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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回看历史，大流行病Pandemic，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的文明活动，无论是城市化和贸易扩张，还是战争或全球化，都在客观上助长了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即便到了医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大流行病也从未远离过我们。 对于历史和科学，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眼前的问题有多么棘手。现代人在与数量众多、不断变异的病原体做斗争时，并不比以往有更具优势；而且，我们也远未做好应对现有的、新型病毒的准备。所以，在疫病面前，唯有保持谦卑与诚实，我们才可能共渡难关。 生命的法则（之八） 瘟疫与文明 文 | 立峰 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TED演讲上，曾做过一个神预测：
比尔·盖茨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人类因文明的发展，而产生了大规模的合作与聚集，大流行病Pandemic，便成了一种文明的副产品，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人类如影随形，并且随时都在蠢蠢欲动、伺机趁虚而入。 虽然，今天我们有现代化的医疗体系，有公共卫生的防范机制，还能够研制出相对安全的疫苗。但病毒和细菌，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始终遍布于每个角落，并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类。就拿病毒来说，地球每平方米的空间，都有着8亿个病毒，而且，它们还在一刻不停地复制和变异着。 普利策奖获得者 美国作家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指出：
1、大流行病的1.0阶段 说起大流行病Pandemic，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埃及历史中，就有过最早的记载。比如，在《圣经·旧约》里，Pestilence一词，曾出现过65次；Plague一词，出现过47次。而这两个词，都是瘟疫、鼠疫的意思。 而当古希腊进入了城邦时代，地中海周围人口密集的城邦，比如雅典，就首先品尝了大流行病的苦果。 ⭐雅典城邦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应对战争的需要，雅典统帅伯里克利Pericles，将雅典周边的农民迁回卫城城内。大批农民的仓促内迁，使城里居民的数量陡增，而有限的水源和公共卫生设施，却一时无法应付突然增加的需求，造成了严重的卫生隐患。 此时，恰好有一支雅典舰队，带着粮食从东非回来。于是，起源于东非的伤寒病菌，便随船舱内的虱子一起来到城市，在人口密集、而卫生状况堪忧的卫城城内，趁虚而入、迅速传播起来。 短短一年间，死于这场瘟疫的雅典人，就有10万之众，使城邦的总人口损失约1/4，就连著名的统帅伯里克利，也未能幸免。在战争与瘟疫的双重夹击下，曾经辉煌的雅典，就此告别了黄金时代，而且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 伯里克利在卫城城下向民众发表演讲 雅典大瘟疫Plague of Atherns，是西方第一场有正史记录的大流行病。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雅典人在瘟疫到来时的惊恐无助，以及后来不得不将病死者集中火化的无奈和悲凉。 ⭐罗马帝国 进入罗马时代，类似悲剧也一再重演。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在围攻塞琉西亚(今天巴格达)时，军中不幸爆发了天花。 麻烦的是，因为部队换防及护送病患返回，病毒又被带回帝国的核心区域，并在15年里反复发作，致使一位皇帝、及500～1000万的军民死于非命。天花大流行，几乎彻底瓦解了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当时正值安东尼王朝统治，因而也被称为安东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 死亡天使来敲门——一副描写安东尼大瘟疫的画作 到公元3世纪，由麻疹病毒引发的西普里安瘟疫Plagueof Cyprian，更将罗马帝国的统治危机推向了高潮，让整个帝国就此分裂成三个割据政权，这为未来的东西分治埋下了伏笔。 ⭐凡有文明、难逃瘟疫 历史证明，凡是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大流行病的爆发，便无可避免。 人类社会流行病最初的温床，是农耕生活。相比于狩猎采摘的生活方式，农业文明下的人口密度，会一下增加十倍、百倍。人口越密集，疾病的传播就越便利。而聚居生活，使污水粪便的排放也相对集中，而它们经常还被收集起来，用于农业浇灌。所有这些，无不为病菌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相比于农耕，城市的高密度人口，更容易成为疾病流行的温床。前面所说的雅典大瘟疫，是第一场见诸于正史的大流行病。而当时地中海周边各城邦，瘟疫同样时有发生、不曾缺席。 而这，只是属于大流行病的1.0阶段，是一种内循环模式，即某种传染病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内部暴发、并在内部自行消化。 希腊城邦 以弗所城内的 塞尔苏斯图书馆 建于135年 在西普里安瘟疫前 已经屹立了100多年 根据《瘟疫与人》的作者，全球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统计，直到公元3世纪末，地中海地区流行病的案例，都未脱离“内循环”模式，比如：
