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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 在中国电影编剧队伍中，最“不务正业”的编剧，便是我们所尊敬又过从甚少的老师黄宗江先生。因为我找不着他。他会说外国话，时常从地球的这一头溜到那一头讲学。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比神龙厉害，首尾都见不着。易子而教，家父曾把我托给他，他不好好教，我不好好学，互不负责，各自落得逍遥。最近有位深知我的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吴欢对自己专业的态度颇有几分票友风采，对业余爱好，又多几分专业精神。”我把这两句话转奉宗江先生，不知道他老人家以为何如? 我们师徒俩何其相似乃尔，正是心领神会。他学生挺多，不乏自称“私淑弟子”之辈，但若说到得其真传的，恐怕非我莫属了。因为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学着，只是得其精髓神韵而已，套句佛经里的禅语，“有便是无，无便是有。”我来给他老人家画素描，说有十分的把握，满了点儿，但七八分总是不难达到的。 作家分两种，一种是学者风范，靠勤奋苦读，学而有成。另一种是才子一路，用功不多，天份先高人一筹。宗江先生该算后者。不过他的情况更特殊，很难归类。曾撰有一部天才爆发的散文集，名曰《卖艺人家》。颇以卖艺自荣，姑且把他老人家称做“艺人”似更恰当些。 宗江先生跟民间艺人却又不同，出身书香，早年生长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属于洋学生下海卖艺。城墙上放风筝，出手儿就高。加上他年轻时候长得帅，潇洒飘逸，玉树临风，本身就是件艺术品。祖师爷给饭吃，天生就跟艺有缘。他是黄家门儿老大，后来他的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都成了艺盖一方的名角。 宗江先生是艺人，我这篇文章自然要突出个“艺”字。早年学艺，中年卖艺，晚年授艺，乃是本篇的脉络。筋脉理顺了，且看我这个黄门弟子，一路写下去的，是不是黄派文章。 二十年代的北京，虽然没有“迪斯科”却已有了交谊舞和洋歌。但交谊舞和洋歌远远不是京剧的对手，宗江先生刚懂事，就跟着大人上戏园子听京剧。梅、程、荀、尚、余、言、高、马、谭……看了个遍。正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戏瘾，酿下了戏醋，埋下了戏恨，而瘾、醋、恨三样拌在一起，乃是“戏癌”。宗江先生打小儿起，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尽管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正牌燕京大学毕业，终于不能成为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或其它的大家小家。而自甘自乐于“卖艺人家”。 1932年，宗江先生在青岛上中学。有一天，他拉了三个同学去找班主任秦惠亭先生。 “老师给我们四个人编几个儿童剧，要四个人的，三个人不行，五个人也不行。”宗江先生首先提出要求。没当演员先已是大角儿的派头。 “演戏要能哭能笑，你们能吗?” “老师，他会哭。”同学们都指着黄宗江。 宗江先生是天才，“眼彩”来得快，先是抽泣，继而失声，接着愈演愈烈，从小哭到大哭，从大哭到号哭，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好一番英雄气短的渲泄，慷慨悲凉使人动容。正是“涕泪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老师急喊暂停，宗江先生说停就停，嘎然刹住哭声。不然的话，他接下去要表演的，恐怕是要屈原投汨罗江了。 当时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把演戏作逍遣或政治宣传玩一玩，搞一搞，本无所谓。当真要下海从艺去演戏，却是件有违时风的事情。但这对宗江先生来说，全然不当回事。我行我素，想做的便要去做，不能受世俗的羁绊，不允许“本我”消失。既然如此这般地瘾上了艺，那么就把这辈子交给艺，对人生的选择，宗江先生又是一次大手笔，举重若轻，潇潇洒洒。亲朋友好议论纷纷，甚而至于冷嘲热讽。他却认为这是多余的关心，“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黄氏四兄妹（黄宗洛、黄宗英、黄宗汉、黄宗江） 我尊敬我的老师，他爱他的母亲。他的祖上是浙江温州一带很有名气的书香人家，母亲也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宗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心中常暗自佩服母亲，自我演剧以来，遭到多少亲友的冷嘲热讽，母亲却从未说过我一句。