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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古今”并非专指时空意义上的“古今”了，而是泛指作为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所谓“治病大异”中的“异”又异在什么地方？很显然，异就在那个“祝由术”上。 对此，经文载：“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黄帝问得很清楚，说他听说古时治病，只是转变病人的思想精神，用“祝由”的方法就可以治愈；而现在的治病，除用药物内治外，还用针石外治，结果预后还是有好有坏，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谈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变气，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 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这段，岐伯鲜明而又详尽地将古今之人的得病机理及治疗差别做了对比。首先对古人之病，岐伯认为古时人们穴居野外，周围都是禽兽；冬天靠活动来驱寒，夏天住在阴凉地方来避暑。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人们的内心不会因爱慕而产生的累赘，在外也没有奔走求取官宦的形役；总之，在这样恬谈的生理环境下，外邪当然不易侵犯人体，所以当然也就既不需要“毒药治其内”，也不需要“针石治其外”了。而在疾病的治疗方面，自然只是仅改变一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断绝病根就足够了。但现在的疾病却就不同了。现时的人们，心里经常为忧虑所苦，形体经常被劳累所伤，再加上饮食起居经常违背四时气候和寒热的变化；如此贼风虚邪早晚会不断侵袭人体而内犯五脏骨髓、外伤孔窍肌肤了。这样，小病就会发展成为重病，而大病则就会病危或死亡！所以说，现时之病，仅依靠“祝由术”是不能把病治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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