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洲金融智库原文作者/Kristine M. Smith、Catherine C. Machalaba、Richard Seifman、Yasha Feferholtz和William B. Karesh【摘要】 区域性或全球性的传染病事件除了对大众健康产生影响外，还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后果，而这些影响往往未被考虑在风险或影响的评估中。随着国际旅游业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此类疫情事件所引起的经济冲击波将远远超出传统卫生部门的管辖范畴及病原体传播的原始地理范围。尽管私营部门仅仅是间接地受到这些疫情事件的影响，但它们是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向卫生体系提供关键信息、资源和重要伙伴，以对潜在的传染病事件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做出应对和准备。 关键词: 卫生、经济、传染病、预防、人畜共患病 一、引言 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以及耐药性病原体的增多等公共卫生事件，推动了全球对卫生安全的关注。随着公共卫生界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以避免疾病的国际传播，管理机构越来越认识到，疫情威胁不仅会对全球人类健康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通过更全面的经济评估将使多部门更易于了解疾病引起的成本，该成本不仅限于传统的以人类健康为中心、仅考虑疾病、直接医疗支出以及公共卫生功能和干预措施（这里统称为“卫生部门”）的成本。 健康是一个繁荣的、有生产力的社会的核心，而恐惧和疾病却可能会扼杀生产、消费、娱乐、旅行和整体社会福祉。通常，只有将非健康管理部门纳入疾病产生的负外部性的考虑范畴时，这些部门面临的疾病事件的潜在影响才会使得他们参与寻找多部门解决方案，以减少和管理疾病风险。从广义上看，传染性疾病与其他的灾难类似，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非的埃博拉疫情表明，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预测的经济损失。2013年至2014年，受埃博拉疫情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从8.7%降至0.7%，塞拉利昂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铁矿石）增长率从5.3%降至0.8%，几内亚2015年的GDP增长率预计为4%，但下降到0.1%。这三个国家，政府收入全面下降，其中包括公司直接税、增值税和间接税收入的下降;此外，私人和外国投资者信心的下降导致两年内融资缺口超过6亿美元。这些影响涉及到许多部门，无疑会对其产生诸多长期影响，包括对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如健康、生活方面)的影响，以及由于生病期间工作能力不足而对整体业务连续性的影响，同时市场正在逐步完善以确保防范传染病风险（例如，世界银行的流行病紧急融资机制，旨在对紧急融资情况提供快捷支付）。然而，私营部门以及卫生部门以外的公共机构在传染病及其总体规划和干预的参与度方面仍十分有限。 更为充分地认知传染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必要(即确定一般均衡模式下的宏观经济趋势，而不是只考虑对单个部门或市场产生影响)。我们在文献中提供了案例来说明近期爆发的传染病的影响范围，用以说明应对传染病风险时，采用全社会分析法非常有必要。将参与范围扩大到卫生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可以帮助制定行动方向，如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于2018年联合发起的全球防备监测委员会，以监测流行性传染病和其他突发卫生事件的应对准备情况。 二、资料与方法 （一）疫情的经济影响评估 评估人类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传统范围通常仅局限于基本直接成本(如卫生保健支出)和有限的间接损失(如未挣取的工资及诸如患者运输费用等非正式医疗成本)。疾病负担可在卫生指标中得以体现(例如，死亡人数或残疾调整生命年)。尽管这种评估方法对卫生界具有意义,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分析范围的局限性无法对疫情事件的经济影响作出全面的预测，并没有提供全面的视角以反映疾病造成的经济影响,包括对传染行为的避免,对广泛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及对更多的经济发展议程相关影响。疾病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受疾病准备和预防（降低风险的实践）、事件本身（如业务连续性，供应链中断，贸易和旅行禁令，避免公共传染行为）以及事件后果的影响（例如，对长期失业的损失，对市场或农场长期关闭造成的影响，对特定动物产品的长期负面烙印，对儿童失学或成为孤儿造成的损失等）。 