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逸飞Tomorrow is another day32分钟前 1. 引言 詹姆斯·赫福德（James R. Hurford）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是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投入到相关主题的探索中来（Hurford 1989）。其与奈特（Chris Knight）合作，1996年发起举办了首届语言进化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简称EVOLANG）。该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为止已经举办11届，是国际进化语言学界颇负影响的学术盛会（楚行军 2006）。其与科比（Simon Kirby）合作，1997年在爱丁堡大学成立了语言进化和计算研究所（Language Evolution and Computation Research Unit）。该机构目前已经更名为语言进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Language Evolution），在语言进化的计算机模拟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国际学界著名进化语言学研究基地之一。（Kirby 2013） 作为已经出版三十余卷的“牛津语言进化研究系列丛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ries on Language Evolution）”的总主编之一，作者近年来不但为国际学界进化语言学成果的出版和相关学术活动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语言进化研究方面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两本题目分别为《意义的起源》和《语法的起源》的长篇巨著。（Hurford 2007，2012；成晓光 2013）在写作风格上，这两本专著不但篇幅长、讨论面广，而且涉及到国际学界当前在语言起源和进化研究前沿进展方面的很多细节。全面深入地解读上述著作即使对具有一定进化语言学理论修养的专业学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此，赫福德2014年又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语言起源：一本薄薄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一书。这本新著在写作风格上与前两部专著互补，旨在为读者提供一本了解作者语言进化理论和当代进化语言学实证研究成果的“非技术性、易读、简短的”指南。（见作者在本书目录前页的自述）Tecumseh Fitch、N. J. Enfield、Cedric Boeckx和Maggie Tallerman四位学术观点不尽相同的 著名进化语言学家都高度赞誉（见这本书的内封面）本书。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份指南取 得的成功和独特的价值。（Newmeyer 2015）下文首先扼要介绍《指南》各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对其做出简要评价。 2. 主要内容 《指南》全书共八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概述人类近七百万年来的进化历程，梳理先天基因遗传和后天文化环境在语言进化中的不同作用，为下文具体讨论语言结构及语言能力不同成分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五章，分别从人类交流的动机、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语言生物学基础的演变历程，讨论的主题包括人类理解能力、概念能力和发音能力等不同语言能力成分的进化。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第七和第八章，分别从自然语言的构成单位、组合手段和传达方式三个方面出发，梳理伴随语言进化而发生的各种文化演化，探讨的主题包括词汇、语法和音系等不同语言成分的进化。 第一章“一种很特殊类人猿的史前史”，追溯人类的演变历程，梳理不同人种的地理分布、迁徙规律和主要特征，分析相关史实和最新发现对语言起源和进化研究的启示。人类祖先在大约七百万年前开始选择了一条与黑猩猩不同的进化路线，经历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 ape）、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等阶段的演变，在大约20万年前发展成为智人（homo sapiens）。相关学者对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和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等不同人种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新成果，为我们更好重构原始人的演变历史及主要特征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支持。不同物种的原始人分别经历了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脑体积增大、FOXP2基因的变化、象征性符号的使用和发音能力的变化等生理和认知层面变化。相关史实都可以通过考古学和基因科学等方面的证据来逐步理清。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虽然已经可以梳理出人类演变的大致脉络，但是对与语言起源和进化相关的“何时”和“何地”问题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只能够提供一些模糊的回答。不过在与之相关的“如何”和“为何”问题上，我们则可以获取更多的收获。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不同，赫福德在分析相关事实后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一、个人饰品等艺术形式的出现和语言的出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p13；指所评论的书，下同）；二、语言的进化与其他进化过程的发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也要经过很多的渐变过程（p16-17）。 