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谱牒先祖记述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 题文/韩明林我涉猎徐文化较晚，接触的各地徐氏谱牒也不够多。但感到各地徐氏谱牒中关于先祖的记述不够严谨，有些老谱（民国以前的）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仅将我个人的看法提出，供商榷。 一、关于徐氏血缘先祖的记述 祖宗。祖为根，宗为枝，来不得半点含糊。 我看过为数不多的二十几部徐氏各地宗谱和一些有关徐氏起源，徐氏相关史料中大致有三类。一类记述“根生少昊，枝出皋陶。”一类记述黄帝为先祖——昌意——颛顼……皋陶——伯益——若木。另一类还有史料说徐姓出自子姓，也即为商之后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述无论最先起源于何人，接近徐氏得姓之时都归到伯益——若木之上。这一点出奇的统一。这也和现存史料及现代考古成果能够统一起来。正如徐自强先生在其《徐氏源流考》一文中强调：“探索徐氏之血统关系，最早也只能溯源至伯益时期，以若木时期最为适宜。如果源溯至黄帝，则是无根据之比附，根本无血统可言，这里今之编族谱应努力避免的。”那么，诸多徐氏谱牒溯源黄帝或少昊，又是什么原因呢？除编谱普遍存有比附之心之外，最主要的是编谱之人为证其源，往往找历史上名人记叙作为力证。而后世不加辨审，仅抄袭而已。如很多徐氏谱牒中把皋陶列入其中，而且作为伯益之父。这一来源恐怕要追究到唐朝人张守节《正义引·列女传》，曹大家（班昭）注中的说法：“大业即皋陶，为伯益之父。”韩愈的“根生少昊，枝出皋陶”概出于此。然而张守节的注解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皋陶、伯益虽系同时代之人，同为禹之部属，也同是东夷部族之大范畴。但皋陶出自太昊部族，估计是太皞西渐后留在东夷的一支。而伯益则属少昊部族，与蚩尤、颛顼有密切的关联。《齐鲁文化通史·远古至西周卷》第三章第三节“五帝时代东夷部落发展”中关于伯益部的表述是：“伯益部是‘五帝’时代后期原东夷少昊集团后裔的总代表，其势力远远超过了皋陶部。伯益嬴姓，单名‘益’，‘伯’为后世所加诸侯之称。或又写作‘柏’。益又作翳、鷖、羿等。都是一音之转，不离‘燕’的本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保存有伯益之名的古文，写作，仍是燕子的象形。清王筠《说文释例》云：‘伯益之名，或本取嗌义，而借用嗌字也。’以燕图腾名族，此古文表示得最为清楚。” 许多宗谱中记叙徐氏先祖起自黄帝——昌意——颛顼……女修——大业——伯益——若木。也有记叙先祖起于少昊——颛顼……女修——大业（皋陶）——伯益——若木。这些记叙方式有错误如下：（一）没有考虑当时社会形态；（二）没有认识到部族首领的称谓是可以传承的；（三）没有意识到先祖名称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宗神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称谓的联系。 第一点，当时的社会形态。黄帝、少昊之时系东夷文化中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中期之时，而大夏禹、夏启之时（即伯益时）为龙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恰值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大公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中晚期。在母系社会时是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按母系社会风俗，祖孙可同图腾，而父子、父女则否。徐氏先祖由女修追溯到少昊，这是有根据的（此时仍未完成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而追溯到黄帝则失之千里。再从炎黄战蚩尤之后，中华民族在大碰撞之后实现的大融合，从实质上说，虽然东夷族首领蚩尤被杀，但其族众仍在，以颛顼为首的部族仍保持着强大的势力，这时的融合最多是在姻亲关系上扩大了范围，（这个融合好似现代的欧元体国家的形态。）这种融合中仍存在着势力的彼消此长，东夷首领颛顼等在黄帝后成为大部落联盟盟主，即可说明这一点。到大业、伯益之时，已完成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传承，记述是以父系为主体了。 第二点，部落首领的称谓是可以传承的。从各谱中记叙无论是从黄帝到若木，还是从少昊到若木，大约都在12—14代左右。