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想一下，作为一个女性医务人员，你在这段时间可能会遭遇哪些不便？
首先，你也许要吃黄体酮，把经期推迟，因为卫生巾和安全裤无法纳入救援物资；然后，你要把头发剃光，不是为了工作便利剪短，而是更加彻底地、无差别地剃光；在抗疫最前线，你可能会累到流产，流产完10天，你又回到前线继续救人；或者你可能已经怀孕到了9个月，始终顶在第一线。当然，你会被铺天盖地地赞美——赞美你的伟大，赞美你的牺牲。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她的代表性著作《厌女》中写道：“当一个女人被塑造成圣女，享受了人们的眼泪和心痛，她的牺牲就成为理所应当。与此对应，不肯做同样牺牲的女人就会被绑上耻辱柱。”而所谓的“圣女崇拜”与“荡妇羞辱”，其实是在集体无意识下，根深蒂固于男性观念、也深植于女性脑海里的“厌女情结”的一体两面。本文节选自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所撰写的“日本世相”系列之《妻子们的思秋期》，这本纪实性作品记录了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的性别分工下备感空虚绝望的日本主妇们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被日本岩波书店评为'了解现代的100册非虚构作品'之一。“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阅读这本书，我们会对所有被迫塑造成“圣女”却被剥夺了自由意志与真实感受的女性们，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共情。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记者。 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对犹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实情的医生，斋藤说：“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实情况”，让医生告知实情，像新闻采访一样用本子一一记录下自己的病况、还能做多少工作、延缓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选项等。这是他失去意识倒下的五天之前的事。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二十三岁那年，菊江和丈夫结了婚。从私立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她作为新员工入职银行，那刚好是她丈夫工作的公司。“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一家人的温馨，我早就想离开了。当时有点急着嫁出去，哪怕对方并不是我的理想类型。”菊江笑着说。她丈夫是家里的长子，全家人在战争期间去了伪满地区 (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回到日本后，他几经努力才从大学毕业。他入职时已经二十五岁，和公司传统的新人直升路径大为不同。当时是昭和二十年代 (1945—1954年)，日本经济一片惨淡，所以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到被入职考试淘汰”。没办法，这就是昭和第一代人吃过的苦头。婚后，两人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又像是朋友，但在别人眼里，绝对是幸福的一对。菊江自己也表现得很幸福，经常叫上朋友来家里聚餐，还一起打麻将，这也是丈夫教她的。有时，丈夫在外应酬喝多了，把同事下属都叫到家里来，菊江也不怒，跑前跑后地准备下酒菜，热情接待，和大家打成一片，又喝又闹。任谁都会夸她是位好太太，会和人相处。但只有菊江自己，听到了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会不会只是在演“幸福的戏”?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也觉得没有意思，但还是要配合，装成懂事的太太。这种表里不一，渐渐成了我的心病。”而正是丈夫让菊江意识到这种反差。对这位时而是父亲，时而是朋友的伴侣，菊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问题。“我先生这个人，说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他不太想复杂的事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人生应该多多享受。而我刚好相反，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花时间搞个一清二楚。每次有矛盾，他调整得很快，可以马上岔开话题，呼呼就睡着了。我却放不下，甚至想把他给叫醒，争个清楚明白......如果说懂得女性的苦恼、会操心也算是种美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毫不体贴的男人，完全无法理解女性 思维。渐渐地，我有种唱独角戏的感觉......”菊江内心的情绪变化，像酒精发酵一样，在慢慢酝酿，但丈夫没有发现这一点。甚至，连菊江自己也选择沉默，并不想表露出这种不满，只是继续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有时，我俩出去看电影，很想和他深入探讨一下，但又担心，他工作这么忙，我说多了他会很烦吧，肯定觉得我很吵。我才不愿意招人烦，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了， 我先生肯定也喜欢这种女性......我就这样给真实的自己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嵌入他希望的样子里。