2016年，健康与医疗成本效益第二小组强调，在考虑疾病的经济影响以及潜在的干预措施时，除了卫生部门的视角外，还应强调社会视角。同样,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一项经济影响指南，作为可以更广泛地计算疾病经济影响的框架，并且已经提议了一项分析生物威胁的经济后果的框架用以研究更广泛的影响，包括人类行为、恢复速度以及动态“恐惧因素”（可能导致为了避免疾病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在此之前，动物卫生部门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认为疾病超越了兽医部门范畴，强调需要评估整个系统的经济影响，除了直接成本之外，还应考虑为了应对疾病爆发或疾病存在所花费的成本（例如，以牲畜为例，不仅考虑生产，还需要考虑生产力，以及存在的“无形”的成本。而这些“无形”成本往往未被考虑在内，比如，减少产犊率对畜群结构的影响，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对动物和人类社会福祉等）。这些影响可能会对上游或下游产生影响，因此，了解这些不同的影响可以帮助确定疾病的总成本，并优化预防和控制决策的净收益。 世界银行报告了在人-动物-环境相互接触中发生的疾病费用高昂，并要求采用单一的卫生法（One Health approach），提出通过加强在兽医和人类卫生能力方面的预防性投资，这具有很高的全球回报价值。采取多部门协作的方法来减少和管理疾病风险，为不同的预防和控制战略可能对任何特定部门产生的经济后果(积极或消极)提供信息。 我们举例说明了传染病的间接影响是显著的。尽管这些影响迄今很少得到重视，但非传统利益相关者在生物威胁的影响分析中的认识鼓励他们参与风险评估，加入准备或干预工作。特别是，这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获得信息，以便其将这些影响纳入多部门的国家健康保障行动中，并纳入类似的预算编制流程中，由财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参与，能够分配资源以优化“全社会成果”。 （二）传染病爆发对多部门的影响 1、卫生部门 卫生部门对传染病爆发的影响通常是最直接的，能直接估计或者至少可以进行追溯性计算。然而，对于具有不可预料临床结果的新病原体或重新出现的病原体，预测可能会很困难，而且成本估计常常局限于短期医疗支出、卫生负担支出或死亡支出。例如，没有后遗症的典型寨卡感染虽然不太可能造成重大负担，但婴幼儿疾病的表现可能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在怀孕期间会产生直接的医疗费用，产后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也很多，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长期的悉心照顾。据Alfaro-Murillo et al.保守估计，与小头症后遗症相关的终身直接医疗成本为17.976万美元，而在美国，寨卡病例罕见的后遗症(约占1%)——吉兰-巴雷综合征，其每例成本为5.6863万美元。据Ulansky估计，严重的GBS病例每年可能造成高达50万美元的成本，而受小头症影响的儿童一生的医疗成本可能达到每人1000万美元。这些估计数值因国家而异，但不包括间接费用，如专门的育儿补助、父母的生产力损失、有小头症儿童的家庭的心理负担、或当儿童成年后生产力损失以及此人终身所需的支助服务。据估计，从2015年到2017年，仅寨卡疫情就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造成了70亿到180亿美元的损失。 2013-2015年西非埃博拉危机导致至少28616例疑似病例和11310例确诊死亡病例。相比之下，结合所有其他已知的埃博拉疫情，有2427例疑似病例和1597例确诊死亡。由于受影响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完善，危机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深。此次疫情导致881名医护人员感染(513人死亡)。利比里亚的整个医疗劳动力下降了8%，塞拉利昂下降了23%;医疗保健服务的损失导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约10600人因未经治疗而死亡(1091人因艾滋病毒死亡，2714人因结核病死亡，还有6818人死于疟疾)。此外，产前咨询数量减少，非住院分娩数量增加(塞拉利昂的住院和诊所分娩率减少了30%)，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在疫情期间下降了30%，麻疹和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导致的儿童死亡数增加。 2、农业部门/食用动物生产系统 考虑到60%的人类感染病原体来自动物，涉及人畜共患病的农业部门往往遭受到重大经济影响，但这些影响并未得到充分认知。国际动物卫生标准制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报告，50%的牲畜损失是由于人畜共患病所导致的，与非动物疫病（占牲畜损失的6％）相比，作为疾病控制处置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病造成了更高比率的动物屠宰（占牲畜损失的43％）。