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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是扑灭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英雄，时年31岁的他开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防疫办法，他这套办法仅用30天时间就将感染者死亡人数从最初每天近200人降低为零。他找到了鼠疫菌宿主动物、发现了尚未为人知的鼠疫传染方式并开创了“肺鼠疫”学说，这些成就使他被推荐成为1935年诺贝尔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虽然伍连德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但他当时创造和使用的那些防疫抗疫办法至今仍在造福人类，我们今天所用的办法很多都是他当年首创的。 他的办法相当周全和果敢，一是断绝交通、隔离疫区，他将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区均派驻若干医生、杂役和警察负责区内的病患救治和秩序维护。另外又征募600名特别警察在城内管控各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在城外则调驻1160名士兵管控城内外的人员出入。同时，东北铁路也基本停止了运营，山海关也设立检疫所管控过年返乡人员入关。 二是建立专门收治病患的鼠疫医院，建立隔离感染者家属和接触者的隔离营，建立消毒站。伍连德从中东铁路当局借来一些火车车厢改造成临时隔离病房，并租用或征用学校、客栈、大车店、兵营、戏园等改建为消毒站、隔离营，对隔离营中集中隔离的人员每日早晚测脉搏和体温，一旦发现发热人员便送至隔离病房单独隔离，并进行细菌学检验将确诊者转送至鼠疫医院。 三是通过消毒等方式消除和隔绝疫菌传染隐患。在防疫场所设置隔离窗口用于物品传送，信件等物品在转接中均先用杀菌液浸泡消毒。对防疫人员的消毒和清洁则建立专门的消毒室和消毒浴池，人员下班后先进入消毒室用石碳酸溶液喷洒衣物，然后脱去衣服用柔性抗菌剂擦拭身体和漱口清喉，最后进入加有来苏尔或石碳酸的水中洗澡。对受污染的衣物还会用升汞溶液浸泡或用福尔马林烟熏，对死亡感染者尸体则进行集中火化，对爆发严重传染的房舍也是用火焚烧。 四是请求从内陆征调医师提供医疗援助，这得到关内各地的积极响应。1911年1月6日，北京协和医学堂、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医疗队最先抵达东北疫区。随后，天津北洋医学堂以及来自济南、烟台、保定等地的医生们，纷纷志愿前往疫区参与防疫救治。 此外，伍连德的贡献中还有两点尤其值得一提，一是他对鼠疫在人群中传染途径的准确判断，二是他对推广医务人员和民众使用口罩的贡献。 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时间是1910年12月24日，三天后他第一时间解剖了当地一位死亡感染者的尸体，从死者的心脏、肺和肝等部位采集血样检验。随后，这位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通过检验结果和实地调查判断出当地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肺炎疫”，并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认定这种病是通过人呼吸咳嗽产生的飞沫以“人传人”方式在人群中传染。 这些非常关键的发现，都在他以后的更细致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也就是说，他在抵达疫区的极短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了控制疫情的正确方向。但在当时要想让人们接受他的观点，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此前的医学一直认定老鼠是鼠疫的唯一传染源，认定跳蚤是将疫菌由老鼠传给人的唯一方式，人们当时把防疫的重点放在了疯狂灭鼠的工作上。 所以，伍连德的这些发现最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当时身在哈尔滨的法国医生梅尼、俄国医生哈夫金等人都对他不以为然，梅尼根本不相信鼠疫能通过飞沫传染给人，固执地不戴口罩参与对感染者的救治。 而伍连德在工作时总是会根据需要戴上口罩，但起初他这种必要的防护却被视为胆怯或是缺乏作为医生的职业勇气。比如那位俄国的哈夫金医生，他诊断病患时的标准装备是头戴白色棉布帽、身穿白色工作服，至于口罩他是不戴的。然而不久后，不相信口罩的哈夫金和同样拒绝戴口罩的法国医生梅尼都被传染而病死了。 这两位外国医生的死亡无疑是重大损失，他们的教训也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极大效果。首先是俄国卫生队封闭了梅尼生前住所的三层楼房，将梅尼卧室里的衣物和文件全部焚毁，用硫磺、石碳酸对其房间进行消毒，并在48小时内禁止人员进入。然后是当地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梅尼染病及病故的始末，受到震撼的人们由此才自觉地戴上了各式各样的口罩。 当时伍连德亲自设计了一款特制口罩推荐给人们使用，其口罩以外科手术用的纱布为材料，并在纱布之间裹上消毒药棉。这种口罩简单易戴、柔软舒适，价格也非常便宜，当时每只的售价仅为两分半，非常有利于在人群中推广。这款口罩是中国发明的第一款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它的推广使用有效地保护了人们免受疫菌的传染。 