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和人性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2020-02-12 08:24:54

“活佛”及“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方式，是一种依据佛教“轮回”理论，解决领袖继承问题的方式。

它在13世纪初期（明永乐年间），由噶玛噶举派初创，很快便被其他教派推广，成为藏传佛教普遍采用的模式。

但在上述关于活佛转世制度的描述中，存在三个问题有待回答：

1、为何为藏传佛教独有？

2、为何佛教7世纪传入西藏，13世纪才出现转世制度？

3、为何此制度一经创立，很快便在各个教派推广？

本文将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解读，帮助大家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及其内部的深层逻辑。

首先必须申明一点，对活佛转世制度的解读，均源于我个人对西藏历史的理解，纯属一家之言。

其次，对这种领袖继承制度的解读，排除了信仰的影响，仅着眼于历史、政治及人性。

之所以要排除信仰的影响，并不是信仰不重要。

而是因为信仰对事物的影响，完全无法分析，且上下限差距太大。它既可能是100%，也可能是0%。

我们必须要承认，信仰坚贞之人，常常以不计代价的方式创造奇迹。

就像玄奘离开长安时，绝不会想到能成为唐三藏（三藏法师）。但他依旧无怨无悔的，踏上了万里西行的第一步。

如果讲信仰的影响引入，那任何问题都会变得无法分析，难以厘清。因此，在探究活佛转世制度设计的问题上。我们更多从政治利益和人性的角度诠释。

毕竟，不论僧，还是俗，在利益和人性的诉求上大致趋同。

一、教派的产生

任何制度产生都要有相应的基础，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基础，就是教派。

如果藏传佛教没有出现教派，那么大概率上说，可能就不会有活佛及活佛转世制度出现。

所以，所想要弄清楚，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原因。

首先要搞明白，藏传佛教为什么会出现教派？

教派能够产生的内应，首先源于大师多、思想流派多。

因为各位大师对教法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流派，而后又被历代弟子不断固化，逐渐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流派，最终演进为教派。

要知道，宗教派别是以信仰和虔诚为纽带聚集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大师的思潮，就是有再多的金钱和权势，也不见得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教派。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即佛教7世纪传入西藏，直到11世纪才开始出现教派，那整个佛教前弘期就没有大师吗？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程，可以分成前弘期（7世纪至9世纪，即吐蕃王朝时期）和后弘期（9世纪至今）。两个时期的分野，便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事件。

答案当然否定的，前弘期一样是大师辈出，巴·赛囊、贝央、遍照护、娘·定埃增、贝吉云丹个顶个都是名动一时的高僧大德。

可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想过要创立一个教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能否产生教派，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有没有政治性的需求。

要知道，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教派相当于对信众资源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

既然是细分，就必然意味着分权，也就存在力量上的分散。

而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前弘期），藏传佛教集团最不需要的，就是力量分散。

因为，从佛教传入西藏后，佛教与苯教的权利之争便相伴而来。

作为一个后发的外来宗教系统，集中全部力量击倒发源于本土，且底层民众基础雄厚的苯教，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所以，佛教集团的高层不会想，也不会允许任何分权的倾向。

再说，当时佛教势力能否掌权是未知数，想分也不见得有！

等到佛教进入了后弘期，苯教势力的影响几近于无，佛教势力掌控了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部资源后，自然就会萌生分权的诉求。

由此，产生教派的第二个条件，已然具备。

除此之外，后弘期西藏的社会背景，也促成了教派的产生。

自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在数百年，长期处于“小割据状态”。

这种由各地方势力主导的“小割据状态”，必然存在如何将治下属民，与其他势力进行区隔的问题。

此时，僧与俗的大标签，已不足以完成对属民的划分。各地领主需要一个更细分、更精准的标签，来控制治下的属民。

教派便成了最有效的，区隔民众属性的标签。

另外，赴印度求学的高门槛，也成了教派产生的一种因素。

要知道，留学印度是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据学者估算，后弘期早期150名去学法的僧侣，从西藏带走了大约11万两黄金。

所以，学经的昂贵门槛，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能去学经之人，要么本身就是贵族，要么就是有领主资助。

而等到学成归国，弘法、讲学、建寺样样都要大笔投入。

这导致，藏传佛教的教派，带有异常鲜明的地域、政治属性。

对于这一点，佛教内部人士也从不讳言。

土观大师（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三世土观活佛）在其《宗教源流》一书中写道：“藏地宗派，所立名称，不同甚多，……或随地方命名，……然决少有如天竺宗派纯依见地，而立派名的。”

所以，萨迦派是在萨迦地区的教派、止贡派是在止贡地区的教派、帕竹派是在帕竹地区的教派、达隆派是在达隆地区的教派、雅桑派是在雅桑万户的辖区出现的、夏鲁派是在夏鲁万户的辖区出现的、觉囊派是在觉囊地区的教派。

这就是藏传佛教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从底层，就有别于汉传、南传佛教。

因此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本质区别在于，藏传佛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和政权存在联系。他被西藏本地政权的领袖，作为一种政治平衡的工具引入西藏。

随着其僧伽集团的发展与壮大，最终左右了西藏的社会生活，成了西藏政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弄清了藏传佛教教派出现的基础，就可以回答前文三个问题中的两个：

为什么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独有？

为什么转世制度出现的时间如此之晚？

“活佛”及“活佛转世制度”作为一种领袖传续方式，本身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

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与政治没那么紧密的联系，不存在强烈的政治性诉求，自然不会发展出类似的制度设计。

而教派作为“活佛”及“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基础，迟至11世纪下半叶才纷纷涌现。