然而，农业部门（食用动物养殖）投资于预防传染病的动机常常与该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意义相关。例如，在美国，其肉类净出口量占生产量的12％，对动物保健基础设施的投资被优先考虑。但是，许多从事农业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将竞争置于优先位置，导致对动物卫生基础设施和保护的投资减少，因此可能未采取适当的生物安全性措施。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在2000年遭遇裂谷热病毒入侵后，阿拉伯国家禁止从至少9个非洲国家进口活体动物，这导致索马里牲畜市场彻底崩溃。索马里总收入的90％来自牲畜出口，该禁令导致其出口额损失超75％，损失3亿美元。这导致了社会和金融动荡，生计和食品安全受损，并最终导致了索马里政府的动荡，其GDP降幅达25％至36％。 农业部门传染病爆发的代价通常仅以被淘汰牲畜的价值来衡量，而更广泛的长期影响仍未得到充分认知。在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尼帕病毒期间 (导致283例人类病毒性脑炎和109例死亡)，马来西亚政府为因疫情爆发而扑杀的110万头猪，支付了9700万美元的赔偿。但除此之外，这些影响还导致了2.29亿美元的间接成本，由于政府税收损失和国际贸易损失，以及1.36亿美元的生物安全和屠宰设施控制计划的成本。猪肉消费和出口发生长期变化(疫情期间下降80%，疫情后下降30%)。此次疫情在马来西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受灾严重地区的养猪业崩溃，迫使许多养猪户试图转行到他们没有接受过培训或教育的其他工作。长期失业或就业不足导致这些家庭无法达到之前的经济状况，也影响了许多依靠他们得以蓬勃发展的本土企业。在墨西哥H1N1大流行性流感的案例中，仅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就给该国的养猪业带来了高昂的代价;冰冻和新鲜猪肉的出口额急剧下降(例如，对日本的减少大于60%)，导致该国到2009年底的猪肉贸易逆差为2700万美元。 3、旅游和出行 2003年非典（SARS）爆发期间，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疫情预警仅仅两个月后，香港入境游客数量便下降了68%。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收入减少了60亿美元，北美航空公司的收入减少了10亿美元，新加坡旅游业收入下降了70%以上，使得新加坡航空公司安排6600名员工无薪休假。本地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例如，与前一年同期数据相比，中国广州商品交易会的上座率仅为12%。 在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传入，引发了疫情在2015年短暂爆发，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仲夏时节国际游客数量下降了41%。仅仅一个月后，游客人数又下降了60%，韩国政府损失100亿美元，并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开展耗资巨大的旅游宣传活动，以鼓励游客前来旅游。与此类似，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疫情的影响，沙特阿拉伯采取相关旅游限制措施，旅游业每年受到约50亿美元的损失。 甲型H1N1流感给墨西哥旅游业造成28亿美元的损失，旅游业是该国最大的服务行业，由于疫情蔓延，墨西哥旅游业在5个月内损失了100万游客。寨卡病毒（Zika Virus）也带来了类似的趋势，消费者由于害怕外出过多会接触病毒而限制自己的出行。对世界受影响地区的关注和旅行警告使得人们洞察了疫情的风险隐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黄金旅游区域，即使是有限的旅游建议也会对政治和经济有显著影响，据报道，相关企业收入损失了50%-60%。如果流行病病毒继续在旅游业作为GDP关键组成部分的国家（例如加勒比海国家）中传播，疫情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可能会显著上升。 4、贸易及零售业 在造成至少800人死亡、8000人感染之后，SARS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估计接近400亿美元。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0.8%，主要包括旅游、零售和餐饮业的损失。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费者担心SARS病毒在公共场合易于传播。香港GDP下降2.6%。联邦快递(FedEx)等国际物流公司和雅诗兰黛(Estee Lauder)等机场商店受到影响，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物流运输的限制影响了石油等跨国产业，亚洲对石油的需求每天减少30万桶。 1998年，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爆发，造成了约5.82亿美元的损失。