父亲死后，诸弟妹年幼，我是长子，家里没钱……以她的年纪和处境，不应该给我这么多谅解，我忍不住问她‘你以为我演戏怎么样?’她回答说‘不也很好吗?’”这时固然有着一个善良母亲对儿子的容忍，更重要的是，宗江先生的母亲是一位对艺术颇不讨厌的伟大女性。 旧中国的艺术与艺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艺术如何对待艺人?艺人如何认识艺术?姑且不谈那些普遍的情况。宗江先生在1944年时是这样向朋友们宣称的“……假使能使旁人高兴，人人高兴，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事呢?戏剧之源或说娱‘神’，今之‘神’，‘人’也。何况戏剧不仅是娱乐，然而仅一‘娱’字，也足够光彩了。” 生活的际遇，家庭的变迁，社会的磨练，加上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使他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二十几岁已经过早地成熟了。中国剧坛的祖师爷，他认识老郎神、唐明皇；外国的，他认识希腊的戴奥尼萨斯，英国的莎士比亚，他可以用英文大段背诵《哈姆莱特》的独白，也可以拉着膀来段《打渔杀家》的“江湖上称萧恩，不才是我。”但他的本功，乃是话剧。对话剧，他也有一番议论：“话剧的话字我总嫌它小家子气，常因此就会被莫名其妙之士藐视为‘说话之剧’而已。”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莫名其妙之士再莫名其妙一些。 1941年，宗江先生到上海正式参加了职业话剧演员的行列。开始了往脸上搽粉抹胭脂涂油彩的艺人生涯。细而宽的眉毛，红而宽的嘴唇，高而挺的鼻子，走向玄妙的绉纹，娇媚的、丑陋的、澎湃的激情，滚动的泪珠，还有那在后台地板上随处可见的、染着口红的香烟头。这一切使宗江先生感到满足、过瘾、美妙无伦。 据上海戏剧学院前表演系主任老剧人胡导先生的回忆，宗江先生在上海演的第一个戏是夏衍的《愁城记》。他饰何晋芳。这是个不大好演的角色，如果用京剧生、旦、净、末、丑来分行当的话，这是个丑活儿，年龄约在五十多岁，光头上横着绺长发，像趴着条蚯蚓，走路还有点瘸。浑身冒“邪行”味儿，打扮得倒很周正，西服笔挺，时时硬撑着股绅士派儿。 胡导先生这样写道：“一上场我就怔住了……难道他就是刚从北平来参加我们上海剧艺社的黄宗江吗?他身上那种既有中国书生的儒雅，又多少带有燕京大学洋味儿的俊逸气，怎么全都没有了?从头到脚浑身都是当时上海滩到处可见的那 种市侩气，还是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感受到和具有的那种深沉的市侩气……” 我说过宗江先生是天才，虽然他演的不是绝对主角，但也一下子让内外行看见了自己的手段确非等闲人可比。接着，他又演了不少的戏，其中曹禺《蜕变》中的况西堂、李健吾《云彩霞》中的屠子光，最是令人叫绝，至今在老剧人圈中传为佳话。 胡导先生还写道“宗江以自己身上的幽默，赋予这两个角色丰富的喜剧色彩。西堂先生那永远是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节奏，每句台词语尾总带着南音南腔的“蓝青官话”，观众一看就感到意趣盎然。老妻送包子来那场戏，况西堂用两个手指夹起包子来，虽馋涎欲滴，却不忙送入口内，光捏着包子在眼皮底下慢慢翻上翻下不住端详，刚欲放进嘴去，忽又好像想到什么，从嘴边放下包子，眯起眼睛，用一种特有的语调，对夫人轻轻呼唤了一声：“喂，贤妻……”我记得，这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稍一回味又发现这正是对西堂先生独特的行为处理，使全场观众都不禁先为之一怔，紧接着又为之莞尔一笑。同样，他对屠子光喜剧色彩的处理，也完全是中国式的喜剧韵味，那一口铿锵有致、地地道道的京白，那为主子凑趣而自己对上层社会情场秘闻也确有强烈的好奇心，那自作聪明拍手跺脚的得意劲儿，那夸下海口却又事与愿违的狼狈相，等等，使这个在全剧中只是个“扫边儿打哈哈”的角色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形象。 按说，宗江先生是位书卷气十足，清秀漂亮，英气内敛的小生。可他在舞台上的形象大都是丑角。对此，他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早年一篇谈艺的散文中，引经据典地写道：“传唐玄宗(一说唐庄宗)常命群臣演剧后宫，群臣惟恐失礼，皆不敢扮演丑角，风流天子遂自勾白鼻子。至今，梨园行敬丑”。足见他对“丑”是充满了情感的。既然天性善良且喜幽默。拿别人开心，过意不去，拿自己开心，没有任何顾虑，何乐而不为呢。难怪后来有人把他和石挥、蓝马、谢添三人并列为“四大名丑”。这实在是件很光彩的事情。 卖艺为生，是个既好玩、又不好玩，既潇洒、又尴尬的行业。得失急骤，倏富倏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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