第二章“先天、后天和语言”，分析自然语言的本质，梳理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在语言进化中的相互作用，探讨语言如何一步一步逐渐进化而来。有些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将语言视为一个用于思维的内在计算系统。赫福德认为上述观点将语言与交际分裂开来，与人类语言交流能力和复杂思维能力很明显共同进化而来的事实不符。因此我们更应该从进化的视角来分析语言的本质，将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进化而来视为衡量不同语言观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依据。进化生物学研究表明：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都可以对包括语言学习和使用在内的生物体认知行为的进化施加重要影响。近年来自然语言能力和人类文化环境共同进化方面的证据可靠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和完善。在生物学层面，自然语言习得所需的认知能力有些是人类从遥远的灵长类动物谱系祖先那里继承而来，还有一些是在不到50万年前才出现的。FOXP2基因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与自然语言直接相关的基因。未来很可能会有更多的类似基因被发现。在文化环境层面，人类生活在一个由象征性符号广泛应用而定义的小生境（niche）中。社会向心力促使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从儿时开始就被烙上所在群体语言的烙印，形成遵循语言规范的观念。在语言学层面，语法化研究为我们窥视语言进化的最初阶段提供了一扇窗口，计算机建模研究（computer modeling）分析则通过严格的数据模型向我们重现了语言如何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历史脉络。 第三章“可靠的交流是如何开始的”，分析交际的本质，追溯语言能力的进化前体，梳理语言对维持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交际在狭义上可以视为一种交流者在合理解读对方意向的情况下而展开的影响对方的行为，可分为二元交际（dyadic communication）和三元交际（triadic communication）。前者如一些鸟类的求偶舞蹈（courtship dances），交流只发生在信号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后者如长尾猴（vervet monkey）的警告声（the alarm calls），交流涉及到信号发出者、接受者和第三者之间的互动。（p40）人类语言交流兼具二元和三元特性。语言的有效使用以仪式化（ritualization）、读心术（mind-reading）、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和互利行为(reciprocal altruism)等认知能力的产生为前提条件。它们是语言能力进化前体的重要体现。仪式化是指一些行为方式在进化过程中特殊化程度不断提升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定行为型式的行为。交际符号的仪式化是语言产生的重要一步。哺乳时母子互动之类的二元交际虽然可以通过仪式化过程而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但缺乏在群体间大范围扩展开来的能力。群体范围互动学习的惯例化交流还依赖读心术。读心术是指交流者能够正确解读对方意向的行为。它使语言交流时所需要的语用推理和隐喻理解等高级认知能力成为可能。在三元交流中，语言发出者和接受者需要共同关注交际的对象，这就需要共同注意能力。共同注意能力的提升和语言交流效果的改善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化而来。（p47）语言使用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互利为导向的合作行为。语言在这种现象的产生中扮演重要作用。互利行为的进化产生使群体间的合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结构的重构。语言对维持这种新型社会结构很重要。因此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说语言在人类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维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第四章“语言之前的概念”，追溯人类复杂概念认知能力的进化前体，探寻初级动物到人类祖先之间概念表征能力的进化历程。概念是语言传递的意义的一部分。这部分意义独立于人们的具体交际行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是一种心智实体，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这部分被称为概念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进化生物学的一般规律出发，人类概念能力的进化必然要经历一个“原始概念（proto-concepts）”阶段，构成自然语言传达概念的进化前体。这种概念表征能力进化的系统分析则必然要追溯到整个动物谱系心智表征的发展历程。分离式表征（detached representations）、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和移位指称（displaced reference）三种认知能力是人类概念表征能力发展完善的关键步骤。情景记忆是指动物个体对自身经历的各种具体事件的识记能力。它是分离式表征能力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分离式表征是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一种。心智表征是认知对象在动物心智中的反映、处理和存储，可概括分为信号式表征（cued representations）和分离式表征两种。前者由外部刺激（external stimuli）直接产生，后者则与外部刺激分离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外在刺激不同程度的间接反映。