经济损失影响到与猪肉行业间接相关的部门（例如向猪提供营养的饲料行业，其产量减少了约1500万美元)。大约618个家庭、111家商店、学校和银行被疏散，估计有36000人失业。除失业外，商业活动也大面积停滞，公共行业和房地产行业损失了约110万美元。 MERS疫情在韩国爆发期间，民众的恐惧情绪和政府的过度反应导致许多公共活动被迫关闭，日常活动也同时受到了影响。住宿和食品行业的产量较上年下降了10%，娱乐和休闲行业的产量也下降了8.6%，出版、通讯和信息行业下降了6.3%，运输和仓储行业下降了2.4%，批发和零售行业下降了1.6%，电力和空调行业下降了0.9%。然而市场反应表明，由于对公共场所的回避，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强烈变化，韩国最大的市场连锁E-Mart有限公司报告称，其线上销售额增长了63%。而第二大连锁商Homeplus的线上销售额在6月初增长了50%，其原因是消费者不再光顾实体店。与此同时，零工较高的行业(如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与此同时，韩国出口也受到影响，2015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仅为0.3%，创六年来新低。 5、环境影响 由于通常将环境资源和服务视为非市场商品(即它们不在市场上交易或其市场价格未反映其真实价值)，因此，宝贵自然资源的破坏、野生动物种群的损失和环境污染，在与疾病事件相关的经济评估中往往被忽视。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和危机稳定期间，当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可能会增加，从而导致野生动物的猎捕量增加和野生动物保护地的非法使用。当政府不堪重负时，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可能会下降。例如，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人口隔离和旅行的限制及执法措施导致了非法偷猎、伐木、采矿，与此同时，“对集水区保护、森林和动物保护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此前为实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在H5N1流感爆发期间，当地政府进行了扑杀野生鸟类、封闭受保护的湿地和破坏鸟类栖息地的错误尝试以阻止病毒传播。 由于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低估，很少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失进行衡量，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诸如“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等倡议，对环境价值的关注，至少对单个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授粉)的关注取得了进展，然而将其纳入卫生部门决策方面进展仍然极为有限。 6、其他 虽然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表明某种疾病对人类影响的严重性，但这并不能代表个人、家庭或社区的生产力下降带来的全部后果。例如，疫情的影响可能涉及个人消费者和家庭的心理、教育或职业损失。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异常高的死亡人数不仅使得众多社会和家庭经济影响扩大，抑制经济增长，导致人们无法工作及担心疫情蔓延带来的生产率下滑及工资下降、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加剧、失业、教育缺失。家庭经济影响的程度和类型往往与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有关，对于埃博拉病毒而言，年龄在15-44岁的感染者占到57%，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是从事劳动和有年幼孩子的父母，这也解释了埃博拉疫情为什么对经济活动、贫困率和食品安全的影响如此之大。60%-70%的家庭的收入在疫情期间大幅下降，家庭消费水平下降，营养不良所造成的患病率上升。此外，约1.6万名儿童的父母死于埃博拉病毒，这使他们成为孤儿，需要亲人或其他方式的长期照顾。学校被关闭，导致超过33 周的教育缺失，进而使得儿童遭受多种类型的虐待(包括性剥削和对年轻女孩的暴力行为)，这进一步对儿童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例如情感创伤、丧失受教育机会、意外怀孕等。常规负责公共安全的军事人员被抽调出来，执行并未受到过训练的隔离措施。这些只是个人和家庭层面连锁反应的冰山一角，这些连锁反应可能以多种方式给公共和私营部门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三）非传统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和准备工作 在成本分析或评估中考虑传染病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需要相关和受影响部门的参与。