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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9年，62岁的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自蔡国来到叶地，专程去拜访了叶公。
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们这里有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指证了他的父亲。）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那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就在其中了。）当然，对这段出自《论语·子路》中话，相关字词还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直”不翻译为“直率”（指情感的真实、真诚），而翻译为“正直”（指道义和原则层面）；“隐”不理解为掩盖真相甚至包庇亲人，而理解为“沉默”、“回避”。这些都会造成对孔子的理解有所差异。
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对于一般性的违法行为（偷羊），孔子是不赞成儿子告发或指证父亲的，而应该进行隐瞒或回避，这才符合人伦及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也即发自内心的人性之爱，故曰“直在其中矣”。在我国古代律法中，为了维护宗法伦理和家族制度，历代刑律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亲亲相隐”这一原则。
例如，汉宣帝时期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疏议》也规定，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此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今天，以现代法律观点来看，很显然，儿子大义灭亲、检举揭发偷羊的父亲，才是合法的；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则是违法的。不过，在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层面，人们对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批判者认为，孔子将父慈子孝的特殊亲情，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认为为了巩固所谓的“天理人情”，可以“父子相隐”，放弃正义守法的原则规范，无论在任何时代，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视角看，都只能说是“伦理的病态”。而且，这种把特殊团体情感置于普遍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还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亲亲相隐”，“是一种包含有腐败倾向的狭隘、陈旧和落后的观念”，对“人类社会秩序和公正”具有直接危害性。维护者则认为，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和背景指责孔子“是非不分，包庇犯罪”。首先要搞清楚，孔子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维护亲情：
在儒家看来，家庭和亲情是人伦的根本，社会的基石，所以儒家的整个治国之道是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从表面上看，“亲亲相隐”可能会有违正义，但让父子相残，亲人为仇，却会破坏社会伦常，从而毁掉社会的基石，造成更严重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从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应该更多地看到他对亲情的维护，对社会正常伦理的保护，以及对人性的尊重。一个父子互相检举、亲人互相告发的社会，是不正常的、扭曲的、病态的，因而不可提倡，不能让人效仿。对这两方的观点，你怎么看？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比如，听到一个儿子举报他的父亲偷了邻居的手机，你是支持孔子呢，还是反对孔子？在当今之现代社会，“亲亲相隐”是否还有某种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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