以看出，明代的西南边疆尤其是三宣六慰地区局势不稳定，有必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控扼。明朝虽然在紧邻三宣六慰的永昌地区设置卫所，加强对关隘的管理，但有些问题不能或不完全能用军事解决，因此明朝以抚谕、招谕、调解 等方式处理三宣六慰之间的关系。 二、抚夷人员构成 抚夷活动起初并不是专人负责，而是临时派遣，但有常驻云南而兼管全省抚夷的沐氏家族。从景泰时期开始设金齿镇守太监专职抚夷安民，成化时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增大，并参与到抚夷过程中，约束并分享了镇守太监、沐氏家族的权力。嘉靖初年撤回金齿镇守使后，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采取了明初的处理方式，即临时派官员组成使团，嘉靖十二年（1533)在永昌府设置抚夷同知,处理三宣六慰的日常事务。 沐氏从明朝统一云南时，参与明代云南大多 数的军政活动，负责全省的抚夷，并将夷情上报，又世代镇守云南，因此沐氏家族“熟谙夷情，凡其世袭部落，悉知其详”[13]。他们世代镇守金腾，在西南边疆各土司中树立了威信，诸土司也能因此听 从沐氏镇守参将的协调。[14]师范曾说:“沐氏镇云南，直与明祚相终始……迄今已百五十年，而滇中土人犹自慑其余威。”[15]沐氏在云南各民族首领中有很高的威望。然而一方面，沐氏有世袭的职务，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趋势，故而洪熙时期开始在云南驻总太监，约束沐氏权力。景泰以后太监驻扎金齿，则进一步约束和监督了沐氏的权力。另一方面，沐氏袭爵者太年轻不能独立行事，而被家人利用，需要有人辅佐。在此情况下三司(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和巡抚等参与抚夷，使沐氏的权力更为分散。[16]但明朝部分官员认为嘉靖时期云南土官叛乱事件增多，跟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氏被排挤、失去对重大事件的决定权有关，建议恢复沐氏的权力。[17]万历初面临缅甸的侵扰，如沐氏、陈文燧[18]、张升思[19]等官员都要求恢复沐氏的权力。在他们的努力下，1577年朱翊钧起用沐朝弼，1583年批复“该省总兵专制遐方，体统原自隆重，前有奉有敕谕，各司道官如何通不遵依，及边境有事，亦不关白，殊失朝廷委任责成之意。这本内所奏的，著彼抚按官查参来说，今后有这等的，听尔指名参奏处治。”[20]明朝虽然恢复沐氏为镇守总兵官，但并未恢复沐氏的世袭镇守参将职务，而以流官任镇守参将。 太监参与抚夷从永乐时已开始，起初是专项出差，如抚谕、册封夷人酋长、颁布勘合信符等。[21]永乐时期有云仙、杨瑄、杨真童、张勤等。洪熙元年 (1425)朱高炽派遣云仙镇守云南,开派遣太监镇守云南之始。[22]正统征伐麓川时，金腾地区开始驻扎太监，有吴诚、曹吉祥、李祥、吉祥、萧保、郝宁等。景泰时因为“云南会城去腾冲、孟养隔远，声势难接，朝廷故于金腾等处添设镇守太监，为抚夷安民之计”[23]，在金齿地区设置镇守太监，景泰间有黎义,成化时有王举。王举有建司学功，因未索要到宝石而举报曩罕弄脱离木邦。弘治间有吉庆、孙绪,吉庆括民无厌，喜爱宝石。正德有张诚、崔和、 朱奉、王阳、刘玉。张诚最贪酷，惟崔和、朱奉为善。崔和是衡水人，时太监骄横，无自愿申请离职的，崔和镇守3年后离职，是太监中的清廉者。朱奉增葺学宫，修理城垣。王阳无业绩，而刘玉创修武侯祠。镇守太监至刘玉而革。[24]抚夷安民是设金腾镇 守太监的初衷，而实际上并未达到此效果。谢朝宣发现，设置金腾镇守太监后，“在会城者权分于不统，在金腾者事失于怀私”，云南镇守太监既无法统领全省事务，也无法监督边远地区的太监行为，以至于金腾镇守太监设置之初就出现各种腐败现象。马甦《滇考》说永昌地区的镇守使“大[25]率皆掊剋土司，凌虐绅士”[26]。 从成化时期开始，巡抚参与抚夷活动。成化三 年(1467)云南按察司副使吕洪巡边抚夷；[27]十二年（1476)在云南设置巡抚[28]有王恕、何孟春、陈 金、张璞、洪远等。