分离式表征使得很多动物已经拥有较为丰富的心智生活，获得了大量以客观反映外在世界为基础的丰富的结构化信息。不过这些动物大都没有发展出复杂的丰富表达系统，将这些内在信息外化为外在的交流内容。（p100）解决上述问题的移位表征能力在人类身上进化产生，使得内在于心智的复杂信息外化为各种交际模式的交流内容成为可能。（p72-3） 第五章“我们开始拥有不同的听说能力”，主要通过跨物种比较研究和化石证据分析来梳理人类发音和语音感知能力的共同进化。人类语音产生能力与声带和喉（larynx）关系密切，语音处理能力研究则主要围绕语音独特性和处理机制两个主题展开。人类声带（vocal tract）从其与黑猩猩等其他猿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不过，其早期进化更多是一种分化（exaptation）。也就是说人类声带的很多部分最初并非为语言进化产生，很可能服务于进食和呼吸等其他功能，后逐渐分化到语言功能中来。声带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意识精细控制的神经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以便可以更好操作使用这个器官。有学者认为人类喉的降低主要是为了能够产生不同的元音，是对有效交际选择压力的逐步适应。人类喉位置的进化分两个阶段发生：第一个阶段由人类和黑猩猩共享，主要是喉相对舌骨的降低；第二个阶段只发生在人类身上，体现为在喉相对舌骨距离不变情况下由舌骨降低所带来的喉位置的进一步降低。因此准确地说，喉位置第一个阶段的降低更多是一种前适应，第二个阶段的降低才来自伴随语言能力完善而产生的发音选择压力。在语音主要特点方面，自然语言的语音是否真的很独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审视：一、人类和其他物种发声处理的共性和差异；二、人类处理语音和其他声音刺激之间的异同。（p92）在语音处理机制方面，有学者提出了语音感知运动理论（the motor theory of Speech perception）。这个理论认为语音的声学信息一抵达耳朵就自动翻译为发音信息。其可以得到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等方面证据的支持。概括说来，人类的语言器官同时为人类的话语发音和语音感知做了很好的适应，以便能够更有效地输出、感知和解读相应的语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二者共同进化而来。 第六章“创造单词”，追溯单词的进化前体及发展历程，分析单词雏形在表达模式、音节构成和语义成分等方面可能具备的特征。人类祖先在拥有语法能力之前肯定会经历一个能够使用单个单词的阶段。本文用“原始语（protolanguage）”指语言进化过程中这个出现了词汇但却缺乏语法的独词阶段。（p102）原始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词汇的进化前体。在语言特性上，原始语仅仅是一个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并不具备自然语言单词所具备的很多语法特征。在习得方式上，原始语并非一种本能，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很好获得。在语义与语境关系层面，原始语词汇兼具指示语性质单词（deictic或者indexical，指称某个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中的某个具体事物）和通用语性质单词（universal，脱离某个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概括指代某一类事物）的特点。原始单词的形式可以从其表达模式和语音成分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在原始单词的表达模式方面一直存在着手势说（gesture theory of language origin）和语音说两种对立的理论。在原始单词的语音成分方面，最早语言的音节可能只有辅音元音（CV）类型，更复杂的音节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原始单词的语义成分构成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原子观（atomistic）还是综合观（holistic）两种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一个符号直接指称某个类型个体或特定行为；后者认为某个符号直接指称某个事情或者其状态类型。在原始语最初如何产生方面，单词雏形的意义和形式之间应该有某种自然的联系，和自然语言的拟声词（onomatopoetic）类似。不过伴随着原始人交际能力提升而来的词汇量大爆发使得很多单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越来越弱，最终任意性成为词汇形式和意义方面的主导性关系。原始词汇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人类的思维能力。人类思维能力的提升同时可以给帮助他们更好地创造和理解更复杂的单词。因此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单词认知和思维创造能力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来。 第七章“打造强大的语法引擎”，分析语法的本质，探寻语法的雏形，梳理语法复杂度的发展历程。自然语言拥有二重性（duality）和生成性等语法特点。其句法可以视为将不同构式（construction）组合在一起的一套规则体系。（p129）构式多种多样。最简答的构式只有一个单词构成，更复杂的构式往往是由简单构式组合而来。在自然语言句法组合的起源上，人类语言刚开始时就像某些鸟类的鸣声一样，其句法组合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重组，不涉及语义层面的组合关系。随着语言进化的逐步发展，拥有组合意义的自然语言通过组合成分与意义元素的关联才逐渐产生。（p139）这种类似鸟类鸣声所要求的复杂顺序的掌握能力可能是语法能力发展完善的先决条件。（p132）尼加拉瓜手语（Nicaraguan Sign Language）自发产生过程的分析表明，自然语言在进化早期似乎还经历一个从句构成逐步复杂化的阶段。（p137）这种发展过程与语言句序的演化密切相关。在单词的句序上，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发现能够从其他句序自然转变为主宾谓（SOV）句序的语言。这可能是由于主宾谓（SOV）是一种更原始的句序。（p140）当前似乎不存在完全没有语法的自然语言。