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的“高平陵之变”以曹爽一方归降而告终，但是在最终处置曹爽及其党羽的问题上，狡诈的司马懿在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之后，却背弃了当时自己面对洛水许下的誓言，不顾太尉蒋济等人再三劝阻，很快就将曹爽一方夷三族，从而开启了司马氏代魏十六年的进程。但是，“高平陵之变”后的司马氏家族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从当时的实际形势看，要控制曹魏的政权，司马氏家族必须掌握四项要素:控制中央禁军，即据中领军、中护军职位;控制重要地方军镇;控制洛阳附近的屯田地区，尤其是许昌、邺城，掌握朝廷及军队之粮食供应命脉;控制魏朝廷官僚机构的决策中枢中书监、令职位。在政变完成后，司马懿控制了中央的权力机构与禁军，而洛阳的屯田本是在司马懿首肯下由自己的嫡系邓艾主持进行的，对于屯田区的控制亦不困难，司马懿下一步的目标便是完成对地方军镇势力的整顿和控制。由于长期与蜀汉和东吴政权对峙，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不少坐拥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其中不乏对司马氏专权不满的封疆大吏。这些各怀心思的反对者正是司马氏代魏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高平陵之变”之后，处于东吴前线的淮南地区先后爆发了三次针对司马氏家族的军事反叛，史称“淮南三叛”。这三次军事叛乱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王淩举起反旗，遭遇司马懿亲征不战而降；第二次毋丘俭坚持不过一个多月，第三次诸葛诞坐镇寿春，坚持一年多也被剿灭。那么，淮南地区为何屡屡叛乱，又很快趋于失败？三次军事叛乱的主角是否真的是为拥护曹魏政权而战，举兵反叛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淮南三叛”对三国后期走势产生哪些影响？带着上述疑问，本文深入分析“淮南三叛”问题形成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对“淮南三叛”主角们起兵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加以阐述。 淮南地区为何成为曹魏后期屡屡反抗司马氏的中心要深入了解淮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曹魏后期屡次军事反对司马氏的中心问题，就必须从曹魏政权之初的三国鼎立的格局说起。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三国为了证明自身的正统性，相互之间屡屡发生战争。为了应对蜀汉和东吴政权的军事进攻，曹魏政权将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关中、寿春和襄阳三个战略区域，再加上北方抵御鲜卑的幽州并州，共同形成了“四征将军”体制。
《宋书·百官志》引用魏人鱼豢的话：“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意思是说自汉末曹操以来，“四征将军”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到了曹丕时期，地位仅次于三公，成为位高权重的封疆军事重臣。“高平陵之变”后，曹爽一族伏诛，此时位于抵御蜀汉的西部前线，主将征西将军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子弟，夏侯霸驻守雍州担任征蜀护军，但是由于司马懿曾长期驻守关中，与诸葛亮的蜀汉大军对抗，在关陇地区旧部众多，根深蒂固。因此，夏侯玄也难以有效掌控关中地区。司马懿为彻底掌控关陇地区，以朝廷名义诏夏侯玄返回洛阳，夏侯霸惧而归降蜀汉。司马懿以旧部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职务，又以陈泰出任雍州刺史，嫡系邓艾出任征西参军。通过上述人事安排，司马懿牢牢掌握了关中军镇的局面，并使得关陇地区成为其对抗和整顿其他军镇的重要军事依托。 司马懿 由于淮南战略地位重要，是四通八达之地，背靠兖、豫州，西边与荆州互为犄角。为了有利于军事作战，负责淮南一线作战的征东将军往往从当地州郡长官从挑选，在当地部属旧将众多，具备形成割据势力的现实条件。由于司马懿长期坐镇关中，其在淮南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再加上需要保持东吴前线局势的稳定，司马氏也无力对坐镇淮南的军事将领做大规模的调整，这就使得征东将军麾下的淮南成为曹魏后期唯一能与司马氏专权形成威胁的军事力量，由此形成了王淩、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先后三次军事反叛，史称“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的起因和主要过程先看看首先举起反旗的老臣王淩。