自设巡抚以来，巡抚、镇守总兵、镇守中官构成新“三堂”[29]，镇守使与巡抚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他们各持敕书，各行其事，政出多门，纷繁骚扰，使地方执行官员无所适从。尤其是1486年取消巡抚每年到北京开会及嘉靖初年废除镇守内臣后，省级权力逐渐往巡抚转移，巡抚成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30]按照惯例，凡军政要务应由三堂与三司商量后行事，但自从巡抚成为地方常设机构，权力逐渐增大后，熟悉云南夷情的镇守使受到排挤，无法参与军政事务的讨论。巡抚对夷务的处置权力越来越大，而镇守总兵和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小。巡抚与镇守使之间权力的升降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团结关系甚至决策的可行性。这种现象随着成化时期王恕任云南首任巡抚后，逐渐增加，到弘治、正德时达到巅峰，对当时的夷务处置策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巡抚将导致这些问题的责任推卸给镇守使，并极力主张废除镇守使。[31]在设永昌军民府抚夷同知后，巡抚仍主管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 1533年设抚夷同知专理日常夷务。《明史·职官志》载:“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无常职，各府所掌不同。无定员。边府同知有增制六七员者。”又道光《腾越州志》载:“永昌同知本为清军，嗣以边方多事，改抚夷至腾驻扎，专理边境夷情。”[32]永昌府同知本来是清军同知，驻扎在永昌府,但因紧邻三宣六慰，且局势不稳定，所以将清军同知改为抚夷同知，“专理边境夷情，所设关堡、屯田、营兵悉听调度”[33]，起初驻在永昌，万历时滇西边疆局势严峻后，移驻腾越，并将金沧守备移驻腾越,协助抚夷同知处理永 腾地区夷务、军务。[34]萧奇熊是第一位驻扎腾越的抚夷同知。1611年抚夷同知由退驻永昌，但直到明末此职仍有设置。[35]抚夷同知虽然是永昌府的官员，但其职责是处理有关三宣六慰的事务，直接受兵备道领导，即“边事两台檄兵备道，道檄抚夷同知”，而腾越知州不参与夷务，只管本州民事。[36]抚夷同知为正五品[37]，官俸参考腾越州知州的标准[38]，起初要接受每九年一次的考核[39]，张应登则建议“不拘九年转迁之例，当隆其体统，以运同爵行同知事”[40]。周嘉谟则在抚夷同知的人选方面提出了建议，认为“此须该部加意择人任使，仍听抚按遵照岁报、季报事例，察其安边实政，具揭报部，以凭黜陟。庶人心愈益奋励，而边衅不萌，地方其 7欠赖矣。”[41]逋光《腾越州志》列驻扎在腾冲的有萧奇熊等11人。而《腾冲县志稿》列21人，包括萧奇熊(莆田人）、陈一化(四川人）、戴希灏、蒋在廷(广西人）、宋儒、庞一夔(广东人）、虞价（山阴人）、李先芬、漆文昌、袭铭(湖广人)、张泽(山西人）、陈启瑞、薛儒(浙江人)、周九龄、李绍芳、赵龙、杨继泰、陈锡爵、张价、齐以正（曹定县人）、喻思超（四川人)。[42]永昌府同知还有邵华谱、徐世华等人。从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抚夷活动的参与官员来看，在抚夷同知设置后,仍有其他官员参与抚夷活动，抚夷同知可能是负责三宣六慰事务的日常管理。 除了以上人员，参加抚夷活动的职官还有给事中周让、行人李思聪、钱古训、张洪，卫所系统的金齿土官百户汪用、云南卫所镇抚王祐、永昌千户 所千户陈惶、阿干、通事段保、都指挥佥事周佐、腾冲千户所千户尹铭、云南后卫指挥冯鸣凤、楚雄卫指挥张淮、永昌卫指挥樊泰、云南后卫指挥冯鸣凤等，甚至有省、府两级的官员，如布政司参议郭绪、按察司副使曹玉，永昌知府严时泰、大理通判周浩、永昌通判殷相，甚至还有土司如干崖宣抚刀怕落等。 三、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抚夷官员的职责是勘明奏狱，察识夷情。但根据明代有关抚夷活动的记录，抚夷官的职责不止于此。