不过按照某些特定的标准，一些语言的语法可以判定为比另外一些语言的语法更复杂一些。一般来说，语法的复杂程度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维度来衡量：一、词汇的分类及子类别区分，类似词性的区分；二、词汇的屈折程度，也就是被语言学家称之为形态复杂性（morphological complexity）的语法特征。（p138）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在句法复杂化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过程有两个：一是从实词（content words）到虚词（function words），二是从虚词到屈折。这两种过程都是单向的。从语法化过程的这种单向性特征出发，一种合理推测是最早期的语言没有屈折和虚词。语法化并非一个抽象的施加于语言的动力规则，而是通过很多不同的机制而逐渐产生作用的过程。（p146） 第八章“发音变得复杂”，追溯不同自然语言语音系统的共同进化前体，分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如何借助于人类的听说能力而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语音系统。不同语言组织发音的方式不同。语言学家用音位系统来指代不同语言的发音系统。具有意义的最小语音对立体被称之为音位（phonemes）。语言拥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音位系统，即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元音是指气流通过口腔不受阻碍而发出的音。不同自然语言对上述发音范围的区分方式各异，因此拥有不同的元音系统。由于这种区分是对一个语音连续体的不同划分，因此理论上存在无数个元音。计算机模拟研究表明，发音独特性（distinctiveness）和使用经济性（economy）之间的张力是促进元音系统进化的主要动力。无论某种自然语言的元音总共有几个，大致都会在人类元音发音的连续体上相对平均地分散开来。这是因为一方面语音感知及处理要求语音的感知独特性越大越好，另一方面语音产生的省力原则要求语音的发音舒适度越大越好。在感知独特性和发音舒适度这两个要求相冲突的情况下，自然语言的语音系统倾向于在二者之间自发地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从上述规律出发，我们有理由推测原始语言的元音系统应该会非常简单，很可能不超过三个元音。在其发展后期，更复杂的元音区分现象才逐步产生。（p154）辅音是一个和元音相对立的概念，指气流在受到障碍时而发出的音。虽然辅音系统非常复杂，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其很可能也来自发音的独特性和舒适性之间张力的塑造。有学者提出以下假设：早期语言只用少量可以在现在几乎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的基本辅音。不过（软腭）吸气音（click sound）似乎是对以上假设的一个反证。虽然有些学者将这种非基本辅音视为原始语发音的残余。但是与之相关的基因科学等方面的证据表明，将其追溯为原始语的观点还存在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p157-8） 3.简单评价 本书具有以下优点： 一、系统阐述了一种相对完善的语言进化理论，初步分析了语言各部分的可能进化前体及演变历程。作者将语言的产生归结为先天生物遗传及后天文化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物学层面进化主要体现在以交流理解、概念认知和语音感知为核心的很多新型认知能力的产生上。它们有些产生于人类进化晚期，很可能专门为语言能力进化而来。也有一些在人类进化早期就已经出现，可能逐步分化用于语言功能。其文化层面演化主要体现为以语法、词汇和语音为核心的语言结构各成分的发展、完善上。不同语言结构的先后产生及完善和自然语言习得及使用行为的成熟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上述观点和王士元（2008，2015）及迪肯（楚行军 2016）等学者的语言进化观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和乔姆斯基（Berwick & Chomsky 2016）等以先天论语言观为导向而构建起来的语言进化理论区别较大。 二、全面地梳理了当代进化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实证进展，概括向读者展示了国际学界在语言起源和进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语言起源和进化研究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性极强的研究主题，涉及很多不同领域。（Gong, Shuai & Comrie 2014）因此赫福德对相关学术前沿进展的梳理自然会涉及到很多学科。其和Johansson（2005）类似，都是当代学界少有的由单一作者撰写而具备较高广度和深度的进化语言学专著。（楚行军 2017）Johansson（2005）的分析更多停留在梳理层面。与之相比，《指南》在本质上是从自身语言进化理论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当代进化语言学的前沿进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Johansson（2005）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学界出现更多的类似《指南》这样的专著，以加深我们对语言进化核心问题的认识。因此从Johansson（2005）到Hurford（2014）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进化语言学过去十年所取得的进步。 三、审慎提出了若干可以用来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假设，有助于推进进化语言学未来的纵深发展。本书提出的各类假设主要围绕语言核心成分的出现而构建，相关主题是我们理清语言如何进化而来的核心议题。这点我们可以以作者围绕原始语句序而提出的假设为例，来加以说明。句序的假设出现在第七章对语法起源的讨论中。作者在以古拉丁语、英语和威尔士语为例，在解释句序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指出，虽然语言的句序在历史演变中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任何现有的历史证据都支持以下论断：自然语言的句序不会从其他句序变化为主语宾语谓语（SOV）。