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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涪翁、山谷。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北宋著名“江西诗派”领袖。与苏轼齐名，两人私交极厚，艺术上相互激励，政治上同声相求。不幸为奸佞所忌，一生蹇蹇。书法诸体兼工，行书草书尤能自出新意。有大量书论传世，辑为《山谷题跋》。
黄庭坚一生颠沛流离，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中，但一生的信念、追求从不因此稍减。他在与朋友交往中时时不忘以人格名节相砥砺，把艺术视为磨砺人生境界的一种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引入艺术之中。黄庭坚极为重视书写者的人格修养，认为书法家除了具备高超的书写技艺，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他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 又广之以圣哲之学, 书乃可贵; 若其灵府无程, 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 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 唯不可俗, 俗便不可医也。”什么样的人才不是俗人呢？黄庭坚又解释道“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遇到大事是否能泰然处之、坚持原则是脱俗的第一要务。显然，这种人格是儒家“君子”的理想模式。
黄庭坚认为，书法境界是否能够高妙，根本原因在于学养和胸次。他说苏东坡：“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尘俗气”“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又批评王著，认为他的书法虽然极善用笔，但“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皆渠侬胸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
黄庭坚论书，最重视书中之“韵”。“韵”既包含他对书法美的认识，又是他衡量书法价值的准则。比如他评价王晋卿收藏的书画作品“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评价徐浩“少令韵胜，则可与稚恭并驱争先可也”，认为王著“美而病韵”，周越“劲而病韵”等等。至于什么是“韵”呢？黄庭坚的弟子范温，曾对此做出讲解，说“有余意之谓韵……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又进一步解释说“且以文章言之, 有巧丽, 有雄伟, 有奇, 有巧, 有典, 有富, 有深, 有稳, 有清, 有古。有此一者, 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 不足以为韵, 众善皆备而露才见长, 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 行于简易闲淡之中, 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可见，书之“韵”在于含蓄而有余意。
黄庭坚喜欢用禅理来阐释自己的艺术主张，他的创新思维多半来自禅宗惠能一派，属于佛教里的革新派，主张不立法门，反对因循故辙，讲究顿悟。他曾评价“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认为“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只有颜真卿“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太拘泥于一般的造型规律，会为“为法度所窘”，“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神理却妙契前人，这才是黄庭坚赞赏的境界。“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一味临摹古人，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所以黄庭坚提倡突破成法。
与苏轼一样，黄庭坚虽然极重创作自由，不愿受古人成法约束，但他对传统对艺术的基本规律依然十分看重。哪怕是以狂放著称的张旭，黄庭坚也认为张旭狂草最可贵的地方是放纵而不离法度，认为世间流传的狂草“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迹也”。
所以，黄庭坚认为学好书法的前提是认真临摹古法书，必须十分专注，要做到“入神”。他指出“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要善于领略古人的笔法，认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要善于学习古人的长处，而非简单的亦步亦趋，他说“《兰亭》虽是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而学之，故弊于一曲”。在对书法审美的追求上，黄庭坚认为要“拙多于巧”“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鄙薄轻佻装饰，崇尚质厚端正。
黄庭坚的书学思想是革新的、个性化的。他强调作者的胸襟、怀抱、学养等精神价值，无关“工巧”。认为书法要适应文人的审美趣味，强调“韵胜”，把书法的价值引向作品的内在部分，后人推崇的“文人气”“书卷气”皆发源于此，由此开辟了新的书法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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