王淩出身于太原王氏，叔父王允是东汉末年士大夫的领袖人物，曾设计诛杀权臣董卓，其家族影响力远在司马氏之上。王淩进入曹操幕府后，长期在地方任职，在“高平陵之变”前，王淩已经在东南地区担任行政军事长官二十多年，担任征东将军已近十年，其资历和威望可与司马懿相抗衡。由于淮南一线的军事长官长期属于曹氏宗室控制，曹爽当政后，对王陵也不太满意，于是派自己的同乡文钦任庐江太守，又任命诸葛诞为扬州刺史，用来牵制王淩。司马懿诛杀曹爽后，立即晋升王淩为太尉，有笼络和剥夺兵权之意，但是也承袭曹爽牵制王淩的战略部署，为文钦和诸葛诞加官进爵，安抚其心。王淩与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不满司马氏专权，计划在许昌拥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为帝，但是还没来得及举事，令狐愚就在公元249年末病死，这就使得兖州刺史位置空缺，司马懿趁机任命黄华为兖州刺史，为自己日后处理淮南事务埋下了伏笔。 令狐愚之死打乱了王淩的战略部署，使得淮南叛乱延迟一年多爆发，也为司马懿赢得了稳定政局的宝贵时间。嘉平三年（251年），吴国孙权怕自己死后魏军长驱直入，封锁涂水。王凌终于等到机会，他向洛阳请求发下统兵的“虎符”以教训吴国为名，调动扬州大军发动政变，但是司马懿早就知道他的计划，不允许发兵。王凌十分无奈，王凌的计划是需要兖州刺史的支持，因为楚王曹彪就在兖州境内，他于是派心腹杨弘说服兖州刺史黄华共同举事。没想到杨弘和黄华联名上奏司马懿，告知王凌即将叛变。此时的司马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王淩料定司马懿无法亲自出马，就起兵造反。没想到司马懿不顾自己身体情况，调集数万人马，从水路南下，一方面下令赦免王凌之罪，稳住王凌的心。但是一方面率领大军加直逼扬州治所寿春，当司马懿的大军杀到，王凌还没有准备，无奈之下只好在司马懿大船前面缚投降。
这场叛乱还处在萌芽状态就被平定，司马懿也因舟车劳顿，于当年八月去世，但司马懿也得以在有生之年铲除了最强劲的政治对手。 淮南第二次反叛是由毋丘俭和文钦发动的。在“淮南三叛”中，唯有毋丘俭的举兵反叛选择的时机最佳，他是在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改为册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的时候，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反抗。《三国志·毌丘俭传》载《罪状司马师表》：
母丘俭在檄文中历数了司马师的罪名，但实际上是由于司马师处死了与毋丘俭相善的李丰和夏侯玄等人，引起了母丘俭的不安，恰好与毌丘俭同在淮南的文钦（谯县人）也因和曹魏皇室是同乡的关系而遭到司马氏的疏远，两人一拍即合，遂联合起兵，本来母丘俭试图说服镇南将军诸葛诞共同起兵，因为两人关系不错，但是由于诸葛诞与文钦一贯不合，因此，诸葛诞拒绝提议，斩杀使者，将母丘俭的计划公布于世。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讨伐司马师。毌丘俭构筑工事，文钦率领机动部队在外围，等待决战。 《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氏父子 《三国演义 》中的司马懿父子 同时，向天下发出公告，揭露司马师的罪恶并将毌丘宗等四子送入东吴为质以求外援。司马师针对毌丘俭的军事部署非常得当，以荆州刺史王基进军南顿，以青徐诸军断其后路，以兖州刺史邓艾充当诱饵吸引毌丘俭攻城，最关键的就是诸葛诞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率军直接攻入寿春，抄了毌丘俭的老巢。当时的司马师故意派邓艾示敌以弱，文钦不知是计于是发动进攻，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班袭击文钦，文钦军败退，因其子文鸯奋战才得以全身而退。毋丘俭看到这种情况，于是乘夜逃走，余众崩溃，毌丘俭把幼弟毌丘秀和孙子毌丘重藏匿在草丛中，只身引开追兵，被平民张属射杀。文钦趁乱带着毌丘秀和毌丘重逃往吴国。第二次淮南叛乱被平定。 淮南第三次叛乱是由诸葛诞发动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而且完全是被司马昭逼反的。诸葛诞的政治立场一贯比较暧昧。诸葛诞少年时曾与司马师是关系密切的好友，在魏明帝曹叡时期，两人还都曾卷入太和四年的“浮华案”而遭到禁锢处分（即不能出任官职），可谓是难兄难弟的，但是诸葛诞与司马昭关系比较疏远。
毋丘俭兵败身亡后，诸葛诞担任征东将军，镇守淮南地区。此时司马昭晋升为晋公，司马氏已经处在魏晋嬗代的前夕。但是，司马昭不愿意看到自己在完成魏晋嬗代前，有诸葛诞这样一个不稳定因素，曾派亲信贾充拜访诸葛诞进行试探，劝说其支持魏晋嬗代，但是遭到了诸葛诞的拒绝。
于是，司马昭决定迫反诸葛诞以绝后患。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司马昭征诸葛诞为司空，诸葛诞遂反。
