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做 ——吹网录之四昨夜，浏览几个书法网站甚晚，躺在床上竟没了睡意，就随手从枕边摸了本书。 书的名字叫《维新旧梦录》，三联2000年出版的，朱维铮与龙应台编著，书名还有个副标题——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说实话，这本书是两年多前买的，仅仅看了一小部分。 随意用一只手翻到一页，因为自己并非想看书，而是想借书催眠，根据自己的经验，象这样“不好看”的书，催眠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翻到的页码上的文章是郭嵩焘写的《上合肥伯相书》。 郭嵩焘，湖南人，道光时的进士。他和洋务运动任务曾国藩、左宗棠有姻亲，太平天国期间，他说服曾、左办团练，也是湘军的创始人。因其为人耿直，与两个姻亲不是太和谐，还被左宗棠参劾罢官。光绪元年复出，两年后就出任驻英国大使，可仅两个月就被一起道英国的副大使刘锡鸿参劾。十七个月后，被解职回国，在老家呆到老。 在郭嵩焘去英国时，慈禧太后命他写公务报告给总理衙门，即《使西纪程》。但不论他怎样尽职，这样的报告仅仅刊行俩月，即被毁版。郭的忠君，一开始就是不被信任的，副使的安排就是监督。回头看那段历史，简直像个笑话。对于中国人到外国做使臣，竟成“国耻”。郭嵩焘在中国历史上创了两个首例：一，开了中国正式派遣常驻外国使节的首例；二，开了中国外交使节受制于特务的恶例。 郭嵩焘在这种情形下，去直接与慈禧对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受教育还是纲常版的；若是嘛事不问，但他在其位，与他的为臣思想相背。郭嵩焘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洋务运动头头和“新政”领袖李鸿章身上，至少是企望李能帮他说句公道话，自己的一心为了大清帝国的心意能得到认可，所以他在英国给李鸿章写信， 想借李鸿章的力量说服朝廷实行他的“无关根本大计”，以拯救腐朽的帝国。 在这封不短的信函中，郭说了些什么？这种政论性的文字读起来很费劲的，而且涉及的方面太多，郭嵩焘或许也是想把自己的心声都说出来的心理。我先列举几句令自己感到惊讶的话语。 “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这话以前也有人说过，但郭嵩焘把范围开阔得更大。依靠个人的私利之心，去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在任何时代都有的的现象，也许清末最为茂盛。社会的发展，是矛盾运动，“遏”,是促使矛盾更尖锐的力量，然而却也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是丧失了很多的机遇，尽管是结果一样，但为何要受那么多的“洋罪”。郭嵩焘能预见到士大夫的私心阻挡不住社会的前进，不完全是为自己的政见寻找依据，而是事实。 “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有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忘，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郭嵩焘作为正直的官吏，他把官吏的作用或者当权者的影响视为中心，他把强国的希望也就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先知先觉”的责任人。郭嵩焘的看法虽然不是科学，但已经超前了不少。官吏为了自己私利，利用民众，继而导致帝国衰颓。向他把责任放在官吏身上，可见他对朝廷官员的认识是够深刻的了。我想那些官员中，纯粹的无识者或白痴不是很多，不能尽职尽责不再智商。或许这就是国情。是先觉导后觉，还是万众同步进行教化？还是多种方式并进？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利”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二且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这个问题和抗战时期遇到的难题相同，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然情形并不一样，郭嵩焘的眼光是明亮的，他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在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郭嵩焘所提出的建言内容，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贵的是他完全站在民族和大清帝国的利益上说话的。 “中国百姓自为之而自利之，无故群起而相阻难，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意味用，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掌故无以自立。” 郭嵩焘列举的难题，不是表面的，即使是表面，假若不能以公心处之，问题就不会有如此的高度。温故而知新，绝对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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