而黄帝之初到夏王朝之初，时间跨度大约800余年，无论哪种记叙，代与代之间的间隔都在57年—66年之间，按人的生理功能，特别先期母系社会时期，女性生殖能力不可能代隔那么长时间，如特殊一两代尚有可能，而代代间隔那么长，这种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是决不可能的。只能说明部落首领的名字被传承，而到另外部族首领成为大部落联盟盟主之时，被作为一代记录下来。 第三点，先祖名称与崇拜。在《说文》中黄帝的黄字解释为：“地之色也，从由，光声。”所谓地之色应是后起的意义。“黄”字古文写作“”并不从田，其本义当指光明而言。甲骨文的光字，上从“火”，下从“人”，象人跪拜祭火之状。正是光明崇拜的象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黄字与东夷鸟图腾都没关系。而田经五先生指出的：“昊，天也，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到与黄帝的黄字崇拜光明好像有点联系。顾颉刚先生说：“夏殷之际，东方有太暤、少暤两大族。太暤、少暤者，非人名也，犹曰大太阳神、小太阳神耳，是两个族之图腾也。”图腾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集合体，最初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后以凤鸟为图腾。如“业”、“益”均为燕子之转音。而若木，在古夷人的称谓中，有扶桑、扶木、博桑、博木、建木等，在神话中都是指日出之地硕大无朋的太阳神树。从文化现象上分析：树、太阳、神鸟实质是大地崇拜、太阳崇拜、鸟图腾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若字的初文所描摹的原是巫师祭风之状，风至则长发摇起，以此表示“凤鸟适至”。《楚辞·离骚》云：“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洋。”可见若木总与太阳图腾、风有着联系。 因而在理解某一个名字时，不能单纯地认为就是一个人，应当客观地去分析时代背景、信仰、古、今字意等等。因此，记叙到伯益为最合适之举，而上溯少昊可在序文中提及为宜。 二、关于徐姓的起源 《说文》中解：“徐，舒也。”如果从若木受封于徐说起，就要追溯到大禹治水之初。四川雅安西蒙山顶有一幢大禹碑，系汉时所置，记述了大禹治水始于东蒙山终于西蒙山的过程。《史记·禹记》中也记述了大禹治水从沂沭治理开始的史实。山东郯城县东马陵山尚遗存禹凿山口和禹王台的遗迹。如果站在当年伯益隐于箕山之阳的箕山（今山东沂水县境，穆陵关南），俯看正南沂沭河冲积平原，就会感到一出沂蒙山区，到郯城附近豁然舒展。所以说，徐地，即舒展之地也。徐氏血缘祖伯益葬在郯北七里，一是这里是其子所封之地，若木将其父安葬于此，表示封地全承乃父之荫。二是可表伯益治水、烧山裂石、驯化鸟兽、平地掘井……功德。三是郯北七里为风水宝地，后世子孙繁衍昌盛全赖于此。故，其得姓始祖若木、征国、房、仁、豹、谦、俭、晔及十三代祖强和十八代祖侍均安葬于此。 另外，金文中“徐”字写作“余”，是表意文字，人与禾，表示当时徐氏徐氏先祖已基本形成以农耕为主体，驯化养殖动物和采集、渔猎为辅的经济活动模式。在这个时期是与海岱文化中龙山文化的中晚期相对应时期。也说明徐地的先民已完成了从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这时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几个明显特征是：一是先民聚落比较固定，聚落遗址上下时间可在一、二百年，居住房间已由较大面积（十几平米至三十几平米）完全转换为6—8㎡的住房（部落首领大殿除外）。二是墓葬陪葬品穷富明显，多的可达1000多件，少的几乎无有或几件。三是粮食生产已出现明显的富余，酿酒已成为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祭祀和食用物品。四是陪葬物品中猪的多少说明家庭财富的多少，很多大型墓葬猪的陪葬已达较大规模。从现代“家”字的写法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五是手工业的发展已具相当的水平，纺织、冶陶、冶金、柒染、木工、天文等等技术的发展已是相当的水平，其当时的历法春分之时是燕子来临之时，直到现在，燕子到郯城必定春分时，仍丝毫未变。说明当时包括徐氏部族在内的东夷文化创新与技术革命是领先于其它部族的。 再者，若木受封于徐。只能说明，若木受封之地为徐地，而不是许多徐氏谱牒中记述的受封于徐国。夏启（或仲康）封若木于徐，徐地有多大，没有明确的史料记叙，按现代考古资料分析，徐地当为今山东郯城、苍山、费县、平邑、临沭、枣庄一部，江苏新沂、邳州、东海部分地区。近期笔者考察了山东郯城境内老归昌村，该村为周初建村，村建于一台地，村北为老墨河。台地旧名曰凤凰台，该台地南北附近有诸个台地，面积虽不大，但对于沂沭河冲积平原来说，当汛期来临之际，这些不大的台地是人民居住的好地方，可有效地避开水患。