袭职勘合、调解争端、册封抚谕也是抚夷官员的职责。其中土官袭职勘合是抚夷的重要内容，笔者《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43]一文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调解争端。调解土司争端，是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抚夷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明朝对三宣六慰地区控制力的方式。洪武二十九年（1396)李思聪、钱古训成功调解麓川侵扰缅甸领土的争端。永乐时恪守以德怀柔的治夷理念，以抚夷方式解决土司争端，和平解决了永乐元年(1403)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官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二年孟养、木邦多次侵扰麓川领地，四年缅甸与孟养构兵，十二年木邦侵扰缅甸等争端。宣德时期仍采取抚谕的方式，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麓川恢复明初版图的野心。如宣德元年(1426)麓川、木邦争夺疆界，朱瞻基令其“俾各安分，毋相侵越”;麓川思任法侵夺南甸、腾冲、潞江等处，朱瞻基说“岂但守边不可无备，姑知所奏行之”[44]1430年木邦侵占缅甸、麓川土地，朱瞻基命云仙等往谕。正统时明朝对三宣六慰地区的治理，以征剿麓川为主，调解争端的抚夷活动减少。成化时孟密曩罕弄侵扰陇川宣抚司，与缅甸攻劫贡章等处，钱能与巡抚、 三司等官抚谕曩罕弄退兵。嘉靖五年（1526)孟养思伦与缅甸、木邦、陇川等争夺，明朝派官员前往调解，但孟养不听抚谕，还纵使军队鼓噪，焚烧驿站，杀害千户曹义;三十七年(1558)派遣指挥路久万调解木邦宣慰使罕拔与陇川宣抚使多士宁间 的仇杀。 册封抚谕。永乐时期通过抚谕、册封，赐予土官大量财物，获得滇西土司归附，以此设大古喇、底马撒二宣慰使司，小古喇、茶山、底板、孟伦、八家塔长官司。为避免内陆官员假公济私，扰乱边疆秩序，永乐四年(1406)向木邦、八百大甸、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司，干崖、大侯、里麻、茶山四长官司颁发信符和金字红牌。[45]正统时期派沐斌诏谕思机法，但告失败。弘治时孟密思揲侵扰木邦，明朝派腾冲千户所千户尹铭以抚夷官的身份出使孟养，请求孟养出兵攻打思揲。孟养思禄东渡伊洛瓦底江而不返，金腾参将卢和、布政司参议郭绪、按察司副使曹玉抚谕孟养思禄，但直到嘉靖初年思禄才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万历初指挥佥事侯度抚慰孟养，联合孟养对抗缅甸;永昌知府严时泰、永昌卫指挥王训，翻译官李阿乌抚谕缅甸，请求缅甸撤兵;又派邓川州土知州何钰规劝岳凤。 勘察夷情，提出处理夷务的措施。宣德时期，在朱瞻基的政策影响下，明朝西南边疆处于调整、收缩状态，逐渐放弃孟养、缅甸、茶山以外的区域。 这一时期的抚夷活动，宣德初以勘查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设置为主，多采取顺其俗的方式，甚至只要有所请求，不加以复核便同意的情况。如宣德二年(1427)朱瞻基说，“远方蛮夷，因人情而遂与之，使兵寝民安，亦抚夷之道，其即授为宣慰使，不须再兴体审”[46]任命莽得赖为缅甸宣慰使。而后期更多的是因为麓川平缅宣慰司的扩张，与周边区域发生军事冲突后，派员勘察处置，而勘察处置的报告一般是由沐氏提出，请求是否使用军事手段。成化时钱能勘察缅甸试图控制贡章、孟养；曩罕弄为脱离木邦，贿赂内阁大学士万安，请求另立安抚司，在万安的授意下，程宗等前往抚谕，曩罕弄嚣张跋扈，称“我猛密之于木邦,初如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长成，大于大象矣，可使复纳于旧腹中乎”，程宗“以所夺木邦地畀之,为设安抚司”。