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假设：最早的语言可能采用主语宾语谓语（SOV）的句序。也就是说主语宾语谓语（SOV）是一种更原始的句序，原始语言倾向于将动词放在句子的末尾。此类假设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待更多分析来做出具体判定，但的确为未来相关实证研究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本书具有以下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缺乏对一些学术热点的必要交代。拿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递归能力（recursive capacity）的可进化性（evolutionary plausibility）来说，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进化语言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Berwick & Chomsky 2016），后者则是当前语言起源和进化研究领域众多学术辩论关注的焦点（Hauser et al. 2002，Coolidge et al. 2011等）。本书通篇几乎没有对其做任何梳理和分析，不利于读者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解读其语言进化理论。 二、论证连贯性有提升的空间。例如第七章将自然语言的句法视为不同的构式（p129），然而既没有介绍构式语法的概念，也没有论证为何自然语言的句法就可以视为构式，甚至连这里用到的构式与构式语法研究所谈论的概念是否一致都缺少必要的交代。这种情况下，除非读者首先是一个构式语法方面的专家，否则很难理解作者论证的来龙去脉。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原始语的论述等其他地方（p102）。 三、组织结构有可完善之处。本书虽然总体思路清晰，但各章缺乏引言性绪论和概括性总论。另外，虽然作者也在166页正文末的深入阅读中附了一些相关学术背景文献，但是全书在论及语音系统进化后就陡然结尾，缺乏结论性章节来梳理本书的撰写思路、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这些都加重了读者理解的难度。 参考文献： Berwick, R. C., & Chomsky, N. 2016. 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 The MIT Press. Coolidge, F. L. , Overmann, K. A. , & Wynn, T. . (2011). Recursion: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5), 547-554. Gong, T., Shuai, L., & Comrie, B. 2014.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theory of language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space. Language Sciences, 41(1)：243-253. Hauser Marc D., Noam Chomsky. & W. T. Fitch.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Science, 2002,(22):1569-1579. Hurford, J. R. 1989. Bi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aussurean sign as a component of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ingua, 77(2)：187-222. Hurford, J. R. 2007. The Origins of Meaning.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rford, J. R. 2012. The Origins of Gramma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R. Hurford, 2014.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A Slim Guid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ansson, S. 2005. Origins of language : Constraints on Hypotheses.Amesterdam, the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Kirby, Simon. 2013.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putation: an adaptive systems approach to biolinguistics. in Boeckx, C., & Grohmann, K. (eds.) 2013.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0-477. Newmeyer, F. J. 2015.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a slim guide by james r. hurford. Language 91(2)：494-497. 成晓光,2013,《语法的起源》述介。外语教学与研究(5)：782-786。 楚行军,2006,语言进化研究动态一瞥。现代外语(4)：433-435。 楚行军,2016,迪肯语言进化观述评。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60-69。 楚行军,2017,跨学科视野下进化语言学研究的整合。 语言学论丛(2)：385-395。 王士元,2008, 演化论与中国语言学。南开语言学刊(2),1-15。 王士元,2015, 语言演化研究的几个议题。语言研究(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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