笔者推测，凤凰台应当是徐姓先民或以鸟图腾的东夷族中少昊后裔居住的地方，凤凰台应是图腾安置和祭祀的地方。总之，虽然徐地的范围难以确定，但徐地的中心应在郯城，这应当是无疑的，否则诸多徐氏先祖不会安葬在郯北七里，老归昌不会叫凤凰台。 徐国的概念恐怕不是许多徐氏宗谱记叙的那样，从若木受封即为徐国，夏时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社会形态，各部族是由部族大联盟所控制。大禹、夏启虽称为帝，这只是后人的尊称，三皇五帝也同样是后人对这些部落联盟领袖的尊称。那个时候，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组合在一起的部族聚落。所有考古发现，当时聚落遗址，周边有沟，但绝无城垣，故尔这里的部族已有姓氏，可以称为××氏族，也可称为××方，××土，但决不会称国。到殷商时，封过诸侯，但也仅是封地加爵位而已。比如，西岐叫西伯侯，“西”为地域概念，“伯”为爵位，“侯”为普遍的尊称。如是而已。直到周初，周武王实行封建制度，各受封诸侯才封疆建国，这时才正式称国。因而徐国也不会例外，只有到周初才会称国。金文中“国”字为“或”，后来才由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集团大融合后，形成现在的“國”字。金文的或字表示：“戈”为兵（军队），“口”为人，“一”为地。所以说，许多记述若木建徐国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徐地到徐国的变化历程 许多谱牒记叙，若木受封于徐国（今泗洪）。不错，泗洪是徐国的一个驻地。但如研究过上古史和西周史你就会发现，这是发生在偃王以后的事了。徐两次反周，两次受打击，是有所区别的：伯禽就封于鲁，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徐。当时东夷族众之中，徐的力量是最强大的。鲁不敢开东门，说明鲁的防御重点在东方，决非远在南方的泗洪。伯禽虽然打败过徐方，但仅仅是击溃而已，对徐的力量没有根本的削弱，以至后来，海陆三十六国朝徐，才有穆王令楚伐徐，偃王仁不忍民众受伤害，不与斗走武原山下之说。从时间上说，从成王到穆王历四代，而徐氏谱牒记载大都是偃王，有的史料记载却是驹王到偃王。不管记载是谁，时间跨度多长，但两次反周是可以确定的。而第二次偃王反周的结果是偃王带军民万余走武原山（徐山）向东入海，走近海向南，传说到今浙江衢州（也有说偃王死于海上）。穆王封偃王子宗于淮、泗之间，这时泗洪半城才正式成为徐国国都。那么在这之前呢？许多人推断偃王走武原山下（今为徐山，在今徐州市东北），偃王建都一定在今徐州，不然徐州之名何来？殊不知，现在的徐州，当时叫彭城。直到三国时，曹操攻打徐州，徐州的治所尚在郯城（历史上徐州之名七迁，但均在今徐州及其以东地域，且范围不大）。驹王、偃王之时，徐国应在郯、费一带，不然对曲阜的威胁就不会那么大，以至于鲁不敢开东门了。合理的解释应当是，随着周王朝对异姓诸侯的不断打压，特别是鲁周两次对徐的直接打击，徐国为避锋芒，逐步远离鲁境向东、向南迁徙。这种迁徙是一代还是几代，因无史料佐证，难以考究了。但泗洪为偃王之子宗立国的史实，是可以确立的。因而徐氏谱牒上记述，若木受封于徐国（今泗洪）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四、徐姓的起始 徐氏在表述徐姓之起始时通常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封地为姓说，如“若木受封于徐，生四子，长子征国承徐姓……；二是徐氏以国为姓说；三是徐氏以伯益老祖起以嬴为姓，至偃王后，以国为姓（浙江省徐文化研究总会会长徐鹏在《浙江徐氏·首刊》致词）。 这三种表述，第一种以封地为姓，且将若木作为得姓之始祖，为较多徐姓族群所认可。第二种以国为姓说，显然在徐氏族群中也得到默认，且诸多宗谱也如此表述。但问题是：建国为何时？第一任国君为谁？国土在何方？第三种，徐鹏先生的表述界定于偃王后，以国为姓。这样一来问题又复杂一点了。可能徐鹏先生的表述词不达意，“至偃王后”可能主要表达为“自偃王起”的意思。试想，偃王失国之前肯定有国，不然不会有周朝第二次封侯（因偃王处周穆王时为周朝第五代君王）。那么偃王失国前的国是什么国？如是徐国，谁是第一任徐国君主？国土疆域在哪？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偃王失国出走（传说到浙江衢州，一说死于海上），以后未在立国，徐姓何来？为什么东南诸省多数徐姓族群均尊偃王为迁徙祖？问题三，偃王后以国为姓，则特指偃王之子宗受周穆王之封为子爵，迁淮、泗之间立国，按这种说法当以宗为徐姓起始之祖？淮泗之域为徐国之域？ 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留给我们的史料太少，现代出土文物可以弥补一些史料不足，但也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全部。