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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菊与刀》的“大名”，不想能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特殊假期里细细品味了一番。 总的来看，该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全方位阐释了日本文化何以独特的问题。从政治领域的天皇效忠，到生活领域的人情义理，再到家庭领域的相夫教子……该书阐释了行为表现多有矛盾的日本人究竟如何实现“行为模式一致性”的。读完此书联想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在划分世界文明板块时将日本文明视为单独一类是有道理的，尽管亨对此并无详细解释。 从本书的核心思想来看，日本文化的内核可概括为“万物各就其位”，日本人也以此作为其行为指导准则。具体而言，这一内核包含了以下三方面要点： 其一，等级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就其位”的前提是有“位”，那么什么“位”？本书给出了答案，即等级观念。自上而下、从内到外，日本人认识自己及外在世界都是依循等级体系观念进行的。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地方，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处，无不充斥着等级的意味和内涵。 在日本，天皇被视为国家统一和凝聚力的最高象征，是不可侵犯和亵渎的。例如，有人不小心给自己儿子起名为裕仁，后自责杀死孩子并自杀；能被天皇“觐见”的人很少，就在天皇召见时，一层以上的所有窗户都要关闭，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上面“俯视”天皇。天皇之下的将军、武士及家臣等都有各自的角色体系，大家都以遵守各自位置为美德，并以反之为耻辱。忠于自己的上级主人，不打折扣的尊奉天皇旨意，是每个国民应有的基本素质。在家庭中，各个细节性的礼仪无不昭示着父亲、丈夫、哥哥之于孩子、妻子与妹妹的崇高地位。由于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要求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要忠诚于上级，而不同圈子的不同“上级”及其规则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出现同一个体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冲突，这也是日本人压力的重要来源。而在日本人处理这种压力的方法，主要是转向自身，因此他们内心压抑着种种难向外人诉说的滋味。 其二，自我约束的深刻性。要做到各就其位，从而不被外人耻笑，就需要背负沉重的外在压力而进行深刻的自我约束。日本人塑造并生活于一种耻人文化环境中，即内心十分敏感于外在的评价。这与日本地狭人多、毫无秘密可言的基本国情有关系，所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被藏匿不见的可能。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外人的评价是一个人安全感的来源，而要取得别人的尊重和好评，就需要深刻的自我约束和修炼。所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层意思，即日本人认为精神要高于物质。精神的获取需要超脱身体的束缚，并且越是恶劣环境，越能磨炼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所以很多人冬天泼凉水洗澡等。 这种深刻的约束性往往造成国民心态的压抑，因为他不能在外表现出任何的不规范，但由于幼年时期的任性记忆难以磨灭（幼年和老年是不需要遵守太多规范的），所以日本人会在生活中设置或安排一些“自由地带”，供内心排泄负面情绪，如歌姬院等。此外，家庭义务与人情伦理的范畴划分，也在客观上起到这种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社会的细化。如日本将爱情与婚姻分开，将性爱与家庭分开，即已婚男人可以在家庭之外享受性爱，而不会影响自己家庭的稳定。他们视这种肉体上的享受为一种美德，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正事都可以接受。他们将娶妻视为传宗接代的中介，而非爱情的自然产物。妻子对丈夫具有无条件服从，对于丈夫在外的寻花问柳，即使是有些生气，但在需要时依然会为此买单。自我约束的深刻性，甚至体现在女人分娩时的不能哭喊。而这些依照其他的伦理标准来看，这种所谓的规范有些是有违常理、甚至是压制人性的。 其三，目标导向下的灵活多变。日本人在上级尤其是天皇的号令之下，恪尽职守、死不足惜，而在天皇的命令改变，他们就会认为之前的手段不足以完成目标，从而会毫无心理负担的条件下做出灵活转变。所以日本在战斗中的那种血战到底，和战后对驻日美军的笑脸相迎，看似矛盾，实质是同一目标导向下的不同行为表现，因此看似矛盾、实则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本书所作的经验调查与理论分析是以上世纪40年代为背景基础的，所以现代化进程给日本人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国际局势变革所造的影响，则需要知识界进一步进行更新性的研究和考察。此外，本书是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所进行的刻画和描述，呈现的是日本人的整体性格，然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著作对其中的差异性难免顾及不到，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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