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和盾的较量 2019-12-21 15:10:29阅读韩非的《孤愤》，有一种于睡梦之中被一盘冷水当头淋下，猛然惊醒的感觉。脑海里浮现着被五马分尸的商鞅，浑身插满弓箭的吴起，在菜市口被问斩的戊戌六君子…… 变法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因此，历史上的变法大多都是以失败收场。变法失败的后果往往十分惨烈，轻则身死族灭，重则国破家亡。但有时候国家不变法又不行，因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旧有的生产关系无法再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国家不变则亡。所以如果变法，很可能会失败，但不变法，国家一定会灭亡。 韩非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于一身，是战国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清析的看到变法的艰难和危险，想让后来变法者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牺牲，多一些变法成功的可能，于是创作了《孤愤》。(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做《孤愤》。)文章清楚的预示着变法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揭露了权力运行的奥秘，实为变法者必读之文章。  首先，但凡变法大多会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有得就有失，那些既得利益被损害的保守势力势必会反对变法。正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所以变法往往意味着争斗的开始。(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因此，变法之人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变法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顺利的推行。当年，李鸿章访问德国的时候，曾专程去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向他请教该如何变法改革。俾斯麦对李鸿章说：“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 唉！俾斯麦真是明智，深知政治斗争之奥妙。如果当时清政府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变法之士主持变法，或许中国就不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反观中国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乳臭未干，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权。康有为一个举人，官都没当过几天。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多是热血青年。就这样一帮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想变法，拿什么去跟老奸巨滑的保守势力斗，老佛爷一个命令下来就令维新派土崩瓦解了。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维新派这帮未经历炼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明白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先变法，而是先掌握军政大权，尤其是军队。枪杆子才能出政权。  其次，对比一下保守势力与变法势力就会发现，保守势力往往十分强大，他们有权有势有财有人有名。而变法势力往往缺乏根基，势单力孤。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岂不危险。(资不必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穷之！) 变法者本身要守法才能服人，让别人去守法。但保守势力可不会给你讲这么多，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二十多年，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他使贫弱之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却在孝公死后，被诬告谋反，最终被新君车裂。法家大才，身首异处，实在令人痛惜心寒。 纵横家苏秦在齐国时，帮助齐国进行变法，因此触犯了齐国老世族的利益，被刺客暗杀。苏秦重伤未死之时叫齐王以反间的罪名把他的身体车裂并悬赏行刺之人。齐王依计而行，诛杀了凶手。苏秦快死了都能报仇，计谋实在利害。商鞅与苏秦，一个死于公法，一个死于私剑。由此可见，变法者一定要注意防备政敌的明枪暗箭。  第三，变法即使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变法之士仍死不旋踵代有人出。套用儒家的一句名言，明之不可为而为之。变法之士为了变法图强不畏生死，不惧牺牲，真是大智大勇。他们宁变法而死，也不愿苟活于腐朽之邦。面对孤存孤战的变法之士，君主要保护他们，信任他们。君主唯有保护和信任变法大臣，变法才能推行下去。(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 北宋时，国内面临“冗官，冗兵，冗费”，不堪重负，国外又有北辽西夏虎视眈眈，国家已到了不改革无以为继的地步。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因为变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宋神宗亦有所动摇，于是罢免了王安石。变法大臣，首重威信，一个被罢过官的人又怎能再推行变法呢？比起秦孝公举国托于卫鞅，宋神宗甚至做不到信任王安石，甚至觉得王安石的宰相权力过大威胁到了皇权，王安石变法又岂能不败？说北宋始亡于王安石变法或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北宋始亡于王安石那绝对是荒谬！反对者遍布朝野，君主又不信任和支持变法大臣，变法不失败是不可能的。(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呀！你的思想为何如此的先进深刻，烛照古今！光是一篇《孤愤》已令我久久沉思，一整部《韩非子》又该是何等的博大精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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