[47]嘉靖初思伦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明朝勘定与孟养的分界。万历时，邓子龙、刘娠收复耿马、湾甸、三宣后，在刘娠的建议下，调整三宣六慰及永昌地区的设置，铸陇川宣抚司及孟定府印，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安抚司二，即蛮莫、耿马;长官司二，即孟琏、孟养;千户所二，即姚关、猛淋寨；建大将行署于蛮莫。[48]三十五年(1607)陇川多安民申请袭职，遭遇索贿，叛走缅甸，随后回到晚川，明朝派永腾参将周会负责招抚多安民，但政策失误，导致双方激战，明朝以“叛国投夷及不服 抚处之罪”斩杀多安民，并向各地土官通报，妥善处理多安民之母罕氏、弟多安靖等以收拾江外人心”。周嘉谟提出陇川善后事宜，包括勘合陇川宣抚司应袭人员，安置衍忠，处置勐卯屯田，安置明军在三宣地区的驻防等问题。[49] 抚夷同知管理三宣六慰地区的日常夷务。关于抚夷同知的具体抚夷活动的记载较少，可提及的是漆文昌。万历十五年(1587)猛哈思化据蛮莫，漆文昌前往抚谕;十七年永昌地区客兵哗变，漆文昌前往抚谕。漆文昌还筑关堡，兴屯田，亲履原隰，相度地势。又猛卯多俺投缅，漆文昌授计木邦，擒斩之。[50] 四、抚夷活动对三宣六慰民族关系的影响 抚夷是明朝经营三宣六慰地区的方式之一，是明朝统治三宣六慰地区的标志之一，对三宣六慰地区民族关系产生了影响。 首先，抚夷是明朝控制三宣六慰地区的方式之一。明朝治理边疆，保障边疆安全，除在邻近边疆地区设卫所，移民屯田，在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通过羁縻制度控制边疆地区外，还在边疆地区实行抚、剿并行的政策。抚即抚夷，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土司之间的争端，以及土司对内陆的侵扰，甚至勘察土司地区的社会情况，并提出解决措施等。剿即军事征伐，即通过军事镇压土司之间的争夺，或者抵御外来的侵扰。抚、剿往往并行，且是先抚后剿，即抚夷未达到目的之后，则施以军事征伐、抵御。如正统时期麓川侵扰诸土司，侵占腾冲、潞江等地，明朝既派军队抵御，又命官员招抚；万历时期缅甸入侵，明朝一方面由刘螈、邓子龙出军 抵抗，另一方面派遣官员招降岳凤,与缅甸交涉。 其次，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区域，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册封土司、颁布金字红牌、调解土司争端、勘合土官袭职等，是对这些地区实行羁縻控制。因此这些区域接受明朝的抚夷活动，表明这些地区奉明朝正朔，接受明朝控制，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比如孟养地区在明初设为孟养宣慰使司，但永乐时与缅甸争杀，宣慰使司被废，其所辖区域分裂为若干长官司，受明朝羁縻控制。永乐十四年（1416)恢复孟养宣慰司，以刀玉宾为宣慰使。正统末年麓川思氏占据孟养，孟养宣慰使司再被废除。弘治初年明朝官员根据档案名册上有孟养宣慰司，将金牌信符颁发给思禄。这表明从正统末年到弘治初年，孟养地区不受明朝的羁縻控制，弘治初年孟养恢复为明朝的羁縻控制区域。嘉靖初年思伦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不受明朝官职，不受其控制，金沙江以东成为明朝的羁縻控制区域。万历初年孟养被缅甸占领，十一年 (1583)被明军收复，十二年刘螈招集孟养宣慰司等衙门土司盟誓，十三年改设孟养长官司，孟养地区又成为明朝滇西羁縻区域的一部分。孟养以南区域，在缅甸侵扰三宣六慰以前，缅甸、木邦、老挝、车里等地一直接受明朝的羁縻统治，接受明朝的调解、土官袭职要经过明朝勘合，等等。但万历 时缅甸侵扰三宣六慰，明朝仅收复三宣，六慰被缅甸吞并，明朝抚夷活动的范围也限于三宣地区以及未被缅甸吞并的车里部分地区。可见，抚夷活动的区域,是受明朝统治的区域。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的范围与明朝疆域伸缩变化的范围是一致的。 再次，抚夷活动影响三宣六慰地区局势变化。