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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子安，哈达街的老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宋子安创办了赤峰第一个戏班子，以每月500大洋之高薪聘请了当时誉满京城的杨派武生裴云亭，常驻赤峰演出。“安乐戏园”声名鹊起。日本人占领赤峰后，宋子安先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另起炉灶，成立了“泰和戏园”，并在赤峰和周边地区巡回演出，受到平民老百姓的喜爱，享誉塞外。赤峰光复后，宋子安先生又接管了赤峰大剧院，并改名“庆丰戏园”。从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宋子安先生几十年耕耘在赤峰梨园这片净土，为弘扬传统京剧艺术耗尽了毕生心血！赤峰戏曲能有今天，宋子安先生功不可没。 宋子安，号水泰，光绪五年（1879年）出生于赤峰，祖箱山西省汾阳县阳记村宋家街，后迁入赤峰。宋子安三岁丧母，父亲又续弦。五岁他又丧父，便与嗷嗷待哺的弟弟宋永德跟随继母张氏相依为命。宋子安长到十余岁，便为人牧羊，兼割草卖草度日。到青年时代就给人做长工。光绪三十年宋子安投毅军当兵，驻防在河北、承德一带，有幸接触宫廷大戏河北梆子。因河北梆子系沿袭山（西）陕（西）梆子剧目，唱念都夹杂着山西语音，引起他的怀念故土之情，因此使他对戏曲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他一面在军中服勤务，刻苦自修河北綁子，日积月累，学到不少戏曲知识，从此与戏曲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安乐戏院创办人宋子安 赤峰县城区九街三市历史分期开拓界线示意图 （红圈处为清隆店） 赤峰头道街有个清隆店，是贾家于清道光七年开设的，由宋子安的舅父贾贵臣执掌。后来舅父吸上鸦片，把清隆店以五百块大洋抵押给银行，无力赎回，后由宋子安托人求借，才得赎回。经商定，产权归贾家，清隆店由宋子安执掌，按月偿还借债并供给贾家生活费用，三年后算宋子安一个股，逐年分红。从此，宋子安开起清隆店。 北大桥是当时赤峰唯一通往北部的交通要道。一进北大桥就是清隆老店。由于地势好再加上宋子安交际广，勤于经营，到伪满时期，清隆店已发展成清隆客栈。宋子安没有房产。开店以后，借地不拆屋，在清隆店大院内的东南角盖起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垒上墙，成了独门独院，这算宋子安的唯一房产。清隆店经理职业，为宋子安的艺术事业铺开了路基。 杨子彬宅 宋子安对戏曲不是一般爱好和追求，觉得只与同仁登台票戏还不够寄托，他一直想办个戏班。1917年（民国六年）前后，赤峰县商会会长杨子彬，从翁牛特右旗王爷色旺扎布手里买下三份戏箱，经与爱好戏曲人士协商，宋子安租用杨子彬戏箱，成立起以杨子彬为财东，张仁、刘坦、玉永和、张德福等人参加的十大股戏班，定名为“安乐戏园”，这是赤峰城区最早的营业性剧团。宋子安被推举为戏园老板，负责戏园日常工作。 园址先设在赤峰后山（蜘蛛山）一家庭院里，后因庭院狭小不敷应用，经与老爷庙和尚孙瑞商定，租用庙西空地，搭起席棚作为演出场所，被赤峰人称为“戏园子”。那时主要剧种是梆子腔，演员来源是吸收王府戏班一部分演员和社会上的流动艺人。这些演员，大都是科班出身，艺道好，各有绝活，如刀马灵芝草、花旦佛动心、青衣张连才、须生郭宝臣、武生刘庆安、红净阎善亭等都很受观众欢迎，共有演职员六十余人。 《神亭岭》裴云婷孙策（左） 戏园开业之初营业很好，观众甚多。经过一年多的演出，剧目有限，演员流动性大，演出营业每况愈下。