2、大流行病的2.0阶段 到了大流行病的2.0阶段，疫病的传播范围，已从城邦和局部战争间的内循环，进入远途商路间的大范围、跨区域传播阶段。这同样拜商业发展、文明进步所赐，并随远途贸易的兴起、得以普及。 比如，丝绸之路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往，而各种大流行病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规模。 公元541年，从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了鼠疫，超过40%的人口死于非命，帝国境内总共的死亡人数竟达2500万。 据专家推测，这场鼠疫的来源，是中亚山区的淋巴腺鼠疫杆菌，经由丝绸之路到达埃及，再通过埃及运粮船辗转进入君士坦丁堡。当时恰逢查士丁尼统治，让原本就穷兵黩武、过度透支的帝国不堪重负，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 一副描写查士丁尼瘟疫的画作 ⭐黑死病 几个世纪后的1347年，一种经过变异的腺鼠疫杆菌，随蒙古骑兵从中亚抵达黑海沿岸，再乘坐热那亚的商船来到了欧洲。此后，鼠疫病菌便迅速横扫欧洲各主要城市，很快就引起了大规模人口的感染和死亡。 于是，天主教会组织起各种大大小小的祈祷，但这非但没有任何帮助，还在客观上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兼充医院功能的修道院，不久以后便成了停尸房的代名词。 黑死病5年内在欧洲的蔓延情况 这便是爆发于14世纪的，让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Black Death，它与公元6世纪，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的鼠疫同源，在消停了600多年后，再一次卷土重来。在1347～1352的5年里，黑死病杀死了欧洲近30%的人口，总人数大约在2500万。 整个14世纪，全球因鼠疫而失去的人口大约是1.25亿，直至200多年后的17世纪，全球人口才恢复到了1347年的水平。而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细菌的存在，仍在用古老的瘴气理论，来解释大流行病的原由。 因为对教会的不信任，当时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从事救治患者、统计死者的服务，也就是那些身着长袍、头戴鸟嘴面罩、手持木拐的勇士，也成为了现代感染科医生的雏形。  3、大流行病的3.0阶段 不过，大流行病真正能波及全球的，还是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但伴随人类实现物种、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还有细菌与病毒的全球化。自从大航海时代，大流行病从欧亚大陆到美洲、澳洲的传播路径，便被全都打通了。 ⭐是谁征服了新大陆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贾雷德·戴蒙德记录了一个事件：1532年，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Pizarro带领着168名欧洲士兵，在秘鲁的小镇卡哈马卡，遇上了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以及他所率领的8万大军。双方很快就动了手，但看似人数寡不敌众的西班牙人，却在冲突中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印加王，并杀死了7000土著军队。 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但这却并非偶发事件，而成了当时欧洲人遭遇土著时，所上演的固定情节。后来西班牙人用同样方式俘虏印加帝国元帅，并用区区几百人的兵力打败了数万印加大军，直至征服整个印加帝国。 但是，帮助西班牙人取胜的，除了武器盔甲、火枪和马匹，还有一种更具杀伤力的隐形武器，也就是随着欧洲殖民者、及其带来的家畜身上，一同来到新大陆的病菌。在环境学上，这同样可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一个环节。
油画 哥伦布登上新大陆 在哥伦布登陆美洲后的一百多年，95%的印第安人，便相继死于天花、伤寒麻疹和流感等，欧洲常见的流行病。虽然北美印第安部落，后来也获得了战马和火枪，并组织起了持久而顽强的抵抗，但天花等传染病，却使得印第安人口持续锐减，让他们最终向入侵者彻底屈服。 但这又是为什么？同样的病菌，对待欧洲人如此宽容，但对美洲土著，却偏要赶尽杀绝呢？其中的奥妙，便是家畜。欧亚大陆很多流行病的病原体，最初都来源于家畜，比如：