诸葛诞征集淮南和淮北屯田的十几万将士，同时还有扬州新四，五万人，在寿春聚集一年的粮食，杀扬州刺史乐綝，派长史吴纲领儿子诸葛靓去东吴请求援兵。东吴当时派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同时也有逃亡吴国的文钦一起来救援诸葛诞。由于诸葛诞的计划是坚守寿春，但天气不好，在坚持一年之后，诸葛诞和文钦决定突围，但突围失败。文钦建议把寿春城中家在北方的人全部放走以求节省粮食，只要吴国军队守城就行了。诸葛诞此时同意，两人本来就有仇恨，诸葛诞转而杀死了文钦。
导致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翻墙出城投降了司马昭，二子投降后被表为将军，赐爵关内侯，还派人向城中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对城中守兵的士气影响极大。诸葛诞突围失败被擒获，被夷三族。 淮南三叛示意图 “淮南三叛”均告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淮南三叛”本质上并不是以往大家想象的，只是单纯的忠于曹魏的地方军事力量对抗企图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之间的军事对抗，倘若“淮南三叛”的本质如此简单，那么，“淮南三叛”不至于大都草草了事，甚至都没有什么过于激烈的交手。淮南反叛问题的实质在于曹魏政权军事政治格局下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为了嬗代不得不清除异己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作为举起反旗的王淩、毋丘俭和诸葛诞等三位将领，都不是曹魏政权的纯臣，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异，他们举兵对抗司马氏，要么是与司马氏存在利益冲突，要么是出于自我的考虑，担心被司马氏政治清算。正是这一问题的实质决定了“淮南三叛”无法成功，也决定了他们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一是“淮南三叛”皆因个人利害关系起兵，并未真正忠于曹魏，提出的政治诉求难以让人信服。许多人认为“淮南三叛”是忠于曹魏的地方势力对司马氏的抵抗。但是，细究三次叛乱的起因，组织抵抗的军事将帅们举兵的主要动因却是由于个人利害关系作祟。王淩身为曹魏政权的太尉，其政治威望和资历足以与司马懿相抗衡。因此，司马懿才会在除掉曹爽之后，对其加官进爵，试图暂时笼络对方。王淩之所以会起兵，主要是不服司马懿的专权，试图自己取而代之。如果王淩十真心匡扶魏室，大可以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号召周边州郡共同讨伐司马懿，但是王淩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暗地里与自己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勾结，试图另立中央，不承认魏帝曹芳的正统性，其这一举动令人费解，只能从试图效仿司马懿的角度考虑，退一步讲，即使要另立新君，也要从曹丕的子孙中挑选，这样符合传统宗法，更容易得到忠于曹魏的势力的支持，可是王淩脑路大开，居然选择曹丕的小儿子楚王曹彪，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曹彪的封国在淮南，但曹彪从辈分上讲是曹芳的叔祖，以叔祖取代晚辈，“甚是不伦”。 毋丘俭可能是三次叛乱中在政治诉求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因为他是在司马师废黜了魏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的情况下起兵的，他还在起兵之前还上表发布了《罪状司马师表》，列举了司马师的十多条罪状，可谓是师出有名，也难怪后世认为毋丘俭是曹魏真正的忠臣。但是，在这份上表中，毋丘俭的政治立场也是含糊不清，难以令人信服，如他没有将司马氏列为罪魁祸首，反而大力赞扬司马懿、司马孚和司马昭。并说“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这样一来，毋丘俭的起兵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毕竟即使是起兵成功，掌握朝政的还是司马氏家族。 实际上，毋丘俭之所以起兵反对司马师，主要是因为他和司马师之间的关系恶化，毋丘俭曾受到司马懿的赏识，但是因为毋丘俭与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密切，在两人密谋推翻司马师的计划失败后，两人均被处死，这就使得毋丘俭很是不安，再加上与曹爽关系密切的文钦也都是沦落人，两人一拍即合，决意共同起兵反抗司马师。应该说，两人的起兵都是为了保全自身，跟忠于曹魏关系不大。 至于诸葛诞，前面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他少年时与司马师关系密切，再加上他的政治立场更加模糊，他可是头一个跳出来反对毋丘俭的，他的造反完全是被司马昭逼出来的。