哪怕以后脸蛋没那么可爱了，至少要性格可爱，才不会被嫌弃......为了做这种惹人怜爱的女人，我扼杀了自己的本性......”一年又一年，丈夫在职场上步步高升，但工作也越来越忙，常常连着好多天深夜才回家，不是有应酬的饭局，就是在打麻将，周末也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菊江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经常化为泡影。“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差不多都是这句话。菊江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机械地往嘴里送东西，食不知味。菊江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会交际，深受丈夫的同事和手下好评，扮演着看起来很幸福的太太......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只是不想辜负丈夫的期待，一直勉强自己......真实的自己，戴着假面的自己，互相交织着，痛苦地折磨着菊江的内心，雪上加霜的是，没孩子这事，更让她深深内疚。“丈夫是家里的长子，而我却生不了孩子，公婆有意见也是正 常。而且，我是怀孕后流产，当然，我也没觉得是丈夫的错。可是流产后，我婆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鼓励安慰的话，‘注意身体啊’、‘下次加油’之类的都没有，这让我很难受。她只给我寄来一封信，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说得好像我有缺陷一样。”菊江自己本来已经缓过来一些，虽然孩子没了，那也没办法，不全是自己的错......但被婆婆这么一说，又陷入了自卑中，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失职妻子”。“但我从没说过婆婆的半句不是，一是不想破坏婆媳关系，二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父母不好，我丈夫肯定也不好受......只要我和丈夫的关系不受影响就行了，就这么想的。况且，比起惩罚别人，压抑自己更容易一些，就这样忍了下去，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菊江读的是女子商业学校，校风特别传统，教育方针也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比如女孩子要擅长打算盘，嫁人后要相夫教子......虽然菊江自己很反感，但她的父母和亲人都是明治时代的人，在长崎土生土长，骨子里继承了这种老传统。“没孩子让我很内疚，有些话想和婆婆说，却总开不了口，也 许我内心还是被传统的价值观深深束缚着吧，再加上我不停地把自己框入‘好妻子应该怎样’之类设定好的模子里。但真实的我，很想从那里逃离......这种对立使压力越来越大。”菊江的内心变化，如果能倾诉给丈夫，也许事态会完全不同。不过，即便妻子这么做了，丈夫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吧。世上有几个丈夫能发现妻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又愿意静下心认真倾听，想要去帮助她呢?男人总觉得“女人的话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整天陷在利益至上的工作里，生生扼杀了女人的表达欲望。菊江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自从丈夫升职后，两个人连说话的时间都没了。“今天会早点回来吗?”“这个我要去了公司才知道啊。”这个阶段，两人还有些情感交流，之后没多久，连这种交流也荡然无存了。“他早上出门上班前有几分钟时间，两个人可以面对面说上话。等他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生活里的琐事，做妻子的也想和老公分享，比如隔壁家的三花猫如何......这些日常，都想晚上和他说说，一直等他回家。结果怎么等都等不回来，只好再等星期天， 谁知道又有其他事情......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想和丈夫聊聊天......日积月累，情绪积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了了。”菊江的丈夫从分行次长升到行长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个职位，对银行从业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的阶段。不过，这也是他一步步踏实努力的结果。“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菊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婚姻状态。她心底涌起的寂寞，无人知晓，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做伴。 波磨子的家在湘南地区是屈指可数的高级住宅。她先生的父亲从战争时期起就住在这里，后来房屋损坏了，全部拆掉，卖了一部分土地后用这笔钱盖了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的占地面积很大，从门口到玄关的那条小路，用天然石块迂回堆了好几圈。如果不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即便是大公司的高管，也难以靠自己的能力买下如此家宅。但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波磨子一到晚上六点——她口中的“魔鬼时刻”，就焦躁不安。她打开电视，完全没在看，只是倒上一杯威士忌，坐在电视机前。