对于工作人员来讲，可能难以剥离、归因、衡量和比较间接经济损失(如动物生产、旅行、娱乐或教育影响)，以及产生的费用（公共信息传输、交通中断或政策改变、监测或工作人员的生物防护措施）。此外，尽管疫情可能使得一个部门受损，另一部门可能从中受益，所以，评估需要考虑哪些是受影响的部门，并且考虑受影响的时段和地域。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评估可能是实用并且切实可行的，可以指导关于预算、法规条例和机构授权的决策。 利益相关者将根据特定疾病及其影响范围而有所不同。不可预测的传染病不仅能损害公共卫生系统，而且可能损害食品和农业产业、贸易、旅行业及各种零售连锁、采矿业、石油天然气、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等行业(表1)。这些行业部门传统意义上并未直接参与疾病影响评估或防护计划(包括预防工作)，但是却越来越感受到公共卫生灾难带来的威胁：供应链或其他业务受到连锁反应、或者这些行业的劳动力受损，使得消费者害怕接受或者无法获得这些服务。将相关非公共卫生部门纳入到风险和影响评估当中，可以提供更全面的疫情影响评估，提高灾害防范意识，并可提供新的合作机会以及潜在的风险缓解措施和资源。例如，农业行业可以在其供应链上推广强有力的生物安全措施，制药行业可以改善监管机制或指导方针，以阻止抗生素耐药性，公共事业部门可以改善水资源采购方法，将健康威胁降到最低。能源和采掘业可以为员工提供安全可靠的蛋白质来源，减少可能与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高风险野生动物狩猎行为。 表1 非公共卫生部门人畜共患传染病事件财务影响案例
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可能必须学会如何与私营企业相协调，并了解它们的潜能。前期与私营部门进行风险分析和防范，将有助于通过潜在途径应对疫情发展。理想情况下，将有助于降低上游风险带动下游利益（例如，有效的防范和初期迅速反应可以影响动物卫生部门后续疾病控制的质量和成本效益，这可能需要在降低生物安全风险方面进行前期投资）。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关于公私合作模式的建议，以便更有效地管理潜在疫情并降低其发生的风险。针对特定行业的风险降低准则，无论是被企业自愿采用，还是将其纳入捐赠或私人筹资机制，都可能有助于长期疾病预防或管理。例如，采掘业已发展了旨在降低新发传染病风险的审计和规划工具。降低风险的观念正好与世界卫生组织将“疾病X”列入其研发蓝图中的理念相一致，预测下一次疫情可能由一种目前未知或未预料到的病原体引起。已知和未知疾病的广泛影响(无论是已证实的还是潜在的影响)都证实疾病风险、应对措施和对影响的认识不会仅仅局限于卫生部门。 三、结论 世界银行一项分析估计，1997年至2009年期间，六次人畜共患疾病大规模爆发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达800亿美元。如果这些疫情得到预防，每年平均可避免67亿美元的损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流行病的广泛并且通常是实质性的经济影响远不囿于卫生部门。然而，很少有研究采用单一卫生部门或多部门视角来考虑规划工作中预防和应对措施带来的成本和效益，以确保资源的最优化。随着最近在“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下进行人畜共患疾病的优先排序工作的开展，各国有机会考虑其工作的重点和范围。在可能的情况下，该项工作应设法加强包括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整体卫生系统，以应对多种灾害并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有研究已经证实，对于重要的家畜疾病，难以获得足够的定量影响数据，不同的方法导致估计结果在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无法进行比较;我们的审查结果与此一致，同时表明由传染病引起的人类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是重大的，但报告是临时性的，可能不完整。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面的公共和私营利益攸关方必须更加系统地合作，以确保信息流通，风险和影响分析有效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采取成本分担策略进行疾病预防和准备工作，并在必要时评估最佳干预战略。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情况下，传染病事件将需要这种强有力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对最佳的健康和经济安全责任意识。 文章来源：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研究动态 2020年第6期（总第72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何家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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