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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持续，拐点仍未明朗，宅在家里的我们整天如饥似渴地消费着各种信息，来让自己澎湃的心情或悲伤、或激愤、或鼓舞、或热望，去弥补行动上的无奈和无趣。我在信息过载几天之后，决意返回书斋寻找一些智慧来让自己变得平静，作为政治学者，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政治学怎么看瘟疫”。关于这个问题，手边最容易找到的书是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所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我们就从这本书聊起吧！《枪炮、病菌与钢铁》最新版的封面就是西班牙侵略者皮萨罗1532年擒获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的油画。一百来人的皮萨罗队伍，即便拥有钢刀和战马，轻而易举地击溃数百万人的印加帝国，愣是从8万兵将当中生擒了皇帝，真是匪夷所思！西班牙人的残忍、背信、无耻和勇敢确实说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在奇袭之前，病菌已经替皮萨罗打好了前站。戴蒙德在此处为我们解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千古迷局。用现在的话说，欧洲对美洲是降维打击，我们熟悉的文明之所以是高维是因为有文字、技术和国家，戴蒙德添上了病菌。话说皮萨罗生擒阿塔瓦尔帕的之前14年，也就是1518年，欧洲人带去新大陆的致命病菌已经开始肆虐，它叫做“天花”。天花所到之处，印第安人十不存一，死亡率高得恐怖。就这样，先行者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克特帝国。皮萨罗所到的印加帝国是一个已经被天花摧残凋零的国家。老皇帝和继承人都死于天花，阿塔瓦尔帕经过内战成功登顶，显而易见，他接手的是一个经历过瘟疫和内战双重摧残的国家。固然钢刀、战马、步枪、诡计、背信让西班牙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种胜利的真实性其实得算上病菌大军的“威武”才行。病菌为西班牙人带来了天神一般的威武，因为西班牙人不生病，在瘟疫收割印第安人性命的时候，西班牙人却毫发不损。人一般在面对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都会心理崩溃，甚至信仰崩溃：神在哪里？神是惩罚我们吗？天道居然是如此流行的吗？作为对比，免于瘟疫的侵略者是受到神的眷顾吗？他们是神的使者吗？他们掌握着命运吗？所以，哪怕是幸存者，也对侵略者失去了抵抗力，因为他们的信念崩塌了。当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吗？在天花面前，侵略者豁免，印第安人灭族。戴蒙德给出了生理学的解释。这种瘟疫面前的不平等来自两大洲生态的不同，或者更确切一些，欧洲的生态比美洲的更“高级”。此话怎讲？欧洲因为生物多样性强，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更好的免疫力；相应地，美洲因为生物多样性差，生活在其中的人免疫力就不行。这里的“生物”当然包括所有生物，但更直接的是微生物。
/ 瘟疫对欧洲的“洗礼”是家常便饭
从短线来看，1492年开启大航海的欧洲人，仍然在经历1348年以来的黑死病的考验，欧洲人被细菌和瘟疫玩得很惨，黑死病让欧洲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大约是2500万。但他们也就拥有了更多更高级地生理免疫机制。欧洲的鼠疫至少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时代（公元548年），还有很多瘟疫，如麻疹、斑疹伤寒、天花等等，对欧洲的“洗礼”是家常便饭。相反，美洲在1500年之前几乎从未遭受瘟疫的侵袭。但欧洲细菌抵达之时，他们完全没有生理上的防御机制，所以死亡率出奇得高。欧洲在“生物多样性”上比美洲更高级，这一局面并不纯粹来自生物圈，也来自人制造的文明。戴蒙德为了解释这个事情，追溯到13000年前，甚至更古老的史前史。追溯这么长的人类史，从疾病的性质这个关键问题来看，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瘟疫是“文明病”。限于篇幅，我拿出几个要点先把逻辑说清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原书。第一，瘟疫是“文明病”，也就是说，人类进入了“文明”状态，才会有瘟疫。这是因为瘟疫大规模杀死人类的前提是人口大规模的聚集，聚集有利于传染，不聚集就无法造成大规模的传染，纵有烈性病致人死亡，只要不传染他人，也就不是瘟疫。人类的大规模聚集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前提，有了聚集才会有文字、国家这些标准的文明标志。如果人还是散落在非洲大草原上一个个部落追逐着猎物不断迁徙，就不会有传染病。一来是因为部落人口不多，二来即便一个部落全部感染烈性病死亡，也跟其他的部落挨不着。但人一旦聚集到城市当中，五万人、十万人甚至更多，在高度密集的生活空间之内相互传染，造成的后果将是文明的灭绝，死神降临一般的恐怖会随着死亡人数的上涨而侵袭每个人的内心。因此，人口聚集和文明产生使得高度集中的大规模传染和致死成为可能，这才是瘟疫。第二，人口的聚集根源于农牧业取代狩猎采集，也就是说，农牧业让人过上定居的生活，人口聚集才成为可能，因为农业才可能产出“剩余”。狩猎采集天然没有办法带来剩余，猎物和野果得来吃不了几天，人将永远为了谋食而追逐它们。