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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一书包括“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九章。先生以自己对中国文化客观而深刻的理解，冷静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向西方社会展现了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 下面，我们就跟随先生的目光，来重新感受已然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德性、心灵、生活与艺术针对中华民族的组成个体，林语堂从品格方面提炼出民族的15种“德性”: 稳健、淳朴、爱好自然、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生殖力高、勤勉、俭约、爱好家庭生活、和平、知足、幽默、保守、好色。 这十五种德性中， 林语堂着重刻画的是淳朴、爱好自然、知足、幽默这四点。它们突出了国人自然质朴、闲适恬淡的生活特征。在心灵方面， 国人是直觉感性、注重自然天性的。因此有丰富深奥的人情关系，有近乎女性的柔想，而逻辑思维与科学精神则显得欠缺。与此性格心灵相对应的生活喜好，则是悠然见南山式的自然恬淡的诗意生活。 于是，在“艺术家的生活”与“生活的艺术”两章里, 那种恬淡安详的生活情趣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与之相反，中国人身上具有的“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一面, 林先生则不甚着墨。 林先生提出的15种“德性”中的“知足”、“淳朴”、“爱好自然”、“幽默”具有或自然朴素、或闲适的道家文化特征。而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等, 却也与道家的思想观念大有关系，只不过是体现了道家文化消极的一面。而在思维方面的直觉感性, 生活上的乐天知命, 艺术上的崇尚自然, 皆可归因于道家精神。 林语堂眼中的儒、道、佛林语堂说:“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 不遇时都信道教。” 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并无固定的信仰, 多种信仰并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就国人信仰而言, 有本土的儒教、道教, 有由国外传入的佛教、基督教等。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着墨最多的是道教、儒教和佛教, 其中亦夹杂着他对国人信仰的看法。 林语堂对每种信仰皆有所取舍。儒家中庸之道所讲求的顺乎自然趋势之态度是他所赞赏的，这是崇拜常情、尊重自然天性的结果，亦即近情思想的结果。林语堂对儒家近情思想的阐释，是将其放在道家语境中的，依道家对自然的偏好而做出的同一价值取向。因此儒教对人隐藏情愫的束缚、违背自然天性释放的一面, 则是林语堂所不赞赏的, 这同样可视为从道家中心思想出发所作的好恶评价。 道教之所以受到林先生的喜爱，在于其开启的淳朴自然之风。先生对佛教的态度亦是出于同一缘由，其优游山林、怡情悦性反映了林语堂内心对生活的向往。但是佛教对真实人生的否定，林语堂将其视为与自杀同一意味, 表现了对此行为意识的反感。相对于佛教逃遁苦难而言, 道家学说虽使国人的人生观由积极变得消极, 但这种消极是洞察了人生的徒劳与危机后的一种智慧选择。 因此，三者中林语堂最为赞赏的是道家哲学, 并将其视为“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 。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不仅实事求是, 更为深刻的还是他们随处流露出的热烈个性, 和他们对自由的爱好与随遇而安的生活。 林语堂眼里的中国文学在中国文人中, 有具备道家出世精神的文人墨客: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等, 他们不受传统礼法约束, 潇洒疏放，是林语堂非常赞赏，且大力介绍给西方国家的；也有具备儒家入世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 如王安石、王阳明等, 他们有见识、有担当, 但却不符合林语堂的喜好， 因而在林语堂的著作中所受到的关注远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 林语堂大力推崇的文学作品，皆为任性而发、摆脱载道束缚的自然之作。在《生活的艺术》一章里被林语堂多次引用的《闲情偶寄》就是一部关于淡雅天性、闲适生活的戏曲论著, 李渔在作品中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园林、建筑、花卉、饮食等艺术与生活的各种现象。林语堂则借此以说明花卉种植、衣衫、睡眠等艺术人生的娱乐方法, 并称之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吾国与吾民》涉及的小说以《红楼梦》为最，书中11处谈及《红楼梦》, 8处谈及《水浒传》, 6处谈及《野叟曝言》, 5处谈及《金瓶梅》。林语堂一生酷爱《红楼》, 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赞赏有加, 称之为“世界伟大作品之一”、“代表中国小说写作艺术的最高水准” ;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其影响, 那本《京华烟云》处处可寻《红楼梦》的痕迹。林语堂认为《红楼梦》之所以感动人心就在于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详情, 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 因为它们是那么真实, 那么切人情,那么意味深长。 相对于《红楼梦》生活场景之真实而切合人情,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是林语堂瞩目之处, 他们被作者视为“文化晨曦中的天真孩子”, 他们保有人类自然本真之天性。由此可见, 《水浒》《红楼梦》中自然而真切的情感基调是林语堂真正推崇的。 《吾国与吾民》这本书所选取的这些内容是与西方社会文化完全不同的东西，是最与众不同、最独特的存在。以西方的视角审视，是最能代表中国，无怪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关注，获得极高的评价。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门坎上，林语堂发掘并代言了中国文化隐性的一面，突出中国文化的自然闲适的道家特征， 构建了一种富于诗意而充满艺术性的中国文化形象。这种自然与闲适，与其时物质发达、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美国文化, 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既然美国人是最能忙的民族, 而中国人是最能闲的民族, 对美国人自然只能讲悠闲的价值和诀窍” 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西方繁忙的社会起到调和作用, 与此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中国的好奇心理, 陈平原称之为赞扬东方的情趣是为西方人着想说的正是此理。 但是另一方面, 这种自然闲适文化的阐释视角造成美国人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偏见。在《吾国与吾民》代言的文化中, 没有锐意进取的积极姿态, 没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有的只是悠闲豁达的生活态度与知足常乐的人格精神, 那是对个性自由、闲适之趣的一种向往。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所说的:
林语堂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所选取的内容, 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人欣赏生命, 享受生命, 懂得生命是‘如此惨愁, 却又如此美丽’” 这些内容的选取服务了他所要代言的文化主旨———道家精神。 《吾国与吾民》一书综合起来便折射出一个闲适自然、崇尚本真的中国“道”文化形象。《吾国与吾民》“得”在于著者独具个性的眼光, “失”在于对中国文化代言上的偏颇。因此, 林语堂得之于此, 亦失之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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