1919年专派华清池经理王永和（戏园股东）到北京以月薪五百银洋，用“驮轿”邀来京剧武主裴云亭。裴云亭来赤峰，使“安乐戏园”起死回生。裴云亭在赤峰合同期满，没能留下，回到北京。裴云亭走后，因赤峰人口有限，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时间一久，“安乐戏园”又逐渐萧条。 1920年前后，杨子彬开了三四年戏园，见此已无大利可图，无意经营，竟终止戏箱租约，欲出售戏箱，彻底脱身梨园。演出没有行头道具，几经交涉不成，只好停演。演职员看出“杨老爷”的用心，力促宋子安买下戏箱，大家跟着他干下去。宋子安的旅店虽然经济收入尚好，但刚刚还过债务，无力购买。杨子彬看到有钱的不想买，没钱的买不起，想到了宋子安爱好戏曲，又开旅店，就把心劲用在他的身上，于是杨子彬找到宋子安，要他买下戏箱。宋子安说：“杨老爷，我哪买得起戏箱啊！”杨善于心计，设了一个圈套说：“我叫你买得起就买得起。”宋子安诧异地问：“怎么买得起？”杨说：“赊给你”。宋子安信以为实，就答应了，说好三千大洋，当即写了契约，宋子安买过戏箱，杨子彬又背弃诺言，屡屡逼债。宋子安靠戏箱开戏园，只好托人从天主教堂赵主教和舅母张素贡处借来些银元送到杨公馆。 手巧不如家什妙，有了戏箱，戏园又可以办下去了。宋子安与王永和、杨建国等人，集资千元，建起“安乐戏院”，通称宋子安戏班。演出场所未变，演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主要演员有旦角刘彩珠（水上飘）、贾玉仙、赵玉霞、李丹林，须生麻子红、小你红、十二红，武生赵云亭，花脸张寿春，武花脸张西天、金万仓，武丑跟头三等。这些主演各有干秋，都是塞外知名演员。演出兴盛一时，但时间久，有的演员走了，没新角就掉座。1925年2月，又派人到北京天桥，用“驮轿”第二次将裴云亭接来，为赤峰观众献出了许多好戏。由于宋子安能团结艺人，善于经营，又有裴云亭这位台往子支撑，使“安乐戏园”一直坚持下来。 日寇侵占赤峰后，宋子安又办了三年戏园。到1936年，日本少佐西村行智为奴化中国人，占领演出场地，从宋子安手中夺走戏园子，成立赤峰大戏院。宋子安很有民族气节，是非分明，不与日寇共事，在艺人的支持下，另组自己的“泰和戏园”（泰和戏园是宋子安承袭宋家泰和堂得名），与赤峰大戏院对抗。不少演员都不愿受日本人的气，放弃较安定的演出环境，纷纷参加宋子安的“泰和戏园”。 宋子安另组泰和戏园，引起西村的不满，视其为仇日反日行为，西村在他的上司面前常说宋子安的坏话，并放出风来说，宋子安与南军有联系。西村知道宋子安在赤峰有声望，也不敢轻易惹他。说宋子安与南军有联系，用意是对宋子安进行恫吓，使“泰和戏园”停下来。宋子安不理会西村的恫吓，照样把“泰和戏园”坚持办下去，但他也不和日本人正面冲突，惹不起，躲得起。 “泰和戏园”在赤峰市内没有演出场所。春节刚过，宋子安就披星戴月领着戏班到农村去唱戏，有时还带上家里人到附近农村去看戏。一年春秋下去两次。秋季演出时间最长，每个台口一般都唱六天，也有加演三天的。一年总要下去五、六个月。那时下乡演出，交通不便，风餐露宿，生活非常艰苦，夜里没处住，就搭帐篷睡在地下。有时演出营业不好，没收入，演职员只好到农民家里要饭吃。所以有人管宋子安叫大讨饭的。只要宋子安沿村走一趟，演员们这一天就能有饭吃。“泰和戏园”除在赤峰一带农村演，也常到外县演出，往北到过乌丹、林西、林东，西至围场、隆化，南至宁城、建平，东至敖汉、朝阳、锦州的半截塔等地，每到一地演出，都受到观众欢迎，演员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乌丹彩云楼 1942年春节，“写头”事先写好台口，在乌丹与朱掌柜合伙，盖起五间土木结构能容纳七百人的简易剧场。为庆祝乌丹剧场的开业大吉，特准备加演“开台”戏。可是在开演的前一天，剧场将要完工时，由于檩木湿，房顶泥抹得太厚，致使剧场突然倒塌，把正在施工的常寿山等人压在里头，这下可吓坏了宋班主，组织演职员一齐动手，好不容易把压在里头的几名演职员抢救出来，幸好没砸死人。