总之，欧亚大陆居民，与这些牲畜和家禽朝夕相处、长期相伴，而被驯化动物的种类越多、畜养范围越大，人们就越可能感染它们身上的病菌。时间长了，大部分人的免疫系统，便产生了相应的抗体，人们与这些常见病菌，也就相安无事了。 在大航海以前，北非和欧亚大陆互有商贸往来，人们对常见病菌，也都有了相应抗体；但是美洲大陆，却从没有过类似的家畜，原住民对其所携带的病菌，也更闻所未闻，完全是处女族群，因而也毫无免疫力。于是，所谓的处女地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大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美洲常见的原住民的图腾标志 却很难找到原住民族群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感慨道：
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是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因为按照欧洲传教者的说法，就连“神站到了欧洲人那边”；印第安人一定会产生疑问，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就算自己再如何奋勇反抗，也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了。
墨西哥原住民人口下降曲线 ⭐霍乱 不过，类似的报复，也很快降临到了欧洲人自己头上。1816～1826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省和中南半岛、东非及外高加索等地区，爆发了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死难者超过10万。 孟加拉湾沿岸，便是《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所称的“四大病毒仓库”之一，从这里原生的流行病菌，因贸易与殖民所带来的全球化，首度扩散到了南亚以外。幸而1824年冬季的罕见低温，杀死了大部分的霍乱弧菌。但这也让这波疫情逃过了欧洲人的警觉。  但仅仅在5年后的1831年，大量商船便再度载着霍乱弧菌这一“印度特产”，驶向欧洲各大港口，一下就在俄、英、法、匈牙利和埃及等国家，造成了超过60万人的死亡。紧接着，病菌继续进军加拿大和美国，使这两个在新大陆上建立的国家，同样体验了一把处女地流行病的威力。 从19～20世纪，全球共爆发了七轮霍乱大流行，带来的死亡人数总计超过5000万。从酷热难耐的南部非洲、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圈，世界上将再无一寸净土，能够逃脱一种从天而降的大流行病了。霍乱弧菌这个大杀器，伴着全球贸易的节奏高歌猛进，所造成的传染病，导致了整个19世纪最大范围、最多人数的死亡。
虽然马尔克斯以长篇巨著《百年孤独》当之无愧地捧回了诺奖，但他本人更喜欢的作品，却是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以19世纪全球贸易兴兴向荣的西班牙拉美殖民地为背景，写了男主花费了一生时间，去爱一个人的故事，不仅缠绵婉约、同样荡气回肠。 事实是，贸易越发达、全球化越深入，病菌传播的路径，也就变得越发畅通。如果说天花从欧洲来到美洲，路上还需要耗费几个月；那么霍乱弧菌从南亚到西欧的时间，却缩减到了短短几星期。
《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 4、20世纪的大流行病 人类在与大流行病不断的冲突、对峙中，终于迎来了20世纪，这个经济大爆发、科技大发展的年代。当医学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医生们终于搞懂了细菌、发明了疫苗；城的管理者们，也在不断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设施、修建专门的供排水管道，不但净化了城市卫生环境，也阻断了病菌的肆意传播。 大流行病，似乎一时之间成了落后国家地区的专利，而经济发达、生活方式文明先进的欧美各国，似乎已经摆脱了瘟疫的魔咒。在战胜大流行病这件事上，世界各地到处洋溢着乐观主义气息。 而军队医疗卫生规范的改革，同样影响深远。以往军队的战斗力，往往会被一场传染病摧毁殆尽。而如今，军队配备了全职的医疗人员，并为军人定期接种疫苗、换发内衣被褥、集体理发、给兵营消毒，竭尽全力保证军人的卫生条件。 然而，乐观主义的花朵仅仅盛开了不到20年。1918年，整个世界便再度陷入了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所带来的大恐慌之中。 ⭐西班牙大流感 据后来的研究发现，引发大流感的病毒，最初是某种鸟类携带的，在感染法国加来一所伤兵营圈养的家禽后，再传染给猪，在猪身上经过变异而殃及人类。 也有人认为病毒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但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病毒由鸟类传染给家禽、再传染给猪，而猪又被称为“病毒的搅拌碗”，经过猪的神助攻，最后，病毒才得以感染给人。 因为流感病毒能通过飞沫传染他人，所以传播力极强。而当时正逢一战激战正酣，协约国又刚刚迎来美军参战，病毒便随运兵船，很快从西欧扩散到北美和亚洲，最终造成全世界超过30%人口的感染。
当时军队的放舱医院 从雅典大瘟疫起，战争就是促使大流行病蔓延极佳的温床，而1918～1920年的那场大流感，情况也不例外。一战在欧洲造成医疗条件的恶化、药物的短缺，使法国前线的伤兵营中流感肆虐；而当重症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时，流感病毒便跟着被带了回去。 两年时间内，法国有4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英国的死亡数字是25万。而当时1.05亿美国人中，有28%被感染，67.5万人因此去世。 大流感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青壮年，当病毒迅速在军营扩散，平时免疫力较好的年轻人一旦受到感染，死因多半并非病毒本身对身体的袭击，而是因免疫系统反应过激，而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对自身器官的损害。