农牧业则不同，它们是周期性的，它们让人待在原地等待收成，它们会让人在周期之中为了明天必须留下剩余。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农牧业出现高度相关，没有剩余，每个成年人就都是猎人或者采集者，不事生产的人就不可能产生，也就不会产生比生产更高级的文明要素：文字、宗教、统治。这些东西都是人有余粮才可能制造出来的。所以，从狩猎采集进入农耕，文明就有了物质基础（但不是充分条件），进入不了农耕，就仍然自由自在地追逐自然。文明病之所以有“门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牧业，人类驯化的家畜和人的生活关系密切，而它们是最重要的微生物传染源和中间宿主。这是飞驰的猎人们根本不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三，人类的文明始于新月沃土而不是非洲，因为比起人类的摇篮非洲，新月沃土更容易让人走进农耕时代。所谓农牧业，就是人类驯化植物和动物，让它们从野生状态变成人类可控的周期性生产。而孕育了人类的非洲大草原对伟大的驯化工程不利，相应地，新月沃土最有利，因此，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那里。
/ 由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组成的新月沃土
世界上的植物、动物有千千万万，适合人类食用又能让人驯化的，其实很有限。植物，能够带来淀粉之类的营养，才对人类有用，而且还要无毒无害。显然，处于热带的非洲大草原，“有个性”的植物太多了，“没脾气”的很难找。因此，温带比较适宜人类找到此类植物。动物也一样，乌龟没有肉，狮子太凶猛，适合人类饲养的也就是马、牛、羊、鸡、犬、豕，算来算去也就十来种。而新月沃土不仅处于温带，地中海气候适宜麦、豆之类植物和这些脾性温顺的动物的生长，而且，它的地形多样性非常强，大海、高山、沙漠、湖泊、草原、平原可谓应有尽有，让更多“适宜人类的”动植物可谓“野蛮生长”。于是，那里的先民可以找到成片的野麦子，也就最有机会打它们的主意，动物也大致类似。所以，地理和气候条件让走出非洲的人类首先在新月沃土找到了安身之法。当然，其他地方也是有可能的，比如中国的“中原地带”（黄河中下游平原）。不过，显而易见，自然条件对文明的产生——也就是农耕畜牧生产的实现——是有约束的，所以，并不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文明。和我们的印象一致，史前人类走入文明就是在有限的那么几个地方实现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欧洲了。即便从古希腊算起，欧洲文明诞生的也比较晚，她在文明和文化上汲取了新月沃土（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亚述、波斯）和埃及的大量营养。欧洲是新月沃土最重要、最直接的受惠者，当然，也是文明病的受害者。地理的连续性使得欧亚大陆西端的生态是一个圈子，所以雅典会遭受地中海上传来的瘟疫，伟大的伯利克里在其中染病身亡，雅典帝国就此崩溃，从而引发整个古希腊文明走向衰败。这里必须要说说中世纪著名的黑死病，它是生态圈被打破的结果。此话怎讲？一个生态圈由于人和动物、植物、微生物的长期共同演化，会形成一个相对而言相互友好共存的局面。一旦圈外的微生物到来，平衡打破，病菌在人口高密度区域就会酿成瘟疫。黑死病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一路西征从蒙古大草原带来的，蒙古人1347年进攻克里米亚，欧洲人1348年有了黑死病的第一次文字记录。我们拿中世纪光辉的顶峰和黑死病做个对比，就很容易看到黑死病的摧毁性后果：阿奎那的《神学大全》1273年停笔，信仰和理性的交融让欧洲找到了上帝和人之间有道可循的精神坦途。黑死病来了，是上帝的惩罚吗，还是魔鬼的肆虐？上帝如果不是发了人用理性无法理解的无名之火，难道是看着魔鬼不分善恶地一律处死而无动于衷吗？自然法还是铁律吗？……动摇和怀疑逐渐弥漫开来。当信念被侵蚀、甚至被瓦解，文明病才真的达到高潮，因为失去信念的人将变得短视、贪婪、卑污、无耻。所以文艺复兴之所以把中世纪说成黑暗时代，不仅是因为教会的腐化，更因为那就是一个黑死病肆虐的时代，是一个恐怖和无常是常态的时代，是一个文明核心被动摇的时代。黑死病对欧洲的打击，和天花对美洲的打击，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前者的“运载工具”是战马，后者的是帆船。戴蒙德的故事讲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它确实成功地把病菌植入了人类史，让它的结构更加的饱满。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满足，我想通过病菌看看政治的底层机制。而我看到的是：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寄生关系。人是生物圈里的一员，和所有动物一样，只能通过“进食”维持生存，而不能像植物那样通过光合作用养活自己。因此，人寄生在这个世界上。微生物也差不多，自带干粮的细菌并不多，而病毒则完全要依靠宿主提供营养。在这个奇妙的地球生态圈之中，我们人和细菌、和病毒形成了共同演化的关系。生命科学早就证明，人要维持自身的生理均衡，离不开细菌。人身体里有好多细菌，人和细菌形成了“内共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和自己体内的细菌相爱相杀、相守相扶、相依为命。病毒，则是通过极端敌对的方式催促人类进化。但无论如何，人类想离开微生物“干干净净”地生存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被它们“吃”的命。