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海禁导致“闭关锁国”就像史书所记载的，早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诏“罢太仓、黄渡市舶司”，随后又先后下诏撤除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开始为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海禁举措做铺垫。——《明史·职官四》 随后正式“定制，片板不许入海”，开始明确推行海禁举措，限制民间沿海一带的一切贸易活动，但俗话说的好，事出必有因，明太祖朱元璋百姓出身，自然深知“民心”的重要性，所以他也绝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断绝百姓的谋生途径。——《明史·列传第九十三》 属实是因为随着倭寇在明朝沿海一带的日益肆虐，明初的“海防体系”也未健全，故而明太祖朱元璋这才秉持着“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的主张来断绝倭寇海盗势力的物资来源。——《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就像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曾说的，“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无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是出于抵抗倭寇袭掠的原因，这才决定推行“海禁”政策，虽然“海禁”极为消极，但抗倭的成效却是显而易见的。——《明太祖实录·卷二零五》 明初也确实一度呈现出“海上之警亦渐息”的良性扭转趋势，不过其负面弊端也十分明显，随着“海禁举措”推行的日益严格，明朝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也日益稀少。随后到了永乐年间，基本也就只剩下了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的“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明史·外国一》 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一边继续推行“海禁”，另外一方面还以“爱恤百姓”的名义宣告“一切造作悉皆停罢”，更是终止了明朝仅有的官方朝贡贸易体系“下西洋”航海活动。——《明英宗实录·卷十四》 欧洲大航海时代示意插图 这也就意味着截至此时，不但明朝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呈现出一副凄凉萧瑟之景，官方的“下西洋”活动亦是如此，除了跟一些附属政权依旧保持着“朝贡关系”以外，俨然断绝了一切外界联系。 从而让很多人都认为明朝正是因为“海禁”而错过了十五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开启，逐步陷入了一副“闭关锁国”的模样，固步自封，以至于在明末西方列强到来之际，实则已经全面落后，根本无力抵抗。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因为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明穆宗朱载垕就已经下诏宣布“准贩东、西二洋”解除海禁了，而且到了十七世纪以后，也俨然是呈现出一副弯道超车，再次称雄于大海的模样。——《东西洋考·卷七》 明穆宗示意画像插图 隆庆开关打破“闭关锁国”就像《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中所记载的，在明穆宗朱载垕下诏解除海禁以后，截至万历二十一年（1601年），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执政时期，明朝所开放的“福建漳州月港”港口已然是发展到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的程度。 无数源自东、西洋的商品随着明朝民间“海上贸易”的再次复苏而跨越大海，来到了明朝境内。 就好比明初时期，曾于1413年、1421年、1431年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明朝通事“马欢”，其就曾在《瀛涯胜览》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明初时期“海上贸易”的“商品目录”，前前后后列举了总共79种之多。 而在明末时期，出身官宦世家的明朝文人“张燮”，其在由他所著的《东西洋考》中同样记载了明穆宗开放海禁后的“商品目录”，前后共计116种之多。 而且其中更是有将近32种是属于“先年不见开载”的商品，也就是明朝早期并未传入明朝的商品，诸如“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等明显产自欧洲地区的商品。——《东西洋考》 明英宗朱祁镇示意画像插图 相信大家从以上案例中不难判断出，自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就开始推行的“海禁”政策，继而到正统年间经过明英宗朱祁镇的再次加强，虽然呈现出了一副“闭关锁国”的模样，但这种情形却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在到了明穆宗执政时期就被打破了。 继而凭借明朝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强大的国力，使得明朝的“海上贸易体系”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发展极为迅速的“复苏期”。