看看他的起兵计划就知道他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甚至不惜送质子到东吴，乞求东吴支援，这样的政治诉求当然得不到认可。 二是反叛势力内部矛盾重重，甚至还在关键时刻内讧。王淩的起兵计划受到儿子王广的坚决反对，甚至在司马懿出兵征讨王淩时，王广还随军出征，劝降父亲。连自家儿子都不支持，再加上司马懿行军神速，王淩还不及组织抵抗，只好束手就擒。毋丘俭和文钦起兵时，两人的作战计划也是矛盾重重，文钦认为自己被晾在外面受到攻击，毋丘俭反而龟缩于城内。 要说内部矛盾最明显的当属诸葛诞。诸葛诞和文钦素来有过节，早在毋丘俭起兵时，诸葛诞就因为文钦加入毋丘俭，不但不肯加入，反而率先向司马师表示忠诚。诸葛诞先是没有采纳其心腹将领蒋班、焦彝关于出城突围的意见，困守孤城，导致蒋班、焦彝二将出城投降司马昭。此后，被东吴派来支援的文钦主张将城中的北方人赶出城，以节省粮食，由吴国军队守城，因此与诸葛诞发生分歧，诸葛诞怒杀文钦，导致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了司马昭，二子投降后被表为将军，赐爵关内侯，还派人向城中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对城中守兵的士气影响极大。等到司马昭亲自指挥攻城时，城中人已经毫无斗志，不愿再战，迫使诸葛诞只能开城强行突围，被胡奋战败所杀。 此外，东吴派来增援诸葛诞的援军也是内讧不止。先是帮助诸葛诞守城的东吴大将全怿中计担心东吴大将军孙綝责备自己没能救出诸葛诞，率部出城投降司马昭。被安排攻打安丰城用以牵制司马昭的东吴将领朱异，因战事不利，不肯再战，与孙綝发生争执，被孙綝一怒之下斩首，这就使得诸葛诞寄予厚望的援军没了指望，失败在所难免。 三是反叛方采取的政治军事策略存在失误。王淩之所以脆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军事行动迟缓。在“高平陵之变”后，王淩就试图联系外甥令狐愚共同起兵，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令狐愚就病死了，这就使得王淩犹豫不决，给了刚重掌朝政的司马懿整顿局势的宝贵时间，王淩一直拖到了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听说司马懿病危才决定动手，动手之前又跑去联络兖州刺史黄华，要知道黄华可是司马懿的党羽，司马懿拖着病躯，迅速出兵，使得王淩来不及组织抵抗，被迫自缚出降。 毋丘俭和文钦虽然是采取进攻架势，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但是毋丘俭却让文钦在外作战牵制司马师，自己稳居城内，双方战略不协调，文钦在外作战被邓艾示弱中伏大败，毋丘俭反而弃城而逃，导致军队溃败。 诸葛诞更是在军事战略方面失误频频。诸葛诞起兵完全是为了自保，因此他压根没有主动进攻的想法，而是“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此时的司马昭没有父兄的威望，不敢轻易离开洛阳出征，必须带上皇帝等皇族以“奉车驾”的名义出征，以防止他不在京师的时候有人利用皇帝捣乱。于是，司马懿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将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人集结完毕。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诸葛诞老老实实地在寿春城里呆着不动，给了司马昭从容调动兵马的时间，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东吴援军的身上，可谓是军事战略失误。 结语“淮南三叛”是曹魏后期重要的政治事件，淮南地区之所以会成为屡次兴兵对抗司马氏的发源地，主要是由于负责淮南一线作战的征东将军往往从当地州郡长官从挑选，在当地部属旧将众多，具备形成割据势力的现实条件。而司马氏当时的势力难以有效深入淮南地区，这就使得淮南地区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屡屡起兵对抗。由于这三次叛乱的政治诉求都相当含糊，难以让忠于曹魏政权的人信服，再加上政治军事策略失误，内部矛盾重重，最终被司马懿父子三人轻松地镇压下去。在平定“淮南三叛”之后，司马氏扫清了取代曹魏政权进程中最后一个重要障碍，为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鉴于“淮南三叛”问题的本质是过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地方异姓势力尾大不掉，司马氏采取了重用宗室子弟出镇地方的策略，并采取拆分地方军镇的方式削弱地方势力，但是，过度重用宗室子弟也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三国志》、《晋书》、《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