过了深夜十二点，先生终于到家，此时的波磨子有一丝醉意，说话没那么清楚。但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就算舌头不利索，她也要爆发出来，重复着说了无数遍的台词。“搞什么啊，天天都不管我!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都这样!什么有工作啊，我都听腻了，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对我有什么用! 天天在干吗啊......”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反反复复，抱怨同一件事情。旁人看到简直无法相信，这还是那个优雅的太太吗?完全变了个人。可她在哭诉什么呢?——想来，结婚后，我基本上为我老公活着。跟在他的后面，躲在他的背后。但其实，只是我跟着他，他却没有回头看看我。一年又一年，先生朝着前方越跑越远......想到这里，波磨子无限感慨，还是男人好呢，能活出自己的价值......而她只能在一旁痴痴看着。丈夫在家从不谈工作的事情，做妻子的也能理解。当男人执着于某件事时，女人不用通过其他，一下就能看出来。并不是说根据他一大清早就出门之类的来判断，讲不出什么缘由，反正就是知道。只是，这样下去，她单方面感觉越来越孤单，好像被留在了原地，无能为力。对方工作努力，工资不断上涨，按理说不应该有抱怨的地方。总是这么负能量，波磨子也觉得过意不去，好像成了丈夫的负担。但反过来想，丈夫好像也是自己的负担吧，她越想越有理，于是这些平日里的怨气，借着酒精的劲儿，一股脑儿都发泄了出来。如果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者沉迷赌博、乱花钱，她说不定还能被逼出来，找到人生方向。可是这个男人对女人、赌博之类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花钱上还精打细算。在私生活方面，丈夫简直可以被评为优等生。这反而让波磨子更苦恼。这位丈夫有时甚至细腻过头。波磨子已算是贤惠，家务基本上都承包了，从来也没有拖沓过，但她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里的东西有一点不规整，他就会立即收拾，还心细如发......比如，客人们都要进家门了，他还在玄关啰唆，衣撑，快把衣撑拿出来......用这个咖啡杯啊? 用那个会更好吧。反正他就是爱操心这些事情......不过他也是心大的人，无论在哪儿，躺下五分钟、十分钟就肯定能睡着。没心没肺的，不知道应该说他神经大条，还是内心强大......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态，也很难迎战工作吧。波磨子好像在自言自语。从她的话语里，我感觉到了她心中所流露出的对先生的强烈依恋。“就算有孩子，就算靠兴趣爱好、学习技能之类的转移注意力，也都是徒劳。因为除了先生，没有其他人和事能滋润我......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 “和陌生人的话，可以想断绝往来就断，但和家人不行。切不断，又无处可逃，只能尽力配合对方，步调一致地生活下去......这种关系就像有裂缝的瓷碗，稍不小心，就会裂个粉碎......每天都生活在担心之中。”与志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做主妇的岁月，有公婆、五个弟妹，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大家子人。不想被人说自己少不更事，所以她很用心地照顾着老人和弟妹们。“儿媳的角色真的很难做，无论什么事，都不好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加上自己想处处被别人肯定，不免压力很大，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有时候真的一边哭一边想，能在大风中披头散发地任性乱跑就好了......”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与志江从孩子身上受到了刺激。她记得是长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突然告诉我孩子有点问题，不太适应环境，无论面对谁，就是完全不开口说话......我就想，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 问题......回想起来，我的教育方式，不是无心插柳静待成长的那种，而是一心一意想被肯定，被夸‘那孩子的妈妈这么年轻，但把孩子教得很懂事啊’，无论这样的肯定是来自我父母、先生的家 人，还是周围的人。渐渐地，我习惯了帮孩子收拾残局，就是因为不想被人说......”把自我实现寄托于抚养孩子上，希望孩子朝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那时候，我想起了高中汉语课上学过的一段内容，说的是揠苗助长’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样不行，应该去相信孩子的自我成长能力，不是人为地帮助他。”与志江在抚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发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也以此为契机，调整了人生方向。“给孩子施压，只能说明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没能让自己过得充实。妻子的身份，让我选择留在家里，放弃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才想通过先生或孩子找到生活的意义......但真正的人生，不是依赖于谁，而是自己努力地活下去，不是吗? 当我开始这样想，才一步步走到了现在......”