如洪武时期成功调解缅甸跟麓川之间的争夺，扩大了明朝对缅甸、麓川的影响力，麓川内部的矛盾也请明朝调解。此后曾隶属于麓川的一些土司相继脱离麓川，而直接受明朝的羁縻控制。永乐初年调解缅甸、孟养争夺后，孟养瓦解,其所属的土司相继归附明朝，使明朝在滇西的羁縻区域达到极致。永乐时期赐予土司财物,使明朝在应对其他区域的战争时，能保障六慰地区的安定，但土司不顾明朝抚谕，擅自侵扰邻境，打破六慰地区的格局。宣德时期一方面和平调解土司争端、侵扰，另一方面因未能约束土司尤其是麓川的侵扰，不得不调整甚至加强与麓川相邻区域的设置，如在干崖、南甸、腾冲等地设置巡检。正统时期设三宣抚使司，麓川后裔远孟养，不受明朝的官职。成化时期调解 孟密、木邦争夺，却使孟密脱离木邦，打破三宣六慰的格局。弘治初年明朝官员误向盂养宣慰使司颁布金字红牌，使孟养思禄借此扩大影响，成为三宣六慰地区强大力量。明朝请求孟养思禄过江作战，导致思禄觊觎陇川，有恢复故土之志，成为嘉靖初年孟养、緬甸争夺的原因。嘉靖初调解缅甸、孟养争夺后，勘定明朝的滇西疆域,置伊洛瓦底江以西不问。万历时期缅甸侵扰，明朝联合孟养对抗缅甸；并试图直接与緬甸交涉，使其退兵，但失败；又说服岳凤投降，瓦解缅甸的军事联盟，是明朝抗击缅甸入侵胜利的重要原因。多安民袭职逃跑被杀后，周嘉谟上陇川善后事宜，稳定了陇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并保住了滇西藩篱。 五、总结与讨论 以上讨论了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抚夷的背景、抚夷活动的人员构成和主要的抚夷活动，以及抚夷活动对三宣六慰地区的影响。认为，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是以永昌地区为基础的，之所以有抚夷活动，甚至设置抚夷同知，是跟永昌地区紧邻三宣六慰，以及三宣六慰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有关的。抚夷活动通过非军事的手段，调解三宣六慰的关系，维持明朝对三宣六慰的羁縻统治，从而实现和维护明朝大一统的华夷格局。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表明，抚夷活动的区域是明朝羁縻控制的区域，是明朝疆域的组成部分，抚夷活动能影响三宣六慰乃至西南边疆的稳定。 在此，我们只讨论明朝在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实际上，在明代，与羁縻地区接壤的地区都有抚夷活动，并设有抚夷职官，如大同抚夷都司、宣府抚夷都司、哈密抚夷千户、肃州卫抚夷百户、西宁卫抚夷指挥、肃州卫抚夷指挥、广西抚夷副使、重庆府抚夷同知、建昌都司抚夷通判、辽东都司抚夷参将等。明朝在以上各地区的抚夷活动尚需更为具体的个案分析，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明朝的抚夷活动和抚夷官职设置情况。 清朝统一西南边疆地区后，也设置了抚夷同知，并在乾隆征緬甸后将抚夷同知的驻地从腾冲移到龙陵，还在边疆山区的关溢设抚夷[51]，以土酋担任，类似于内陆的巡检，由各司选保，禀请厅官发给印札，是各土司署下的职官。民国时期抚夷成 为滇西土司的基层政权组织，相当于乡长。如在南 甸山区设抚夷，由群众选举，逐年更换。[52]然而，清朝后期、民国的抚夷具体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 按: 作者罗勇，历史学博士，四川威远人，助理研究员，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原文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27—133页。 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史囧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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