当然，被吃不一定就会死，人类和微生物达成平衡，就是健康；平衡打破，就是生病；它们大规模肆虐很快就要我们的命，就是瘟疫。从寄生关系来看，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物，因为只有人会寄生在自己的同类身上，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寄生关系就叫做政治。政治的生物学本质是人对自己同类的寄生。群居动物之间也有一定的分工，但像人这样明确地、牢固地、大张旗鼓地维系同类之间的寄生关系，恐怕地球上绝无仅有。寄生者和病菌一样面对着行动策略的复杂选择：如果吃得太狠，宿主很快就会死掉，也就没得吃了，自己也会死掉；所以，减缓毒性，让宿主活得长一点，就可以多吃一段日子。细菌或病毒传播过程中毒力的减弱，不是因为它们善良，而是生存规则使然。所以很多烈性病逐步会变成慢性病，不在短期之内致人死亡，而是让人长病不死。人类寄生者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哪怕是可怕的征服者，对被征服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是不常见的，那意味着宿主全部被消灭，自己也待不下去。其实，人类历史上战争造成的人口消灭要比瘟疫造成的厉害得多，战争就是人与人之间暴烈地建立寄生关系，它源自人心内部的贪婪和冷漠，是人心里病毒的发作，是人类自造的瘟疫。人类和其它寄生者很重要一个差异是会讲关于寄生的道理。其中最底层的道理是“为什么人必须接受寄生关系”，翻译成政治哲学的经典问题便是“人为什么要服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分别从外和内的角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马基雅维利讲，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共和国，不参与公共决定的讨论、不承担战争中的职责，那么，一旦共和国灭亡，奴役甚至毁灭就会来临。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逻辑翻译成“寄生政治学”，就是：如果你不维系可接受的寄生关系，一旦外部势力成功入侵，更可怕的寄生关系甚至死亡就会降临。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机体的话，政治的有序性（寄生关系维系）是它得以健康抵御外部毁灭性打击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总是会隔三差五树立假想敌、搞搞军事演习，从寄生政治学角度看，那是提醒每一个细胞（公民）提高“免疫力”。马基雅维利除了上述主要在《论李维》里面讲的共和主义逻辑之外，还有《君主论》里的寄生者逻辑，他要教新君主如何搞好寄生关系。无论他在里面讲了多少阴谋诡计、偷奸耍滑、玩世不恭，都是教统治者做一个生存有方的寄生者，而不是轻易得罪宿主的、轻易杀死宿主的、轻易被宿主反噬的糊涂蛋。霍布斯在《利维坦》里面讲的社会契约论从共同体内部的角度说明了寄生关系必须维系。没有寄生关系，人人靠自己，人人都生活在与大自然无限斗争和与其他所有人无限斗争的悲惨境地。为了免于这种可怕的自然状态，人必须忍受利维坦高高在上地寄生在我们头上。我们可以用寄生政治学来检视所有的宗教、哲学、政治理论。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众生平等、儒家讲仁爱、自由主义讲自由平等，等等，都是要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寄生关系，让它变得不那么恶劣。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寄生关系，揭示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愚弄。有的则为寄生关系大唱赞歌，认为它天经地义，比如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如果政治是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寄生关系，就像人不可能离开微生物独活在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那么，政治的任务就应该是让寄生关系变得更加合理和可控。彻底消灭人与人的寄生关系（政治）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就像消灭所有疾病一样。但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因为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揭示的内外两种威胁不可能通过直接消灭政治的方式而被克服。所以，政治的进化就像人体的进化一样，寄生关系在不断地调试。这其中仍然是存在文明和进步可言的。如果说人类和微生物寄生关系的进化是人类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使人类战胜了天花、麻疹、肺结核、小儿麻痹症，我们因为科学的昌明和管理的优良而不断达成和大自然的新的平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寄生关系的进化则是更加合理的平等、分工、服从、合作。人必须善待自然，也善待同类，否则，最致命的病毒就是人自己，就深埋在人心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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