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系列报道的第十篇 —— 一本无法轻松阅读的作品 —— 因为一切悲剧都源于真实事件。1986 年 4 月 26 日，现乌克兰境内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意外。这次核泄露灾难一共释放了五千万居里的放射性元素至大气中，被称作 20 世纪最惨痛的科技浩劫。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白俄罗斯人，女性，记者，是这一灾难的记录人，她写就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以下简称为《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并成为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李静睿，在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后，决定翻开这本书重读：官员间隐瞒、推诿等错误行径，与普通百姓对生命的渴求和信念般的奉献，形成了戏剧性对比。但让人更加扼腕的是，这样的「戏剧性」，也发生于真实的人间。 
这是一个适合重读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刻。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上一个以纯非虚构类作品得奖的人还是丘吉尔。丘吉尔以两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文学奖，多年来一直都有不少争议，但到了 2015 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委员会给她的颁奖词是「她那复述写作法的作品，为当代世人的苦难与英勇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应该的」「早该给她了」，大家都这么说。然而「大家」是谁？是不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百万名苏联女兵？是不是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又被装进锌皮棺材中运回国的苏联年轻士兵？是不是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是不是所有这些受尽苦难、无限英勇、却无法自己发出悲鸣的声音?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国内有多个版本，本文引用均出自 2014 年花城出版社版本，译者方祖芳、郭成业）出版于 1997 年，受访者超过百人：首批抵达爆炸现场的消防员之妻、暴露在辐射下清理现场的士兵、被迫流亡又饱受歧视的普通人、白俄罗斯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灾难后出生的孩子们。阿列克谢耶维奇写的每本书都像是一场公开审判，受访者是历史的人证，在书中说出自己的证言。不是每一场灾难都有「纽伦堡」，在世间正义缺席的时刻，我们只能也必须相信，文字是给上帝的审判留下证据。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的辐射剂量超过 400 颗广岛原子弹，波及区域几乎覆盖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大半个欧洲，最远抵达北美东部。虽然看起来只有 47 名救灾人员直接死于爆炸，但超过三十万人因此撤离，六十万人在事后暴露于辐射之下，额外有四千人死于癌症 —— 到底多少人受切尔诺贝利影响难以估算，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从九万三千人到二十万人不等。大部分的悲剧最终会被纳入一个统计数据，但在切尔诺贝利，悲剧连绵数年，人类却拿不出什么精确的数据，就像当下我们经历的，不是每个死去的人都能被写入「确诊」，他们顶着「疑似」的标签，把死变成了一场悬疑。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把这本书写成了一本悬疑。一开篇就是谋杀现场：爆炸发生了，屋顶沥青燃烧，产生烟雾，消防员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因为发生在半夜，他们甚至没有穿上制服，只穿着普通衬衫。队员们倒在现场，被送往医院，全身肿胀，大家只说他们需要喝牛奶，于是妻子们赶到三公里外，给每人买了三升牛奶，队员们喝了牛奶后开始呕吐，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人提到辐射的事情。「燃气中毒」，医生们这么说，当时他们可能真的以为事实就是如此。消防员们死得很快，死前惨状难以描述，死后亲人们拿不到遗体，他们将被装进锌制棺材（依然是「锌皮娃娃兵」，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另一本书），以水泥砖密封，安葬在莫斯科公墓。亲人们表达抗议，组织派人告知：死者是英雄，而英雄死后就不属于家庭，他们属于国家。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破案线索，只有理解「国家」这个词，才能破解切尔诺贝利之谜。爆炸之后，士兵们签下保密协议，开着直升机去反应炉附近清理现场，从反应炉中搬出一桶桶石墨，工作结束后甚至没有更换的衣物，他们就穿着同样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回家。士兵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看到反应炉的操作员被困在残骸里，士兵们给它灌石棺，灌成一个二十世纪的金字塔。看到那些刚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士兵又开着直升机到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看到起重机在反应炉附近甚至无法运作。接受采访的士兵一回去就被鉴定为二级伤残，但他还是没有说出这些，因为他签了保密协议。一位大学讲师在书中说，事故发生后没几天，图书馆所有关于辐射、广岛、长崎，甚至关于 X 光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那是因为上级的指示，「这样民众才不会恐慌」。这就是国家在那时想到的首要问题：防止民众恐慌。因为人民不能恐慌，所以没有医疗公告。因为人民不能恐慌，所以要强调人民的英勇、镇定、不可战胜，报纸上没有死亡和辐射，只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切尔诺贝利 —— 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爆炸后仅仅四天，有关部门就派士兵在四号反应炉上插上红旗，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再过一月，又是一面，红旗坏掉可以更换 —— 这不是此时会操心的事情。然而，人民在做什么呢？人民无事可做，人民什么也不知道，只能一连好几天坐在电视前，等着领袖表声明，但没有任何声明，直到五一劳动节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出现，他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并不糟。人们仍在当地生活，工作。」差不多同一时刻，消防员的妻子们在目睹自己的丈夫死去，人民在就着伏特加猛吞碘化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但没有关系，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情况并不糟，同样的话连续广播三个月：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书中唯一接受采访的苏联官员，在采访中仍然下意识地想推卸个人责任，强调自己只是遵从命令，因为他「收到的电报里面说，你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这是事实，恐慌是最可怕的。人们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程度就像战时一样。当时充斥着恐惧和谣言，人们并非因辐射而死，而是因为发生的各种状况。我们必须阻止恐慌的发生」。恐慌，而非爆炸，而非辐射，是他们的敌人。哪怕在事情发生多年以后，这位官员依然认为「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也不知道事态的进展，只是依照政策行事」。经典的艾希曼式辩解：我不知道，我听指令，我没做错。那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时代的产物，无数个这样的产物一字排开，最终带给世界切尔诺贝利，一场迄今责任不清的爆炸，以及其后连绵不绝的悲剧。这几天很多人转作家方方的一句话，「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这句话没有错，那作为个人，我们与时代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留下线索：一位摄影师提到自己在隔离区和军人们喝酒聊天，在一两瓶之后，他们唯一的话题，是宇宙的法则和国家的命运。他们谈论苏联是不是伟大的国家，是不是会胜过美国人？他们说，虽然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但他们有第一位上太空的人。他们不讨论为什么自己没有辐射计量计，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可以每天洗一洗防护衣？他们无法讨论这些，或者只是在最后提起两句，因为「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教育强调整齐划一的理想，但所有整齐划一，都会吞噬个体。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但既然长大了，就应当对抗这种吞噬。何况不论在哪个时代，依然有人这样努力着。书中最让我感动的受访者是当年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瓦西里 · 涅斯捷连科，他在爆炸发生后第一时间致电斯柳尼科夫（请自行查询他是谁），告诉他应当迅速撤离方圆一百公里的居民，但斯柳尼科夫的反应只是「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涅斯捷连科于是赶上第一班去明斯克的火车，想见到斯柳尼科夫本人，他在接待区从早上 8 点坐到下午 5 点半。斯柳尼科夫呢？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个诗人讨论白俄罗斯文化。涅斯捷科夫绝望地说，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但作为科学家，涅斯捷科夫尽到了一个科学家所有的责任，他给莫斯科写信，把正式报告寄给所有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报告一共二百五十页。他接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说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所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这就是个人在时代面前能做的事情：让事实流传下去，我们都是证人，在各自的领域，事实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悲鸣。《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的最后一句话是：「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是啊，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本书写于 1997 年，讲述的是曾经发生，又会再次发生的故事。 开篇撰文：王楚瑜 设计：子慜 编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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