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渊源和意义补论

　　方相氏画像砖

　　江苏镇江南郊畜牧场东晋画像砖墓迄今仍然是图像资料最丰富的东晋墓葬,不仅对于研究画像砖、古代绘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汉晋南北朝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葬为横前堂的前后室墓,通长8.95、宽3.93米。前后室都镶嵌有画像砖,发掘出的画像砖共54幅。画像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画像砖,人首鸟身即千秋画像砖、兽首鸟身即万岁画像砖、兽首人身执刀持钩镶即方相氏画像砖、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和虎首戴蛇画像砖,还有楔形兽面砖、人面兽脚珥蛇画像砖、男性裸体画像砖。早年的发掘简报《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对墓主的原籍、图像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简略的猜测,立足于后来的考古发现,现在可以深化当年的认识,并给予这一墓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

　　一、与山东地区的关系

　　镇江东晋墓葬与近在咫尺的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墓葬很不一样,建康地区东晋墓葬约略符合所谓“晋制”一说,其基本特性是:单室、平面形状为宽度较大的长方形,大型墓顶早期流行四隅券进、晚期流行券顶,双棺并列置于墓室两侧壁下,墓砖多为素面、少数使用花纹或画像砖。镇江画像砖墓显然不属于所谓的“晋制”系统,横前堂前后室墓在中原核心的今河南境内基本消失了,但在今山东等地区还有所保留,可以举出的例子有山东邹城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刘宝墓、滕州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墓等。早年的简报就猜测到:“东晋司马氏王朝偏安江南,北方大族纷纷南下,强占江南人民的土地和山川。镇江地处南京外围,成为当时南下大族争霸的重要地方,如山东大族刁协到镇江,则‘京口(镇江)山泽尽刁家’。……这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其墓主很可能是南逃的北方大族之一。”东晋镇江地区的主要外来人口为鲁南淮北人士,这些人士的力量在南朝早期还十分强大,而不像其他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的人士与南方地域社会较深地融合了。因此,从渊源上考察,将镇江东晋墓的性质追溯到山东地区是合适的。在墓葬形制方面还可以找到支持上述推测的例子。镇江句容孙西村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墓是一座前后室墓,两个墓室都呈弧方形,这种形制在南方地区很少见,在山东地区则是比较常见的类型,如山东临朐大周庄西晋咸宁三年(277年)墓、山东诸城西晋墓M1是前室接近方形的前后室墓,墓壁外弧。更有甚者,山东龙口东梧桐东晋墓M1的年代为东晋泰元廿年(395年),墓葬形制基本同临朐大周庄墓和诸城西晋墓M1,只是后室的后壁呈弧线形态,明显是在早先形制基础上的演进。

　　句容元康四年墓

　　不仅墓葬形制,画像砖题材也证明了镇江与山东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的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和虎首戴蛇画像砖在鲁南淮北地区。董良敏对此有所研究,其论文《“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中说:“神人操蛇形象在汉代并未消亡,在山东地区、淮北地区和四川境内的一些汉画像石中时有发现。”董文所举例证中,与镇江东晋墓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最接近的是安徽淮北梧桐村汉墓的神人操蛇图。镇江东晋墓画像砖中的兽首人身代表的是方相氏,其所持是汉代流行的兵器,最大的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地区。这种兵器在东晋时期未闻出土,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兵器了。这种方相氏打鬼的场景也常见于汉代,但在东晋墓葬中罕见。

　　综合以上数点,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与建康地区关系不大,而与山东地区渊源甚深。

　　二、先秦楚文化的残留影响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中将镇江东晋画像砖的文化渊源与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先秦楚文化联系起来,尽管只是印象式的,但值得申论。

　　在此不能不提及的就是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第一首中有诗句“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至为著名。这句诗中提到了“周王”即穆天子,但整个十三首诗谈的基本都是《山海经》。陶渊明的生卒年月为约365-427年,《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创造年代为陶渊明中晚年,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时代为隆安二年即398年,这两个年代是较为接近的。又不能不提及还有郭璞(276—324年),他是注《山海经》的第一人,还撰写了《山海经图赞》,陶渊明所读者有可能就是郭璞注过的本子。由郭璞、陶渊明与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可知《山海经》在整个东晋时期具有较大影响。