因此，我们应当依据现有史料进行理性地分析，把存疑的问题尽可能地厘清，使我们的说法尽可能地靠近历史的真实。 “三代”时，夏、商、周虽然都是“家天下”，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夏、商是奴隶制社会体制，而周却是封建社会体制，封建这一词汇的本意是指封疆、建国。夏、商、周爵位虽都为公、侯、伯、子、男，但夏商封的是土，而周封的是疆域。公、侯、伯、子、男在夏商只是等级，而在周既是等级、又是君主。这就是在制度上有国和无国作为分界线的。 在社会形态上，夏朝是以各大集团部落大联盟的形式存在的，不太确切地比喻有点像现在的欧元共同体。这种联盟，夏王朝仅仅得到的是大联盟盟主的头衔而已，其社会基础，仍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组合，或是近亲血缘为主体的大部落群体。这时的部族或部落家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姓氏是区别我族或非我族的重要标识（好比全国通用的粮票）。而到商朝特别是商的中晚期，其社会组成的基础，渐次演变为以地域范围内，以血缘、姻缘相互交织混杂的区域利益共同体的部落形成，诸侯是区域利益共同体的酋长（但决非君主）。例如，周文王所处地域称作“西岐”，而周文王被称为“西伯侯”。在这里“西”为地域称谓，“伯”为爵位等级，“侯”则是尊称。此时部落利益为最高利益，家族利益按等级位次功绩获得。姓氏仍然是区分你、我、他的重要社会标识，但已将为区域内的标识符号（好比省或地域粮票）。到周初之时武王分封天下，周王朝称天子之国，诸侯之疆域称为诸侯国。这时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各国是在天子之国受命下的独立的全权的王国，政治、经济、军事均以封国范围为基调。家族利益已降为次等考虑的范畴，姓氏的地位渐次降至家族内部伦理管理的位置（好比地方发的购物券）。 据此，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若木受封于徐，时处夏初，伯益让位于启，隐居后不久，被启杀之。前章文中说到伯益部族十分强大，是东夷集团的总代表，可想而知，夏启要想统治稳定，仅仅杀掉威望卓著的伯益，是难以达到稳定目的的。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伐，二是抚。伐，夏启未必能胜，有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动乱或者是统治的颠覆。最好的办法就是抚了。故而才有若木受封于徐的史实。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封地在哪？根据相关史料和出土文物，以及伯益隐居于其山之阳的情况综合分析。夏禹虽属炎帝后裔，但就实力而言，是难以与东夷集团抗衡的，伯益部族人多地广，北可达沂蒙山腹地，西可近泗水流域，东到海，南到淮河之北。夏启封若木于徐，当然不可能把伯益部族所有土地都封给若木，像伯益隐居的箕山，进可一泄千里，退可进万山丛中，当然不会封给若木。把山东郯城、费县、苍山、平邑东部、临沭一部、江苏新沂北部、东海东部、邳州北部这样难守易攻的沂沭河冲积平原封给若木，既安抚了伯益部族，又压缩了伯益部原有地域，所封土地又无屏障，而且还是伯益部族原有土地，达到了出一声而稳定一方的目的。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综合的推测，是否符合史实难以界定。但，以郯城为中心的地域为若木受封之地是切实的。从徐氏先祖墓葬群在郯北七里这一情况看，徐地在郯周围是可以确定的。 封地如是，称谓何选？伯益是可以作为部族的宗神，其名号也可以传承，就像少昊、颛顼一样。但问题是，伯益与夏启互为政敌，伯益又为夏启所杀，用伯益之名，虽然是树起了以夏朝为敌的旗帜，那么用若木可否？当然可以，但问题是，若木在各部族间声望不足，同时，若木在宗社祭祀中是社树神木之名，容易在使用中混淆。因而在选择称谓时，封地之名作为称谓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当时仅称为徐方、徐族，后又增加徐夷、徐侯（商时），直到周武王分封时才称徐国。 姓氏，作为社会人群相互识别的符号，经历了有氏无姓、有姓有氏的过程。徐姓的起始，作为华夏民族发展繁衍的重要节点有必要考究清晰。综上所述，我认为，以封地为姓之说似乎更合理一些，也更能为徐氏族众接受。 以上四个问题仅为个人观点，提出的目的在于理清线索，更好地、更加深入地、更加准确地研究徐文化，为现代社会发展服务，不对之处敬请批评，不同意之点恭候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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