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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西）庞玉生 小的时候，元旦一过，我就开始扳着手指头去数年了。尤其是过年的那一天，老早就让我在月份牌上把它给折了起来，还特别地露出一个红红的小角，于是那一页的红颜色，已在还没有到来的厚厚的日子里洋溢出说不尽的喜庆和欢乐。 记得小时候过年，还不到初一，大人们早早地就给我们穿上了新衣裳，我们这些孩子们便在街上嘻闹开了。为了放鞭炮，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几根纸烟，嘴上也都吃着纸烟，就是大人们看了也眼红我们，说过年就是给我们小孩子过的。我们一个个手拉着手，寒冷的风把我们的脸蛋儿吹得红扑扑的，沿着街门一家又一家地去拜年，一家又一家地挣着糖、黑枣、花生和核桃，还有些男孩，给这些都不想要，一裂身就躲开了，我们就说，他要纸烟。主人家便说，小娃娃都吃烟了？然后把只有过年才舍得吃的好烟给男孩一支，男孩羞赧地低下了头，然后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烟盒，很小心地插进去，低声冲我们叫一句“走”，好像听到了命令，屋里的孩子们便蜂拥而出了。我们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快乐的私语声还没走出去，又一拨的孩子们又来给拜年了。 我记得奶奶和父亲母亲每到过年时，几乎不怎么出门，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旧衣服，只不过比平时干净了一些。尤其是奶奶，盘着腿坐在炕上，等着人们给她拜年。奶奶在家族里面辈份最高，所以总会有一些人来给奶奶磕头，磕完头，奶奶就抓一把花生、黑枣和糖过去，让人吃。如果是新婚夫妇，还要给人家钱，奶奶就把自己的一个布包打开，从里面拿几块钱给人。对方嘴里说着“还给甚钱，礼数到了就行了”，可是手却把钱赚在了手里。爸爸和妈妈在旁看着这一切，等奶奶把钱又装回到自己的衣服里，才把红糠水端了上来，招呼着这些来拜年的人。 后来，奶奶去世了，这磕头的风俗也慢慢变得没人在磕了。可是新媳妇或新女婿来拜年，父亲和母亲给的钱却多了起来，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都拿不出手了。一给就是五十或一百。父亲说，这是水涨船高，然后一脸深情地忆起了过去年代里的年。 而今过年，已没有过去的热闹了，以前的老一套，也没人再提了。但年还是过了一个又一个，虽说气氛不如过去热闹，但仍是欢乐祥和，年味却淡了几分。我记得儿时的年，是由磨豆腐的香味和在煤油灯上熏窗花等一系列的营生构成了一副火热紧张有趣欢乐的气氛，那时候吃饺子简直就是梦想中的一次大餐，谁要是吃到了包着钢镚的饺子，那更是乐翻了天。父亲说，有荞麦饺子吃就不错了，哪能吃上白面的饺子。如今呢，只要你想吃，吃多少白面饺子都行，白面大米你随便的吃。 母亲常说一句话，年好过，日子难过。那意思就是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日子却长长的，还有三百多天呢。记得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道，年纪愈长，便觉得过年是一个关卡，它仿佛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小小的缝，下面是水流湍急，顺着那岁月的河流往前推移，旧的一年就在那湍急的水势中没顶了。 对于我而言，过一年，生命就会长一岁，父母大人就要跟着老一岁。可是儿时的年却常常让我想起年对每个体生命的意义。而儿时穿着新衣服在寒冷大街上奔跑的样子，总会让我感到宽慰和幸福。虽然过一个年就会离自然的宿命更近一步，但我也决不会长嘘叹息，因为这是岁月的法则。生命，就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苦短的生命里，过无限广大的生活，在寂寞红尘中，守望一处净土，去做一个不刻意平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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