开台戏的戏票已经卖出去了，如不按时演戏，没有收入，六十多名演职员用什么开支？这把宋子安可急坏了。大家见班主着急的样子，都很同情他。有个叫二虎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领一把人用木头杆子和席子，一夜之间又搭起一个简易剧场，保证了第二天按时演出。“泰和戏园”有了自己的剧场，大家都非常高兴，按预定加演应节戏以示庆祝。 解放前戏界有点迷信，规定大年初一不演戏，如果演戏一年都不顺当，为了一年的吉利，在初一这一天演戏，红净、老生都得演灵官。这一天的戏，比平时早三十分钟开演。第一个进场的观众不要戏票，名曰财神票。第一场，锣鼓响后，跳灵官。四位饰演灵官的演员，手持灵官鞭，鞭上各系一挂鞭，跳唐朝判舞上场。跳毕，齐立台口，将鞭燃放完下场。第二场跳财神。两个文招财童子戴加官脸上场，手持“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两个红条幅，跳到台口，台下观众鼓掌，表示祝贺，招财童子将红条幅放到舞台正面桌子上下场。两个武招财童子，手拿元宝，跳四门，走到班主跟前，将元宝交给班主，祝福班主戏业兴隆。武招财童子回后台，文招财童子头戴加官脸，手拿牙笏上场，牙笏上写着“指日高升，招财进宝”，向观众表示祝福，台下观众又是一阵掌声，接受演员的祝福，回后台，开打，上灵官赶鬼、驱邪、宰小鸡、撒鸡血。最后上两个扫台童子，将台上鞭炮纸扫净，这个礼节戏，表演二十分钟。 赤峰庙会期间的繁华景象 梨园弟子为旧戏班“打冻”编了八句顺口溜：一九、二九，热羊死朽，三九、四九，打骂不走。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八十一，唱戏的发脾气。老板倒水，财主点烟，财主、老板照顾不到，贫汉子就要把脸翻。 中国梨园界老早就留下一年一度“打冻”的老规矩。宋子安采取猫冬的办法是，主要演员挣钱多的，每年冬都住在城里，吃住条件要好一些。如果当年演出营业好，收入多，一般演员也可以到城里来猫冬，生活也要好一些。如果当年演出营业不好，就把大部分演员安排到农村去“打冻”。在伪满康德四年以后，有四五年时间，宋子安就把一般演职员安排到赤峰北离桥头八华里的上桥头“打冻”。上桥头有一家地主叫韩国兴，是宋子安的表弟，韩家比较富有，大院内有十七间房子，腾出两间条山炕给演员住，有十几名演职员吃住在韩家，每天吃的是小米饭白菜汤，能吃饱饭。其他二十几名演职员，住在营子里的老乡家，演员吃的粮食由班主供应。 财神庙大戏楼 有一部分演员有吸大烟的嗜好，一到冬季不挣钱，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一到年根底，有的演员就背上口袋到农民家里去敛豆包。南和秋的儿子会吹呐，一进腊月，他就拿上唢呐，挨门吹，他比谁都要得多。由于嗜好所迫，有些演员实际上是要饭吃。 中国有句语：“能领干军，不领一戏。”是说戏班难领。确实，在旧社会，除戏霸把持剧院以外，一般领班唱戏的，可比其它行业的头行人更难当。宋子安从民国初年开始领戏，历经几十年操够了心，克服了各种困难，把戏班演出活动坚持到解放前，这是很不容易的。领艺人演出与领工人干活、军人打仗有很大不同。在旧社会演员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吃苦耐劳，业务上勤学苦练，认真演戏，为观众所喜爱。可是艺术工作本身，也给演员带来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艺术观点，不同的生活习惯。有本事的名演员，往往有脾气。一般演员和主演相比，脾气要小一些，工作上能任劳任怨。但也有调皮的，有的越是“柴头”、调皮越能调出花样来。在旧社会，演员和班主是雇佣关系，给啥钱干啥活。