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笔者所列举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什么，毕竟截至万历年间，从十五世纪末于欧洲兴起的“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启多年，几乎可以说世界各地的海洋上都已经有了西方政权的探索船队。 那么首先在对未知海洋的探索上，明朝就已然落了下风，更别提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了“福建漳州月港”这一个通商口岸，且还只有百余只拥有“船引”的商船，显然亦是处于下风，代表不了什么。 隆庆开关情景示意画像插图 隆庆开关促进明朝海商集团的崛起可是大家难道就忘了伴随着“海禁政策”，且早在隆庆、万历年间之前就已经逐渐兴起的明朝“海商集团”了吗？ 就像《崇祯长编·卷十一》中就曾明确记载着，在崇祯初年，虽然经历了“隆庆开关”，解除了海禁，但拥有“船引”的官方认证船只依旧只有百余只，然而一些规模大的“海商集团”却已然是达到了“海舶千计”的程度。 唯一的区别就是海商集团的船只没有“船引”，换句话来讲，这些“海商集团”就是表面上不被明朝所承认的“走私船队”，从事着“走私贸易”活动。而且其数量也是远远超出了明朝官方认证的正规“民间海上贸易船队”。 据史书记载，“澄民习夷，什家而七”，这也就意味着在明穆宗开海之后，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漳州海澄”俨然已经成了明朝新兴的海上通商城市，有大部分的百姓所从事的都是“海上贸易”。——《东西洋考·卷十一》 单凭这点，其实就足以证明明朝势必有着相当一部分沿海地区百姓所从事的都是“走私贸易”，否则明朝为何在万历年间却仅仅只有“百余只”拥有官方“船引”的商船呢？ 郑芝龙示意画像插图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氏海商集团”便是这“走私贸易”体系的巨头之一，其首领“郑芝龙”在天启五年（1625年）成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领头人以后，便逐渐开始在闽广沿海一带从事着亦商亦盗的“走私贸易”活动。 一边“竖旗招兵”，招兵买马，将队伍扩张成了一个拥有数千人的私人武装“海商集团”，一边又率部攻打漳浦旧镇，进泊金门、厦门，从事着“海盗”行径。——《福建通志·卷二六七》 但特别的是，郑氏海商集团“惟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异”，也正是这个原因，让郑氏海商集团跟其他的明朝沿海“海盗势力”有了天壤之别。——《福建通志·卷二六七》 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郑氏海商集团也在郑芝龙的带领下，从起初不过“不过数十船耳”的小型“海商集团”很快就发展成了“遂至七百”的大型武装“海商集团”，而此时，也仅仅过去了两年的时间，时值天启七年（1627年）。——《祟相集·卷四》 郑芝龙与荷兰船队海战示意插图 故而于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总兵俞咨皋曾“引红夷击之”，这里的“红夷”所指，就是“荷兰”船队。明朝官方在这个时候显然是想通过强势的“荷兰船队”来打击逐渐崛起且称霸明朝沿海的“郑氏海商集团”。——《靖海纪略·卷一》 可结果却是“荷兰船队”战败落荒而逃，郑芝龙则“乘胜长驱”，使得“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为之震动”。这个案例就足以证明，在明朝末年，明朝海上势力的发展程度绝对不弱于经历了“大航海时代”的西方列强。——《靖海纪略·卷一》 这个案例就足以证明截至明朝末期，明朝的海上势力确实丝毫不弱于西方列强，即便此时的郑氏海商集团跟明朝对立也不例外，因为截至此时，这次事件并没有结束，且最后明朝官方跟亦商亦盗的“郑氏海商集团”合作了。 明朝海防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重建海上秩序相信会有不少人认为明朝是不是已经压制不住“海商集团”的发展，这才找“荷兰船队”当外援，合作清剿郑芝龙的呀。 但正如史书所说，“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明朝迫于对“外来商品”的需求，不得不采取明着禁止“走私贸易”，暗地里却睁只眼闭只眼的方式来经营明朝的“海上贸易”体系。——《镜山全集》 否则凭借自明初就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且还经历了“嘉靖倭乱”的洗礼，明朝若是铁了心要打击“郑氏海商集团”的话，郑芝龙还有可能发展的如此之快，短短两年时间就崛起到足以跟西方列强对阵而不败的程度吗？显然不能。 而其原因，就正是因为“郑氏海商集团”虽然也是一个“武装海盗势力”，但其却“不追、不杀、不焚、不掠”，几乎一切行为，都是在为了保证“走私贸易”的顺利进行而服务。 明思宗朱由检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官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于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采纳了福建巡抚朱钦相的提议，以“芝龙称兵海上颇禁淫杀，不攻城堡，不害败将，人多言其 求抚之心颇真”的理由对“郑氏海商集团”进行了“招安”。而按照史书记载，郑芝龙也确实是同意了明朝官方的招安。——《崇祯长编·卷十一》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郑氏海商集团实则完成了从“走私贸易”船队到官方认证团队的转变，可以更好的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明朝官方亦是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战力强横的“民间武装船队”。两者实则成了一个“合作共赢”关系的合作伙伴。 正如《台湾外纪》所说，“遂以义士郑芝龙收郑一官功题，委为海防游击”，毫无疑问，恰好就是这一段合作共赢关系的真实体现。明朝也正因此而重新建立了一套“海上秩序”，不过在这段秩序中，明朝官方的影响力被弱化了，处于幕后，“民间海商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体。 虽然这个结果并未明确表示明朝是不是真的已经斗不过郑芝龙了，但单就明朝招安郑芝龙成功的结果来看，不管怎么说，这种“合作共赢”的关系定然是已经成立了。这是谁也不能去忽视的。
