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深虑论

按：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明初政治家、思想家。本文出自他的知名史论《深虑论》（见《古文观止》）。儒家不乏谈天道者，不过，像方孝孺这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天道”，似乎并不多见。方孝孺明确提出，“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我们仿佛看到了老子“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古老训诫。尽管他的原意是希望明王朝长治久安，然而这一愿望也落了空，甚至他本人都成为明朝政争的牺牲者。不过，从认识论上看，本文对于我们理解理性主义的谬误，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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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白话版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阴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