而后，随着教派间对信众资源争夺的日趋激烈，倒逼出了，可以稳定教派领袖继承的“活佛转世制度”产生。

如果把藏传佛教，比喻成一个公司的话：

在前弘期，这个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集中一切力量，同苯教争夺市场份额。

而等占据了市场垄断地位后，公司内部分裂出了，权利很大的各地方分公司（教派）。

各地方分公司之间，为拓展自己的市场份额，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分公司领袖的选拔制度。

二、活佛转世的制度设计

在教派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其自身体系尚未完备，领袖的个人威望，成为是否可以凝聚教众的重要因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时期整个教派以某位高僧，或某几位高僧的个人影响力为基础进行运转。

领袖的存在与否，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教派的生死存亡。

但以前固有的师徒传承或兄弟传承的体系，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高僧个人威望延续的问题。

换言之，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名师必定出高徒，一辈必然胜过一辈，而使本教派长盛不衰。

各教派都需要一个方式，能够在领袖去世后，将其影响力继续固化在信众心中，以保证教派基本盘的凝聚力。

因此，藏传佛教结合佛教理论中“轮回”的概念，发展出了“活佛”这一具有特定符号意义的人群。

具有转世能力的“活佛”，实际上是在告诉广大信众，他们心中珍爱的高僧，可以不断重启自己的人生。

而作为信众来说，要做的不过是保持自己信仰，等待“活佛重启人生”，继续领导他们前进。

这种方式使藏传佛教的教派，完美的稳定住信众的基本盘，并使上代领袖的个人威望，不断浓缩在下代领袖身上。

使其在“重启人生”后，不需要重启建立个人威望的艰辛道路。

在谈到活佛转世制度时，我曾和朋友开玩笑的说：“相比于我们单程的人生，活佛的人生买的是往返票，还是头等舱！”

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在各利益集团间达到平衡，如果活佛转世制度止于此处，依旧难称完美。

因为，它虽然很好的固化了教派信众的基本盘，但并未解决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问题。

于是，充满政治智慧的教派高层，设计了一个补偿性的制度，来缓解教派内部的权利诉求。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所有活佛，都转世在刚刚出生的幼童身上。

其实从佛教理论上讲，“往生夺舍”在年轻人身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安多政教史》上便记载，三世东科尔活佛杰瓦嘉措死于凉州，遗体送往东科尔寺途中，碰到有人送殡，死者是一个19岁的汉族青年，三世东科尔活佛之魂便依附于尸体，该青年死后复苏，自称“东科尔”，这样就成了四世东科尔活佛多居嘉措。

在《红史》中对第一位开启活佛转世的，噶玛噶举派活佛噶玛拔希的转世过程，有如下记载：

当他圆寂后，去寻找可供夺舍的尸体，在堆龙帕仓找到了一个完整无损刚满3岁的小孩尸体，就将自己的灵识迁移到尸体内。

这样，噶玛拔希得到了转生，小孩的眼珠开始转动，死者的家人认为死人转动眼珠不祥，他的母亲立即用针将他的眼睛取下。

噶玛拔希想到没有眼睛，将不利于做利他之事，又把灵识迁出。

随后，他将自己的灵识，注入后藏贡塘攘迥多吉母亲胎中，降生的小孩就是噶玛拔希的转世攘迥多吉。

虽然这则记载充满了神幻色彩，但我们能从其中解读出两点。

其一、转世可以转到任何逝去之人身上（其实夺舍活人，理论上也可以），前提是尸身保存完好；

其二、转世制度初创时，并未规定必须转生于腹中的婴儿；

噶玛拔希唐卡

但为什么，之后全都转世至婴儿身上了呢？

这一点西藏史料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那我们就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下。

任何高僧身边都不可能缺乏弟子，尤其当教派发展成具有政治性的人类社会集群后，领袖弟子的身份便具有了多重含义。

除标定自身社会地位外，还意味着拥有自己小集团的利益。（领袖去世后，具备承续法统的可能性。）

但活佛的不断转世，标志着这种可能性的消失。

那对于，已初步具备影响力的弟子们来说，是不是重开一个教派，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诉求。

这岂不变相加剧了教派的分裂，有悖于维护教派完整性、延续性的基本原则。

于是，活佛转世不成文的约定转世于婴儿身上，要等灵童成长至16岁时才能继承法统，期间教派由他人代为主持。

这实际上，相当于为领袖的传续，设置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缓冲期”。

通过这一补偿性的规则设计，“活佛转世制度”比较好的平衡了，所有利益集团的诉求。

因此才能迅速被众多接受，成了教派领袖传续的通用规范。

当然，藏传佛教教派内部并不是所有高端位置，均采用了“活佛转世”的传续方式。

师徒传承、众人公推，依旧被保留下来，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阶梯。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格鲁派的教主法座——甘丹赤巴，就不是活佛传承。

因此，才会有谚语：“如果你真有本事，甘丹赤巴的宝座是没有主的！”

噶玛拔希塑像

最后，我再次重申本文的观点，是在摒弃了信仰的基础上，仅从政治和人性层面分析教派的来源、活佛转世制度的设置。

这种方式，未见得可以彻底解读西藏教派的内核，但至少可以告诉大家，西藏教派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要知道，所有涉及西藏历史的问题，都不可能脱离宗教因素的影响。

反之，所有涉及西藏宗教历史的问题，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

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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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吐蕃政教关系史》_石硕；

《安多政教史》_贡却乎丹巴饶吉；

《浅谈活佛的转世特征》_李泰年 公宝太；

《试论活佛转世制度由来及其影响》_向龙飞；

《略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发展及意义》_丁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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