明朝“郑和下西洋”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简而言之，笔者之所以说明朝并没有因“海禁”而错过十五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其原因不是说明朝自身没有错过“大航海时代”，而是明朝能审时度势，酌情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内部的政治战略。 从而通过政治与经济的融合，将“不合法走私贸易”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变通成“合法海上贸易”，从而实现了“海上贸易”体系的弯道超车，取长补短，重新称雄于海上世界，瓦解了列强殖民的步伐，这才是最可贵的。 虽然看起来有点绕，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大家想啊，明初时期为了抵抗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禁止了“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继而到了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又进一步禁止了官方的“海上贸易”活动。即“下西洋”航海活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让明朝构成了“闭关锁国”的条件，可是到了隆庆年间，伴随着“嘉靖倭乱”的平息，明穆宗显然也是意识到了“闭关锁国”对于明朝的发展和富强极为不利，故而实施了“隆庆开关”，再次允许民间百姓通商。
明朝海盗势力示意漫画插图 换言之，明朝其实也是有着发展“海上贸易”体系，实现跟世界发展步伐趋同的意识的，可是奈何倭寇肆虐多年，明朝也确实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失去了先机。所以“隆庆开海”的成效并不算大。 那么怎么办呢？当然是转头瞄向民间，由于“走私贸易”的屡禁不止，虽然给明朝“抗倭成功”增加了不少难度，但却在无形中让相当一部分的“海盗势力”并没有错过“大航海时代”，依旧在“海洋上”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就像笔者前文列举的“郑氏海商集团”，而明朝跟“荷兰”合作清剿“郑芝龙”的事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明朝对郑芝龙实力的一次考核，否则明朝若是铁了心想打击郑芝龙，又怎么可能会放任其短短两年间发展到那么强大呢？明显就不符合常理。 结果也确实没让明朝失望，郑芝龙“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巨舰五只，夺夷夹版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战果辉煌。——《达观楼集·卷十八》
郑芝龙抵挡列强入侵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也就等同于明朝其实是通过借助“民间海商集团”的力量，弥补了此前“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漏洞，将“官、商、民”合为一体，即将“海商集团”的经济目的政治化，重建了明朝的“海上贸易秩序”，这才实现了弯道超车，重新称雄于海上世界。 不过由于明朝官方在这份“合作关系”中处于幕后，官方的影响力被弱化。所以很多人都因封建时期广为人知的“民间百姓”与“统治阶层”的对立矛盾而忽视了这一点。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明朝因海禁错过“航海时代”发展契机的主要原因。 故而，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朝实则并未因“海禁”而错过航海时代，或者说是其在明朝后期，凭借“权力与财富结盟”的形式官民合作，弥补了“海禁”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 有效促进了明朝“海上贸易体系”的恢复和变革，以及海上秩序的重建，并最终使得明朝于十七世纪走出了海上贸易发展的困境，一部分依附明朝官方的“海商集团”也因此而成了明朝阻碍列强入侵的最后一道门户。 正如史书所说，“芝龙......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自筑城于安平，......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明季遗闻·卷四》 这一段文献，便是明末海上实力强盛的真实体现，亦是明朝末期开展政治体系变革，与时俱进、万众一心，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入侵的真实体现。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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