大流感阴影下的美国民众 连猫咪都戴上了口罩 在席卷世界整整24个月后，这场流感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为当时的英法德美等各大国，都身陷一战战事，因此各参战国媒体，都尽量回避了对疫情的报道。而当时的中立国西班牙，却自始至终、如实报道了有关流感的消息。于是，这场流感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但从实际死亡人数来看，印度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据《英国医学期刊》估算，整个英属印度的遇难人数共有1700万。但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却总是习惯性地被西方忽视。就连远离欧洲战场的中国，死亡人数也达到了百万规模。 当时全球18亿人口中，死于大流感的人数在5000万到1亿，大体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7700万的死难人数之和。 5、文明与进步的代价？ 虽然在大流感肆虐的1920年代，人类还未能意识到病毒的存在，但从那以后，病毒所引发的流感，便正式取代细菌引起的霍乱和鼠疫，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大流行病的罪魁祸首。比如：
20世纪初，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人类医学的进步、全球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大流行病正在离人类渐行渐远，而全世界却一起迎来了西班牙大流感。 而进入21世纪，当病毒学、免疫学、基因工程等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于2017年刚刚出版的畅销书《未来简史》中，信誓旦旦地说：
虽然，青年才俊的美好期待言犹在耳，而整个世界，却迎来了新的神秘病毒COVID-19，及其引发的新一波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问题在于，其严重程度，不但可能拖垮世界经济，也可能摧毁全球化时代的互信与合作。看来，还是比尔·盖茨的眼光比较老辣。
可严峻的现实是，当现代社会有了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的城市；有了全球嵌套的、更加繁忙的商业合作；有了更快捷繁忙的交通、更多的旅行和迁徙、更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促成一种疫病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因素，也正在被不断强化。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再有100年前欧美那样的乐观主义、或胜利在望的心态。相反，当人类所积累的医学、免疫学、病原学的知识越丰富，就能够越明白，大流行病迟早会再次爆发。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
好莱坞电影《传染病》剧照 2011年 世界历史上的大流行病数不胜数，而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瘟疫，也同样屡见不鲜，比如：
印象中，我们的正史对大流行病的记载十分有限而且模糊，并非因为中医有多先进，或疫病确实稀少。相反，中华历史上农业文明、市民文化向来相对发达，瘟疫也不会少。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也大多伴随瘟疫的发生。但相关内容在历史典籍里的记录，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大流行病的爆发，会在短期内夺走成百上千万青壮年人口的生命；所以在历史上，无论古今中外，帝国丧钟的敲响，往往是自大流行病开始的。
公元217年 建安七子中 5位死于 建安大瘟疫 可见疫情之严重 建安七子 包括孔融 王粲 陈琳等 如果世界文明将继续发展、各国的合作往来也将继续，那么，大流行病的全球性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相比于只能用纳米衡量的微小病毒，人类貌似强大，但事实上却毫无优势可言。而在病毒面前，也没人能够独善其身。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大流行病Pandamic，也许都是一种文明发展的必然代价。或许人类总不免过于骄傲自信，而大流行病，只是上帝用来提出警示、或实施淘汰机制的工具而已。
在大流行病面前，我们该如何应对？也许加缪在小说《鼠疫》里，用借着厄医生的话，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 END- 本文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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