所有这些措施在严格实施的30天内，感染者死亡人数从最初高峰时的一天病死183人，到一个月后的1911年3月1日已经下降为零。 事后，中美英法德等11个国家在奉天召开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与会者赞叹地说：“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伍连德以卓越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效在会上获称“鼠疫斗士”，一时间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此后的伍连德继续着研究鼠疫的脚步，并取得了诺奖级的丰硕科研成果。他早年留学欧洲期间，除了在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外，还先后到伦敦圣玛丽医院、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和开展研究，在细菌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其博士论文题目为《明胶中破伤风杆菌芽孢之发生》，研究的就是细菌。 在1911年至1923年之间，伍连德通过深入研究证实了旱獭间存在自然鼠疫，并由此确定鼠疫菌宿主动物除家鼠和野鼠外，还包括其它野生啮齿类动物。随后他又设计开展“旱獭鼠疫菌吸入性实验”，实验结果确切地表明鼠疫菌可以经呼吸道传染，从而证实了他当年对疫病在人群中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染的判断，这个成果是突破传统理论的独创性发现。 1926年，伍连德写成的专著《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WHO前身）出版，他也先后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荣誉医学博士，被苏联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被苏联微生物学会吸收为外国会员，又在1927年被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鼠疫专家”称号。 而最耀眼的荣誉则来自于1935年，根据诺贝尔基金会于2007年解密和公布的1901年度至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资料，伍连德在1935年被当时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嘉惠霖（W·W·Cadbury，美国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推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推荐理由是“从事肺鼠疫研究工作，特别是发现旱獭在其中的传播作用（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 资料显示，当年被推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各国学者共有159位，其中最强对手是德国动物学家汉斯·施佩曼。汉斯·施佩曼最大的优势是当年有6个人推荐他为候选人，而推荐伍连德的仅有嘉惠霖1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伍连德的学术成就比不上汉斯·施佩曼，因为中国范围内在1935年及之前仅有三人得到过推荐诺奖候选人的资格，他们分别是吴宪（1932年）以及两位在华外国教授A ·B· Fortuyn（1932年）和W·W·Cadbury（1935年），所以这更多是环境造成的劣势而不是学术水平造成的。 当时伍连德作为来自旧中国的候选人，诺贝尔奖对他的评选不可避免地会受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声望的影响，有人把这种影响称作为“光环效应”。 比如，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院所，北京大学直到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时才有生机，清华直到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而汉斯·施佩曼工作过的维尔茨堡大学（1402年创办）、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创办）均已有数百年的高教办学历史。而民国的中央研究院在1928年才成立，在1948年才选出第一届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的前身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则早在1652年就已经成立了。 1950年，诊所里伍连德工作场景照片。 所以伍连德与汉斯·施佩曼在国家层面的比较，后者的平台优势和光环影响力是伍连德完全不能比的。虽然我们后来人对当年诺奖的落选感到遗憾和抱屈，但已在1960年以82岁高龄逝世的伍连德先生，对诺贝尔奖围绕他发生的事情应该并不知情。重要的是无论最终拿奖与否，都淹没不了伍连德博士的学说持续帮助人类对抗瘟疫的光辉。 事实上，伍连德先生丝毫不是一位以名利为追求的人，他于1907年至1937年为祖国尽心竭力服务三十年，之后在回到侨居地的二十多年间既不问政治，也不追求学术上的名位，而是默默开设诊所全心地行医济世治病救人，生前只留下一本取名为《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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