　　遵循上述思路,可以发现有些考古材料可能也与《山海经》有关,如江苏宜兴周处墓有一类墓砖为人面纹,其性质当为镇墓之用。这个形象与镇江东晋墓的戴蛇虎首形象较为接近,人面的额头有皱纹、面有须,似乎为老者形象,嘴部特别大,可能也表示的是啖蛇功能。类似的人面纹墓砖还出土于南京蛇山西晋墓还有。南京江宁胡村南朝墓砖上的“神兽纹”,还有襄阳贾家冲M1南朝墓千秋万岁画像砖的端面图像。类似的还有口吐长舌的人形镇墓兽,这与先秦楚镇墓兽强调舌头是一脉相承。这种人形长舌镇墓兽在南方地区汉墓中几乎不见,在东吴西晋时才频繁出现,由此可以推测,楚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存在,在适当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至于这种长舌镇墓兽的额头有时也留有插尖状物的圆孔,这又是受到北方镇墓兽影响的表现,也由此将南北镇墓兽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显著。

　　更有甚者,近年发掘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晚期墓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山海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忻州地处太原北部,长期为北方民族控制地区,北朝晚期更是尔朱氏以及高欢家族严密控制的地带。很久以来,这一带都被认为是北方民族文化极其浓厚的地区,但九原岗北朝晚期墓的发掘极大地冲击了以往的认识。九原岗北朝晚期墓为北朝常见的凸字形,但令人惊诧的是,墓道两壁壁画近一半的题材可以与《山海经》直接对应(图五),这无疑就是一种《山海经》图,甚或郭璞、陶渊明所见的《山海经》图基本就是如此。这既让人们赞叹于考古发现之神奇的同时,也让人不能不重新估计《山海经》在当时社会上依然存在的影响。流传至今的南北朝文献中,涉及《山海经》的内容很少,但在忻州这样一个北方民族长期控制的山西高原上能发现如此精美的《山海经》图,可见其是南北朝时期民间信仰和风俗中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不仅及于汉族人士,可能也及于北方民族人物。这还提示我们,《山海经》已经化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因素,即使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甚少,也不能低估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分量。

　　三、画像砖的布局和题材特点

　　镇江东晋墓画像砖在墓室中的排列情况略嫌散乱。从简报提供的材料看,该墓画像砖基本表现了原来的布局情况。玄武画像砖只出现在墓室后壁即相当于北壁的位置上,这显然是有意为之。但是,北壁又出现了表现南方的朱雀。东西两壁一壁为青龙、白虎画像砖混杂,一壁为青龙、白虎、朱雀画像砖混杂。因此,除北壁之外,看不出画像砖题材与方位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镇江东晋墓的方位观点是存在的,但没那么认真,只是粗表其意而已。

　　尽管如此,镇江东晋墓葬四神画像砖的发现还是弥足珍贵。四神图像汉代很常见,但在东晋实际控制范围内,只有两处四神画像的发现,一处即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另一处是云南昭通霍承嗣墓。可见四神信仰实际上仍然存在于墓葬之中,只是没有得到表现而已,其原因也当与东晋政权进行丧葬方面的管制有关,此不详论。进入南朝后,画像砖的题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竹林七贤、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仪仗出行鞍马、牛车出行、人物、畏兽、莲花则等题材。四神的观念应继续存在,但被排斥出墓葬。因此,镇江东晋画像砖可以作为汉魏墓室壁画系统中四神题材的最晚作品来看待,因而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时代意义。

　　镇江东晋墓画像砖题材中可值得注意还有两点:第一,表方位的四神之外,保护墓葬的画像题材最多,有三种,即兽首噬蛇人物、虎首戴蛇怪兽和方相氏,所占比例也高,共21幅,占总共留存下来的54幅画像砖的39%;第二,千秋、万岁被单独塑造出来加以强调,这与汉代壁画中仅作为各种奇禽瑞兽题材中的一种明显不同。千秋、万岁是表吉祥的动物,其意义与保护墓葬的题材相反相成,正如孙作云先生所言,“汉代人‘打鬼’与‘求仙’思想,是一种迷信的两个对立面,消极的在打鬼,积极的在求仙。”千秋、万岁出现在墓葬中既蕴含希望墓主地下美好生活永远延续之寓意,也表达了墓主早日升仙而不死的愿望。第三,没有出现一幅现实人物画像砖,这大概不能完全说是出于偶然,可能体现了墓葬设计制作者的理念,那就是表方位、保护墓葬和升仙内容比与现实直接相关的内容更重要也说明这些内容才是墓葬壁画的根本性内容。

　　四、小结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虽遭破坏,但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在不流行画像砖的东晋时期,这座墓葬的画像砖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较多地表现了时人对墓葬空间和思想的构建状况。镇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鲁南淮北地区,画像砖的内容也可窥见与鲁南淮北地区的联系。这座墓葬画像砖的题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山海经》在内的楚文化的残留影响,在总体上则可以看作汉晋墓葬壁画的自然延续。这座墓葬的年代在东晋晚期,南朝开始长江下游地区的墓葬画像砖转以其他内容为表现主题。因此,这座墓葬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它大致标志着汉晋墓葬壁画系统的基本终结。

 

　　(作者简介：韦 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朴南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本文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