当时与志江还是大家族的儿媳，但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加入函授高中课程的学习，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从头再来的时间花费了整整四年，她终于在二十九岁那年进入了理想的大学，并在三十三岁那年顺利毕业。经历了这样的成长，与志江到中年才找到理想工作，协助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性患者做治疗。做过大家族的儿媳，也做过主妇，与志江有过相似的烦恼，对女病人的心情感同身受，她理解她们，正因为太想摆脱内心的痛苦才染上了酒精，却反而让自己更痛苦。但有多少人能像与志江这样，凭借自己的力量扭转人生?尤其是那些背负着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擅长一个人生活的女性，我想情况只会更严重。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都会笑眯眯地和小朋友招手说:“某某小朋友，早上好呀，过来一下!”但进入社会后，再没有人这样和一个成年人招手，社会关系网必须靠自己搭建。如果还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着有谁把手伸过来，依靠别人走下去，就会变成“像女儿一样的妻子”，也很难像与志江这样，主动向外界寻求解放。把自己关在家里，堵死了所有出口的女性，只能在酒精依赖的阴暗海面上，没有方向地漂荡。在连载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酒精依存症的女性，本来就不正常吧”、“女人顾家天经地义，她们已经够幸福了”、“我母亲不知道比她们辛苦多少倍，怎么就没有神经衰弱、酒精依赖症呢”——我们以这些反馈为线索，和 X 先生继续对谈。“如果以昭和十五年(1940)的情况来看，那时候的日本，平均每个母亲有五个孩子，而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在最小的孩子还没成年时，可能妈妈就已经不在了。但是......”现在，平均每个母亲只有两个孩子，下面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妈妈才三十多岁，忙着带孩子的阶段一过，人生就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虽然之后还要继续操心孩子们考高中、考大学的事情，但这些基本靠孩子自己，母亲能做的极其有限。所以，就算再推算晚一些，女性大多到四十岁左右，就差不多从母亲的角色中淡出。但现在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九岁，这中间有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在等着她们。另一方面，妻子从母亲的身份卸任，而丈夫升入管理层，整个家庭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之前，妻子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她们都必须认清 自己所处的现实情况。但年过四十的家庭主妇，前二十年忙着抚养孩子，自己的人生几乎一片空白，心有不甘，就想今后活出自己的意义，找点什么事情做，可现在的现实社会中壁垒重重......”X 先生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危险的空窗陷阱”，或者“女人的人生低谷”，无边无际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层层压迫着中年妻子们。难怪近年来，一些兴趣爱好班和修身养性班遍地开花，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这些中年主妇，但这些真的能成为逃离空窗陷阱的办法吗?“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的人会想，终于有时间了，手头没那么忙了，要不要学个什么......站在讲师的立场上，我一直在观察这些来上课的女性，其实她们花钱报班也好，学习也好，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另一种变相的消费，就像她们花丈夫的钱购物，出去吃饭旅游一样。能好好利用所学，为自己重新开辟一番天地的人， 少之又少。”结果，来参加学习班，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攀比，甚至还形成了应酬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最主要的是，兴趣说到底还是兴趣，很难有人通过它找到人生的充实感和存在感，发挥自己的作用。”X 先生说，处在空窗陷阱时期的主妇们像被困在绝境一般。现在已经有不少年轻主妇意识到，要早一点为此做准备，甚至在带孩子的阶段，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各种充电，以面对无法逃脱的危机时期。即便如此，丈夫们还是对此很钝感，几乎察觉不到妻子们的情绪波动，或者对妻子们发出的信号漠不关心——这种扭曲的关系，演化成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问题。X先生如是说。“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如果继续无视妻子们的心声，难以预测前方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危险。但此时，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地方，女性无意识表现出的巨大空虚感，已像警钟一样开始敲响。 说明： 本文摘自斋藤茂男所著《妻子们的思秋期》,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活字文化”（ID：mtype-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