邀来的角都有合同。领班人在工作上稍有漏洞，就会出现麻烦。如果有人在开演前拿一把装病，会立即出现紧张。票卖出去了，甚至观众都进场了，不能开演怎么办？停演对观众交代不了，再说六十多口人一天的花销，都得领班人承担，所以有人说，肚量不大的人，领不了戏班。 财神庙会上唱戏酬神 宋子安在旧社会领班唱戏几十年，饱尝了领班难的滋味。领班难，除了内部人员难领外，还有外界加给的难处。有一次把海报贴在日本人的广告上，日本人把当事人找去，痛打一顿。打在工作人员的身上，痛红在宋子安的脸上，作为一个领班的连工作人员都无法保护，使他由衷地渐愧。 在县城演出要点灯照明，日伪当局看着不顺眼，以防空为名，把当事人抓起来，宋子安还得想方设法往出保人。伪满的军、警、宪、特、官更、地痞来看戏，有哪点安排不周，便处处找麻烦，轻者传讯、搜查，重者抓人打骂、封箱，不让你演出。遇见再大的困难，宋子安也得周全，当亡国奴的滋味他是深深尝受了。俗话说，“不图三分利，谁肯起五更。”有人说，宋子安开戏园子是为了挣钱，这话也是对的。可事实并不象他预想的那样。一位票界知情者说：“宋子安多年领戏，没落着钱，只落个乐和。”这是真实情况。说开戏园的不挣钱，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挣来的线，除了花费，还得买戏箱。所以他的二女儿宋玉芝曾感慨地说：“挂车领戏，有名无利！”这大概是宋子安前半生领戏的真实写照。宋子安的儿子宋毓蒲（在台湾定居）曾说：“我的父亲是个平凡的人，可是父亲对戏剧艺术，似情有独钟。常在我们兄妹面前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公道和正直，嘱为处世立身的准绳。也常介绍历史上的名人志士奋斗事迹，更鼓励我们去看戏，从中吸取教训，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发生了很大作用。”宋子安为人和蔼，对子女以身作则，除了喝红茶、闻鼻烟，别无其它嗜好。他常以统帅近百人的泰和戏班，踏遍热河全境为自豪。
哈达街中心 宋子安在赤峰够不上富户，钱不多，气也不粗，但却有一副热心。他为人豪爽，交际面广，办事公道，以和为贵，在旅店业是个代表人物，又开戏园子，挺有名气，官私两下都能支应，是赤峰城里挺活跃的头面人物，有些地主乡绅也要敬他三分。正因为宋子安是这样一位有威望的人物，所以哪家有啥事都乐意去找他。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尽力而为。他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要他出面，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市内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也落不下他。赤峰市内人口不多，商业倒挺发达，许多商户，都是从河北、山西来的，宋子安的老家也是山西，这部分商户有啥事更乐意找他帮忙。由于他能为人排忧解难，为了感激他，东水地丛芳所写的“见义勇为”和姜桂题赠的“热心公益”两块匾额挂在家里，他总以此为荣，尽力为乡亲们做点事。人们为了尊敬他，称他宋会长。有人误认为他当过商会会长。其实会长头衔的由来是，民国十九年各地筹备农会，宋子安是农民出身，在当地有声望被推为农会会长。日军侵占赤峰，宋子安不愿侍敌，被日本宪兵以“通敌罪”关押数月，被打得遍体鳞伤。释放后，毅然辞去农会职务，全力以赴地经办戏班和清隆店。
赤峰剧场 资料来源：《赤峰沧桑》《红山文史》《塞外梨园谱》 本文为原创转载须经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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